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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尔浒这个时间段明军控制开原、铁岭、抚顺、抚顺关、清河、宽甸、瑗阳，内线有辽阳、沈阳为枢，就努尔哈赤五万人，集中精兵为运动战为重点战作准备，马林、李如柏、杜松、刘綎诸部相互连动，必要时放弃堡垒以拖住努尔哈赤，基本上可以让努尔哈赤无功而返，甚至创造机会进行重点打击，这是萨尔浒明军可以把握的基本事态，主动出击的最大问题还是补给不足，就会必然分兵，而努尔哈赤部一旦无功而返，就会导致粮食不足而财帛过剩，虽然明军这边也好不到哪去，但至少有生力量得到维持，战局可以免于糜烂。
万历四十七年的后金不是天启年间的后金，万历四十七年的后金没多少炮，攻坚实力太弱，攻城消耗过大，反而乐于野，野战的最大目的是要减少白银投入，以维持辽东经济运转，求得喘息的机会，在多方努力和运输下控制辽东物价，而战略目标是使努尔哈赤无功而返，努尔哈赤自身财政的恶化，其实不需要赢的多大，甚至一定程度上不需要赢，只需要消耗努尔哈赤的物资就可以了，辽东经济圈特点决定了离开内地经济联系什么都不是，建州这种奴尔干地区的地方就更是这样了。
萨尔浒之战后第二年，辽东米价暴涨到一石四两，而且后边还有更贵的，在这种情况下，发银子的明军军饷缩水是很严重，而在当时已经有明朝官员提出不缺银子，缺粮的问题，但是明朝迟迟没有反应过来，还向辽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是却没有很好的处理粮价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直到孙承宗侵略辽东，军屯50万亩，而之后明军和后金的战绩就是守城守得住，野战也战的稳了，只不过很快后方农民军又起来了，然后明朝又削弱了对辽东的投入，否则如果就这样一步步塔防压过去，明朝的军屯一天天多起来，后金的资源一天天少起来，那么后金的覆灭，就是指日可待了。
其实明朝财政复杂程度远高于雍正改革以后的清朝，清朝由实物财政，刚刚转变为原额主义财政的明代留了很多过去的尾巴，明朝财政的核心是明朝的仓库，仓库研究是明朝财政的一把钥匙。而原额主义财政最大特点是遇事开征新税，就像明末的三饷和清末的厘金，都是由于正税不敷使用的产物，而且此时朝廷的财政收入，明朝末期约两千万两，清末甚至高达八千万两。所以我认为明朝末期的财政崩溃不是真正的财政崩溃，更不是财政体系的崩溃。
其实财政说到底是一个有强烈目的性和计划性的政府经济活动，各项收入支出都有明细，尤其在唐朝末年以来原额主义改革到雍正完成以后财政体系下，才是本质，除了到清朝产生奏销制度，一些地方上有一定相对自主空间，在军事开支上也做了很多新的变通，以及康熙和雍正两朝财政收入从三千万两暴涨到六千万两，而支出变化并没有那么大以外，不管放哪朝哪代其实都没办法，清朝中期以前财政虽带有明显的预算决算色彩，但毕竟是以农业税为主体的财政，不可能实行明确的预算决算制度，更不可能玩得出赤字财政这种高端操作。
明朝留有一部分力役还没有变成代役钱，而且当时一些户籍类别的人的代役钱还不是巩固的制度，到清初才变成正式制度，这是很大一部分税金，清朝还把一些以前明朝加的和顺治朝加的税并入正赋，仅征收原额就比明朝高至少六七百万两，还有就是，清初原额是按万历年间为标准的摊派，而到了天启，崇祯年因为各种蠲免、人口损失，根本就收不到这么多，各个年岁情况不一样，但在顺治十八年摊入时直接按万历四十七年的数额并入。
其实在古代，激励商人往边地战区运粮的只有两种政策，一是汉文景两朝贵粟政策为代表的运粟赠爵和抵罪，二是明朝盐引制度为代表的运粮给盐，由此产生了商屯，否则商人是不会拿命去发战争财的，不过也不是没有，晋商就做了，只不过它是偷偷卖国，还有一种另类的，是东江镇贸易，不过是毛文龙控制的，毛文龙死后东江镇被占，而控制这条商道的是降清的孔有德，然而商人力量是有限的，海商风险也大，即使陆运，运到之后成本也不比当地物价低多少，官府出钱僱役运输成本都居高不下，而私人商人成本能比官府的剥削价可能还低，所以明朝末期的财政就陷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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