曆史長河奔騰不息，有風平浪靜，也有波濤洶湧，讓小編來帶你走進曆史，了解曆史。
在薩爾浒這個時間段明軍控制開原、鐵嶺、撫順、撫順關、清河、寬甸、瑗陽，内線有遼陽、沈陽為樞，就努爾哈赤五萬人，集中精兵為運動戰為重點戰作準備，馬林、李如柏、杜松、劉綎諸部互相連動，必要時放棄堡壘以拖住努爾哈赤，基本上可以讓努爾哈赤無功而返，甚至創造機會進行重點打擊，這是薩爾浒明軍可以把握的基本事态，主動出擊的最大問題還是補給不足，就會必然分兵，而努爾哈赤部一旦無功而返，就會導緻糧食不足而财帛過剩，雖然明軍這邊也好不到哪去，但至少有生力量得到維持，戰局可以免于糜爛。
萬曆四十七年的後金不是天啟年間的後金，萬曆四十七年的後金沒多少炮，攻堅實力太弱，攻城消耗過大，反而樂于野，野戰的最大目的是要減少白銀投入，以維持遼東經濟運轉，求得喘息的機會，在多方努力和運輸下控制遼東物價，而戰略目标是使努爾哈赤無功而返，努爾哈赤自身财政的惡化，其實不需要赢的多大，甚至一定程度上不需要赢，隻需要消耗努爾哈赤的物資就可以了，遼東經濟圈特點決定了離開内地經濟聯系什麼都不是，建州這種奴爾幹地區的地方就更是這樣了。
薩爾浒之戰後第二年，遼東米價暴漲到一石四兩，而且後邊還有更貴的，在這種情況下，發銀子的明軍軍饷縮水是很嚴重，而在當時已經有明朝官員提出不缺銀子，缺糧的問題，但是明朝遲遲沒有反應過來，還向遼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是卻沒有很好的處理糧價這個最基本的問題，直到孫承宗侵略遼東，軍屯50萬畝，而之後明軍和後金的戰績就是守城守得住，野戰也戰的穩了，隻不過很快後方農民軍又起來了，然後明朝又削弱了對遼東的投入，否則如果就這樣一步步塔防壓過去，明朝的軍屯一天天多起來，後金的資源一天天少起來，那麼後金的覆滅，就是指日可待了。
其實明朝财政複雜程度遠高于雍正改革以後的清朝，清朝由實物财政，剛剛轉變為原額主義财政的明代留了很多過去的尾巴，明朝财政的核心是明朝的倉庫，倉庫研究是明朝财政的一把鑰匙。而原額主義财政最大特點是遇事開征新稅，就像明末的三饷和清末的厘金，都是由于正稅不敷使用的産物，而且此時朝廷的财政收入，明朝末期約兩千萬兩，清末甚至高達八千萬兩。是以我認為明朝末期的财政崩潰不是真正的财政崩潰，更不是财政體系的崩潰。
其實财政說到底是一個有強烈目的性和計劃性的政府經濟活動，各項收入支出都有明細，尤其在唐朝末年以來原額主義改革到雍正完成以後财政體系下，才是本質，除了到清朝産生奏銷制度，一些地方上有一定相對自主空間，在軍事開支上也做了很多新的變通，以及康熙和雍正兩朝财政收入從三千萬兩暴漲到六千萬兩，而支出變化并沒有那麼大以外，不管放哪朝哪代其實都沒辦法，清朝中期以前财政雖帶有明顯的預算決算色彩，但畢竟是以農業稅為主體的财政，不可能實行明确的預算決算制度，更不可能玩得出赤字财政這種高端操作。
明朝留有一部分力役還沒有變成代役錢，而且當時一些戶籍類别的人的代役錢還不是鞏固的制度，到清初才變成正式制度，這是很大一部分稅金，清朝還把一些以前明朝加的和順治朝加的稅并入正賦，僅征收原額就比明朝高至少六七百萬兩，還有就是，清初原額是按萬曆年間為标準的攤派，而到了天啟，崇祯年因為各種蠲免、人口損失，根本就收不到這麼多，各個年歲情況不一樣，但在順治十八年攤入時直接按萬曆四十七年的數額并入。
其實在古代，激勵商人往邊地戰區運糧的隻有兩種政策，一是漢文景兩朝貴粟政策為代表的運粟贈爵和抵罪，二是明朝鹽引制度為代表的運糧給鹽，由此産生了商屯，否則商人是不會拿命去發戰争财的，不過也不是沒有，晉商就做了，隻不過它是偷偷賣國，還有一種另類的，是東江鎮貿易，不過是毛文龍控制的，毛文龍死後東江鎮被占，而控制這條商道的是降清的孔有德，然而商人力量是有限的，海商風險也大，即使陸運，運到之後成本也不比當地物價低多少，官府出錢僱役運輸成本都居高不下，而私人商人成本能比官府的剝削價可能還低，是以明朝末期的财政就陷入困難。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結束了，我們下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