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莉：咫尺天涯——美國與21世紀進步時代的開啟
作者：朱文莉，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來源：原文刊載于王緝思主編：《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20（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21年12月版；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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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2020 年美國大選的早期階段，美國進步派人物及政策主張就遭遇了挫折。與20 世紀初的進步時代不同，今日美國進步政治遭遇其改革對象的正面對抗，且未能說服内陸鄉鎮的中下層白人加盟。進步理念雖然得到青年兩代的熱烈響應，在城郊中産階級和少數族裔中也廣受支援，但改良日程上的微妙分歧使得進步派尚未形成有效的合力。美國政治體制在應對全球化挑戰中的先天不足、新技術發展對輿論空間的割裂、美國自外于世界政治潮流的心态滋長，所有這些外部不利因素也阻礙着進步政策的推進。美國重制百餘年前的政治重新整理形易實難。
關鍵詞
- 進步政治
- 美國大選
- 世界政治趨勢
2020 年美國大選為全球矚目，但真正的政策之争早在兩黨對決階段到來之前就結束了。特朗普與拜登充滿戲劇性的博弈更像是訴諸美國人的心靈，而非他們的頭腦。美國選民在2020 年11 月投票中要決定是繼續割裂、紛争、互相對抗，還是檢討、交流、和解。于是這次選舉最好的結果就是止損，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社會與經濟生活一片混亂的情況下，從政治領域開始回歸正常。當美國人忐忑不安地等待這個最低要求成為現實的時候，真正的政策創新和政治進步反而被束之高閣了。
一個多世紀以前，美國政治機制面對經濟現代化的挑戰、面對大規模移民浪潮的沖擊，顯示出足夠的彈性和穩定。從進步時代到新政，美國通過大膽且實用的改良措施緩解社會經濟不平等，為國力的持續成長奠定了可靠的基礎，進而在塑造世界秩序的博弈中占據主導地位。反觀今日，美國遇到的内外挑戰與百餘年前相似，但政治過程卻無法聚焦真正的問題，也無法進行有效應對，很多時候甚至扮演着惡化沖突的角色。在美國政治論争過程中，新進步派的聲音不僅姗姗來遲，而且始終不能占據中心舞台，在2020 年大選當中再次失去引導變革的機會。本文嘗試對此進行初步的追述和分析，觀察推動與阻礙美國進步政治潮流的因素，并對美國政治選擇的世界政治意義進行讨論。
一、進步派的大選失利
回顧過往，美國21 世紀進步派社會基礎的形成可以以2011 年開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後簡稱“占領”運動）為标志，其政治代表人物則出現在2016—2020 年的選舉周期中。“占領”運動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提出了與美國右翼“茶黨”針鋒相對的闡釋，将全球化程序造成的經濟社會不平等視為時代課題。後來發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簡稱 BLM）運動、“我也是”（Me Too）運動、青年控槍遊行（March for Our Lives），為其“友軍”進步派擴大了陣營，訴求中加入了更多的社會文化議題，但核心邏輯與“占領”運動的主張一緻——即經濟不平等造成了社會關系的緊張與沖突，傳統政治回避掩蓋沖突，必須以全面進步改革來重新整理政治。
2016 年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放棄獨立人士身份、加入民主黨總統初選，全面系統地提出進步政治政策訴求，獲得熱烈反響，對希拉裡·克林頓構成實質性挑戰。雖然他最終未能獲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但作為政治改革的象征橫空出世，震動美國政壇。特朗普的意外當選對美國兩黨建制派構成沉重打擊，同時卻刺激、激勵了進步派的變革訴求，客觀上也為其代表人物的成長提供了機會。在2018 年中期選舉當中，一批新議員憑借各種社會、文化、經濟改革主張脫穎而出，其中來自紐約州年僅29 歲的亞曆山德裡娅·奧卡西奧 – 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引起全國矚目，并且迅速活躍在熱點問題的讨論過程中。到2020 年大選的初選階段，不僅桑德斯再次出戰，而且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也以穩健改良的面貌加入競争，因早期支援 Me Too 運動而聞名的參議員吉莉布蘭德（Kirsten Gillibrand）、主張提高全民最低收入的華裔商人楊安澤（Andrew Yang）等人則将各類改革議題作為自己的競選主打内容。至少在民主黨方面，政壇代表與基層社會運動已經形成了明顯的互相呼應之勢。
2019 年下半年直至2020 年初的數場電視辯論，可以視為民主黨初選的第一階段，而進步派方面的競争者在這段時間可謂勢頭強勁。他們提出的政策創新， 如全民醫保、免費大學教育、提高最低工資保障、環保綠色新政等等，相繼成為讨論的熱點。桑德斯和沃倫因為觀點明确、了解民生疾苦、倡導變革而吸引大量支援者，在民調過程中輪流領先。相比之下，原本知名度最高、獲勝呼聲也最強烈的美國前副總統拜登卻顯得立場保守，政策模糊，無法調動基層選民的熱情， 以緻支援率逐漸下滑，拜登在辯論表現最不利的時候一度隻能排在第四位。
但是在進步派人物占據初選領先之後，民主黨内外針對他們的懷疑和批評聲音随之聚集和擴大。他們的政策主張被認為過于宏大，與現有體制無法接軌，帶來的财政負擔無法承受。一些激烈的批評者甚至指責他們會極度擴張聯邦政府權力，或者搞垮美國經濟。在逆風當中，一度領先民調支援率的參議員沃倫遭遇滑鐵盧。她的全民醫保計劃受到細節拷問，美國知名媒體聲稱計劃實際支出将遠遠超過其團隊公布的數字。沃倫随後失去領跑地位和問鼎勢頭。
2020 年春，民主黨初選進入第二階段的分州投票，桑德斯事實上成為進步派獲勝的唯一希望。桑德斯在最先投票的兩個小州獲得勝利，但拜登在接下來的南卡羅來納州初選投票前獲得當地黑人領袖的公開支援，順利拿下該州。随之舉行的“超級星期二”多州投票當中，拜登席卷了黑人黨團勢力強大的南部各州， 而得票落後的溫和派候選人紛紛宣布退出選舉，并呼籲支援者轉投拜登。民主黨建制派率先實作了大聯合。3月中旬，桑德斯與拜登在至關重要的大湖區“鐵鏽地帶”（Rust Belt）各州正面對決，拜登獲得壓倒性勝利。此時，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暴發，桑德斯已不可能利用他最擅長的大規模基層集會挽回選情，因而被迫宣布停止競選。回顧其初選失利的過程，未能獲得黑人群體認同和未能在傳統制造業地區建立優勢是桑德斯的兩大緻命傷。前者反映了文化身份課題的複雜挑戰，因為桑德斯在拉美裔民主黨選民中的人氣很高，但卻被黑人領袖批評在反歧視與拯救貧困社群方面不夠專注。後者展示的進步派弱點則更微妙。桑德斯力主以普及高等教育改善人力資本，以環保和新能源産業帶動經濟轉型，使大湖區等老工業地帶能夠順利融入服務業繁榮，但制造業工會代表的藍領階層似乎并未被這種思路說服。相形之下，拜登強調自己賓州小鎮的出身，表達對産業與區域困境的切身體驗，并以停止外包、擴大就業、購買美國貨一類簡單直接的口号成功打動基層選民。2016 年總統競選失利的教訓對民主黨可謂創巨痛深，進步派綱領如果不能深入内陸市鎮、不能被戰場州的關鍵選民群體接納，它也就失去了代表民主黨參加大選競争的機會。
拜登確定黨内提名後不久，其競選團隊就與桑德斯團隊開始進行密切接觸， 民主黨初選也進入了從黨内競逐到黨内合作的第三階段。2020年5月，拜登與桑德斯正式宣布成立聯合工作組（unity task forces），就六項關鍵内政議題協調雙方的立場，奧卡西奧–科爾特斯、前國務卿克裡（John Forbes Kerry）等知名人物都參與其中。雙方談判的結果作為一緻建議送出到民主黨代表大會，并且成為民主黨黨綱的基礎内容。在最終形成的黨綱中，進步派關注的焦點課題——打造公正經濟、推動環保與氣候政策、完善醫保體系等——均得以展現，但具體實施方案裡面，建制派的穩健節奏則壓倒了進步派積極求變的鋒芒。雙方磨合與妥協的結果是，進步派的實質政策訴求被淡化和削弱，在短期内得到落實的機會不大。如拜登在2020年大選的首場兩黨總統候選人辯論中的明确表态：“現在，我就是民主黨。”可以說，進步派已經失去利用2020 年大選開啟政治變革的機會。
二、美國進步政治的推動力量
按照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缪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描繪的政治周期，2020 年本來很有希望成為美國政治求新求變的曆史性節點。從現實政治的發展來看，21 世紀的進步政治自“占領”運動開始萌芽，而後經過多年的力量蓄積，也的确形成了足以改變政局的沖擊力。
推動當今美國進步運動的核心群體是千禧一代（1982—2000 年出生）和Z 一代（2000 年之後出生）這兩代年輕人。2020 年是所有千禧一代均超過法定投票年齡門檻的首次大選。這一代的總人口數量超過1 億，其中合格選民數量達到9000 萬，占目前美國選民總數接近40%。按照此前的青年人口投票率推算，2020年實際參與投票的千禧一代有可能超過5000 萬，估計能占到實際投票選民的36% 左右。在他們之後的 Z 一代雖然大多數還沒有獲得投票權，但在近年出現的要求重視氣候變化的示威活動、由佛羅裡達州帕克蘭高中槍擊案引發的全國範圍控槍遊行等社會行動中，他們已經是活躍的中堅力量。而且據美國媒體報道， 已經獲得投票資格的 Z 一代在2020 年大選中參與投票的意願比往年18—20 歲的同齡組高出10 個百分點，其積極參與政治的熱情令人驚訝。
各種社會調查和媒體報道都一再顯示，年輕兩代人最突出的政治傾向就是關注社會經濟不平等，以及支援政策創新與制度變革。民權運動之後出生和成長的經曆，使得多元、平等成為他們普遍認同的基本準則，對各種社會文化平權改良由衷贊同。2008 年選舉當中，先期獲得投票權的千禧一代以64% 對32% 的壓倒優勢支援奧巴馬，對美國曆史上第一位有色人種總統的誕生起到關鍵的助推作用。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年輕人的關注焦點開始由文化課題轉向經濟議題。他們之中不少人背負沉重的大學學費貸款，在經濟不景氣時期進入就業市場，工作穩定性、薪資待遇、成長空間都明顯不及他們的前輩，生活品質遠遠達不到預期。個人經曆的挫折使他們對市場配置設定财富的能力充滿懷疑，是以歡迎政府介入、呼籲采取公共政策來糾正不平等現象。自裡根革命建立的警惕大政府的右翼保守叙事對年輕兩代而言已經蒼白無力，他們看到更多的是過度放松管制導緻貪婪狂妄在管理層和極富人群中蔓延，直至引發金融海嘯，迫使包括年輕人在内的中下層群眾承擔後果。桑德斯等進步領袖主張的免除學費貸款負擔、提高最低工資、實作全民醫保等系統改良政策，恰好針對他們最關注的基本生計問題，因而激發了他們的強烈支援。以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為代表的活躍分子由此投身政壇，大膽尋求政策創新。這批進步政治新人追随桑德斯，毫不掩飾地自稱為“民主社會主義者”，冷戰意識形态之争遺留的種種禁忌對他們來說已成過去。他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就是“加拿大的醫保加瑞典的福利制度”。2019年夏蓋洛普民調（Gallup poll）則顯示，他們的态度代表了同代人之中的多數意向，有58% 的受調查年輕人（18—34 歲之間）認為這樣的社會主義政策可能有利于美國。當有學者主張将這些改良政策稱為“進步資本主義”的時候，估計這些年輕人也不會表示反對，因為對他們來說過時的意識形态标簽遠不及政策的實質内容和效果重要。
在年輕人之外，美國新世紀進步政治的支援者還包括兩個關鍵群體。一是急于尋求社會安全與經濟安全的少數族裔。無論是在金融危機之後，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經濟危機當中，少數族裔社群都不成比例地承受了最沉重的打擊。而美國社會長期遺留的種族偏見使他們的困境固化，警法系統中漠視乃至蔑視其基本公民權利的風氣屢禁不絕，不斷加劇他們對不公正待遇的憤懑。特朗普政府上台後，一再收緊移民政策，在種族問題上态度暧昧，當種族歧視引發社會抗議時忽略起因、一味主張強力鎮壓，某些言論甚至偏袒借機生事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這種态度和政策進一步刺激了少數族裔的情緒，激發他們推進制度變革的鬥志。一個有代表性的案例是亞利桑那州在近年選舉中的轉向。該州本是長期支援共和黨的堅定紅州，自1952 年以來隻有一次在總統選舉中倒向民主黨，但在圍捕非法移民的州法案刺激下，拉美裔社群自下而上組織起積極的行動網絡，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擊敗著名共和黨議員和警督，在2020年的大選競争中幫助拜登建立民調領先。
另一個頗受關注的群體是郊區中産階級。40多年前，郊區是保守派的代名詞，尼克松動員“沉默多數”的理想場所，裡根發動保守文化反彈的社會基礎。但此後的經濟社會發展卻逐漸改變了郊區的财富來源、人口組成、教育和文化傾向。特别是全球時代到來之後，郊區中産階級加入高端服務業的擴充，對社會多元化、文化寬容交流習以為常。但在全球化收益配置設定的過程中，他們又産生了強烈的相對剝奪感。經濟财富、特别是資本性收入高度集中于頂層1%人群手中，中産階級與高收入階層之間的差距逐漸演變成難以跨越的鴻溝。所謂社會流動性削弱、“美國夢”終結不隻是美國底層的噩夢，也越來越明顯地困擾着中産階級。如知名政評家海耶斯（Chris Hayes）所言，“占領”運動的爆發提供了新的文化意義上的社會分層标準，把受過高等教育但又相對無權的中産群體與極富頂層準确地區分開來。哪怕是上層中産家庭，也開始批評制度性偏袒，質疑頂層群體以放松管制為口号扭曲規則，依靠政商勾結的權力壟斷破壞公平競争。特朗普大聲疾呼“排幹沼澤”、打破建制派壟斷，一度對中産群體産生吸引力。但他在上台之後非但沒有終結華盛頓的腐敗現象，反而使權錢交易更加大行其道。特朗普本人曾拒絕将家庭資産委托獨立基金管理，其家人更是毫不避嫌地同時打理白宮政策和家族企業，各種疑點乃至醜聞連續爆出，他任命的政治官員上行下效、幹脆不經旋轉門直接公私兼顧甚至公權私用，招緻郊區中産階層的強烈不滿。同時，特朗普強調的制造業回歸與中産階級的經濟理性并不相符，他們從自身經曆中體會到産業更新的必要和可能，對特朗普政府擾亂全球經濟秩序的做法難以接受。2018 年中期選舉中，郊區中産階級脫離特朗普陣營、轉而支援進步派人士的趨勢廣受關注。1 最戲劇化的例子是一度曾被裡根贊譽為共和黨人可以終老的保守派大學營——加州橙縣（Orange County, California）。2016 年橙縣6個聯邦衆議員議席還有4個歸屬共和黨，到2018年6席居然全部被民主黨占據。
應當指出，因劃分标準不一，支援美國新世紀進步政治的三大主要群體肯定存在重合的部分。在主要群體之外，也還存在來自高學曆人群、文化知識階層、社會權利弱勢人群等次要社群，他們共同組成了推進美國新世紀政治改良與進步的陣營。
三、美國進步政治的阻礙
盡管進步運動基礎廣泛，近年來的聲勢漸強，但迄今為止仍不能定義美國政治讨論的主題，在2020 年選舉當中已經事實上失去了啟動進步變革的時機。其背後的原因耐人尋味。
首先，在多元化的進步陣營内，對于經濟課題與社會文化課題孰先孰後，各個群體的看法存在微妙且重要的分歧。一方認為經濟機會平等是社會權利平等的根基，重建大衆分享的經濟繁榮之後，各種文化多元政策才有持續推進的空間；另一方則關注弱勢群體、特别是非洲裔美國人社群的社會權利保障，認為在基本人身安全都不能得到有效保護的情況下，應當以消除系統性壓制和歧視為優先事宜。拜登選擇卡馬拉·哈裡斯（Kamala D. Harris）作為競選搭檔，有效地吸引了部分進步派的支援，但也被批評是重走身份象征政治的老路、回避經濟社會實質問題。說到底，正是進步派本身意見不一給了建制派繼續掌控發言權的機會。
其次，進步改革的目标對象——美國的大資産階層，人數雖少但能量驚人， 其運用體制維護既得利益的安排可謂盤根錯節，對進步政治的反擊迅捷高效。近半個世紀右翼保守勢力的深耕，使得美國的大資産階層在社會文化論争中遊刃有餘，在社會經濟問題上占盡優勢。盡管特朗普總統習慣性聲稱美國媒體彌漫自由派偏見，但真實情況是在經濟政策讨論中親市場、親資本、反對政府管制、質疑社會再配置設定的邏輯明顯占據主導。在這種氣氛下，進步派政治領袖的政策主張受到不成比例的批評甚至拷問。奧卡西奧–科爾特斯倡導的綠色新政被描述成扼殺經濟成長的空想；桑德斯主張的全民醫保被認定将造成聯邦财政破産；帶有學者氣質的沃倫因為嘗試提出各種務實解決方案遭到的細節質疑也最多，最終被指責醫保計劃開支無法保障而失利。相形之下，如美國網評指出的，特朗普在力保舊能源、冷落新能源産業時沒有被追問經濟得失細節，他在沒有替代計劃的情況下試圖廢除奧巴馬醫改也未被指責為擾亂經濟秩序，特朗普推出的減稅法案導緻财政赤字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所謂繁榮階段就重回年度萬億美元水準、到被迫發起緊急救助達到和平時期從未經曆的曆史高點，但是美國右翼隻要複述減稅推動增長、增長擴大稅基、赤字再多也能逐漸消失的假設推理，就沒有多少媒體追究他徹底紊亂财政紀律的責任。
反觀曆史，對照就更加強烈。20世紀初的進步運動提出反壟斷反托拉斯的口号之後，資産階層很快處于被動，交通、能源、公用事業的壟斷企業要麼被拆分，要麼被限制，政府管制順利啟動，推動平等再配置設定的累進稅制也以修正案形式寫入憲法。而新世紀進步政策讨論中，沃倫、桑德斯拆分大型金融機構、拆分大型科技公司的提議遭到正面阻擊，各種行業獨角獸都堅稱自己并未妨礙競争， 并反過來把破壞自由市場的帽子丢給政府監管機構。今日大資本階層的能量一方面依靠裡根革命以來長期培植的組織資源、智力資源和政治網絡，另一方面來自金融産業進入全球經濟時代以來在美國經濟體系中建立的核心地位。長期過度金融化已經改變了美國的産業與企業文化，以資本收益為軸的評價标準使生産與融資的關系失衡， 金融理念替代經濟理性進而主宰政策讨論，與超富階層主宰資産收益互為表裡，形成了牢固的既得利益堡壘。在他們負有直接責任的金融海嘯當中，大資産所有者能夠保持财富增長；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的意外危機當中，他們再次實作逆勢暴富，美國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完成的财富不平等報告（Billionaire Bonanza 2020）顯示，2020 年3—9 月643 位最富有美國人擁有的個人财富合計增長29%。如此驚人的财力可以支撐他們輕松壓制進步派挑戰。在美國國會出現限制股票回購聲音的時候，高盛公司公開發表報告警告說這會導緻股市崩盤。桑德斯在民主黨初選中領先的時候，華爾街咨詢機構推出所謂“桑德斯恐慌指數”，等于威脅民主黨如果選擇桑德斯則将站在資本的對立面。
最後，新世紀的進步主張未能赢得美國底層的普遍支援，其中白人底層群體更是大批站在反對一方。這是特朗普2016年選舉獲勝以來，學術界和政策界熱議的現象。比較流行的解釋是白人底層的文化認同壓倒了他們的經濟理性，他們被資産階層及右翼勢力操弄的社會課題所吸引，特别是其中的種族意象煽動了他們的恐懼與仇恨，使他們成了幫助1%超高收入群體對抗進步改良的草根力量。如果将這個判斷進一步精細化，就會發現白人底層的立場并不完全違背其經濟利益，因為他們在20世紀進步時代的社會經濟處境與今日相比存在關鍵差異。得益于20世紀第二個十年到30年代建立的社會安全網，白人底層獲得了基本生活的保障，哪怕在裡根革命提出改革“福利政治”之後，各級政府依法承擔的強制保障責任總體上也未被觸動，從進步到新政形成的政府監管體系也依然可以有效保證中小企業生存的基本環境，保證公共物品基本供給。在生存底線無憂的背景下，白人底層、特别是生活在内陸鄉鎮的白人底層，對新世紀進步派大力抨擊的經濟不平等缺乏切身體會，難以産生百年前那樣要積極解決再配置設定問題的緊迫感。
與此類似，部分中下層中産人士的經濟感受也相當複雜。新政之後美國公司制度的變革使中産階級獲得了在大企業内部升遷發展的管道。全球化經濟階段中小企業可能很難成長到與行業壟斷企業抗衡的規模，但至少在科技、文化等高端服務産業，它們可以依靠産權保護制度在産業鍊中保有一席之地，或是期待在并購出售過程中獲得财富收益。百年前的反壟斷口号能夠一呼百應，是因為它迎合了經濟自由、自主創業的傳統追求，而今上升管道的多元化卻使得中下層态度猶疑不定。盡管桑德斯在“鐵鏽地帶”各州一再宣傳，也未能說服中下層多數和自己一起發起“革命”，恰恰反映了進步領袖的政治激情與草根階層患得患失的心态。
總之，在美國新世紀圍繞進步政治的角力當中，推動一方雖社會基礎廣泛，但内部隐含分歧；反對一方是超富人群與白人中下層的組合，這種組合貌似奇特，但動員更充分且資源雄厚。即便在民主黨内部，前者也很難形成必勝的聲勢，在取代特朗普的大局考慮之下被迫讓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今昔各異的時代環境
如果以更長期的曆史視角和更廣泛的全球視野來評價新世紀美國進步政治所處的環境，它所面臨的不利條件要更為明顯，尤其是與20世紀初的進步運動相比，兩者形成鮮明對照。
其一，美國的曆史特點與政治制度設計更有利于應對現代化挑戰，而不容易克服全球化帶來的困難。經濟社會現代化帶來的是時間性斷裂；全球化則是在創造虛拟時空的同時，造成地理空間的割裂（或稱非地理性重組），如達尼·羅德裡克（Dani Rodrik）教授描述的：繁華的國際大都市與鄉村小鎮在社會文化上距離不斷拉大。衆所周知，美國是在相對簡單的社會分層基礎上建國建制，曆史文化包袱與歐亞大陸各國相比更是明顯輕微，是以在19世紀後期的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和之後20 世紀初的進步政治改良中，美國可以輕松擺脫前現代的曆史路徑束縛，大膽創制創新，更靈活地解決現代化課題。
而在當今的全球經濟時段，美國分權制衡的聯邦制度卻成了它克服空間割裂的重大障礙。“聖經地帶”（Bible Belt）長期被基督教基要派控制，反科學教育盛行；南部各州為抵制民權運動在治安、教育、社會平等諸多問題上宣揚地方自治，将終結種族隔離制度斥之為“自由派知識精英陰謀”，由此形成對曆史的扭曲解讀；裡根當政時期在“新聯邦主義”的旗幟下推行權力下放，保守右翼雖然無力改變全國範圍内的平權趨勢，但在其可以控制的地方權力範圍内，借生育權、性少數群體平等一類的争議話題渲染恐懼感，由此形成反智話語體系。由于美國聯邦政府并無自上而下推行統一教育标準的權力，基礎科學知識、基本公民常識、社會共識底線在近半個世紀裡已無法深入内陸保守地帶。教育落後、缺乏人力資本基礎使這些地區無力跟上全球經濟時代的步伐，被全球時代抛棄的怨憤反過來又強化了他們的文化保守心态，由此形成的“落後—抵抗”閉環很難被打破。是以，新世紀的美國進步政治很難像百年前那樣形成全國性的草根大聯合。
其二，随着網絡應用的普及，資訊技術時代已經由平等賦權的第一階段轉入長尾效應顯著的第二階段，其分界點可以粗略地定在2008—2012年。在這幾年中，智能手機迅速流行，社交網絡改變了大衆溝通管道。如果說前一階段的技術變革更鼓勵社會政治跨越邊界的交流、對話、碰撞；到了後一階段各種少數邊緣群體的聚合與自閉則成為普遍現象，由此造成的資訊隔絕、社群互斥、主流共識難以推廣等問題使得大衆輿論場碎片化，也改變了政治對話的規則。如美國媒體人士福爾（Franklin Foer）指出的，臉書公司（Facebook）等科技獨角獸秉持的算法以簡單關聯性替代因果關系論證，将真正的思想和邏輯排除在求知過程之外，其影響可謂立竿見影。慎思明辨、真知灼見的影響力被削弱，自封的民粹領袖反而得以用簡單話術煽動少數群體的狂熱，再依靠技術塑造的封閉輿論空間維護他們的強勢臆想。百年前進步時代引領美國基層群眾的思想者在當今的輿論環境中很可能會在薩姆納（William Sumner）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口号聲中敗下陣來。當紮克伯格和貝索斯一方面動搖主流媒體的權威性，另一方面拒絕分擔新聞守門人責任的時候，“另類事實”就能夠充斥輿論場，今日進步派領袖無法将自己的真實資訊和成熟理念傳達至基層，在政治辯論中間也就很難占據優勢。其三，美國與世界的關系在百餘年間發生的戲劇性變化對其内部進步勢力同樣不利，進步派人物從百年前屹立時代潮頭淪落至今日外援斷絕、在國内逆勢求變的境地。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初的美國自視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是工業化與現代化程序中的後來者，對歐洲同時進行的政治改良、經濟管理、市政革新等探索充滿好奇，在思想與哲學讨論中更是虛心向其他國家的學者學習。如著名曆史學者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評價的，當時美國的一流學者追求的是世界主義智識，他們心靈的形成深受歐洲主要社會理論家們的塑造，于是能夠敏銳地意識到美國在新型全球環境下的位置和責任。他們日後在美國開啟的進步改良既響應了世界政治潮流，也因其實用和創意引導了世界政治的變化。
20世紀後半期美國獲得國際體系主導權之後，其上司層的心态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自得與自滿情緒彌漫，慣于充當世界政治的引導者，忽略了解其他國家的變化，更難采取學習姿态；另一方面受冷戰意識形态對抗影響，對“非美國”的思想與社會探索充滿質疑甚至敵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的保守派是以成了在思想文化領域挑起對抗的主力。在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的冷戰高潮期，
他們通過調查“與歐洲左翼的可疑關系”成功地将自由主義主流污名化；到了80年代的新冷戰階段，他們宣揚“與蘇聯帝國的曆史性對抗”進而占據政壇優勢；延續到冷戰後的輿論場，他們又借反恐戰事之機發動新保守主義攻勢。保守右翼已經把傳統的美國例外論闡釋為美國優勝論，作為拒絕學習其他國家經驗教訓的最佳盾牌。在這種情勢下，美國進步派如果再像百年前那樣引述外國經驗或談論世界變革潮流就顯得格格不入，甚至反而招緻猜疑嘲諷。在自認偉大的喧嚣聲中，承認不足、嘗試改進的努力很容易被壓制。
五、結語
進步政治未必是解決當今美國社會經濟問題的靈丹妙藥，也未必是突破其政治僵局的唯一通途。但新世紀進步政治在美國屢遭挫折，尤其是被明顯更差的政策思路壓制，其中暴露的美國制度與文化頑疾令人驚訝。置諸全球背景下，進步改良所處的不利局面更發人深思。如果世界政治失去方向感或者更糟糕地倒向錯誤的方向，尋求和平與繁榮的國際秩序難度可想而知。在這個意義上講，美國政治面對的挑戰具備普遍性，它的應對過程對其他國家有參考價值，它最終的選擇将影響世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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