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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陝甘蘇區的前後，全國形勢正在發生急劇的變化。日本政府繼1934年4月發表企圖獨占中國的聲明之後，又于1935年發動“華北事變”，日益加緊擴大對中國的侵略。
國民黨政府繼續推行賣國政策，先後同日本簽訂了新的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把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主權拱手送給了日本。接着，日寇又制造“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企圖使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脫離中國，實行由它控制的所謂“特殊化”。國民黨政府竟答應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實際承認了冀察兩省變相的“自治”。
日本帝國主義的加緊入侵，嚴重地威脅着中華民族的生存。中日兩國之間的民族沖突急劇地上升為主要沖突。在這種情況下，國内各階級、各政治集團的政治态度都發生了新的重要變化。
一、紅軍東征的原因
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始終站在抗日反賣國賊的前列，是中國民族革命營壘的中堅力量。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共中央就明确表示，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賣國投降政策，并決定組織全國反日的群眾運動和在東北地區開展遊擊戰争；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釋出了對日戰争宣言，“正式宣布對日戰争，上司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追群眾，以民族革命戰争，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以求中國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
1933年1月17日，我黨又以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發表宣言，宣布在停止進攻蘇區、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武裝群眾的條件下，中國工農紅軍願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對日作戰協定，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1935年8月1日又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倡議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并号召全國同胞總動員，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此後，紅一方面軍主力在黨中央的直接上司下勝利完成長征，使黨上司全國革命的大學營在接近抗日前線的大西北建立起來；紅軍第二、第六軍團正在進行長征；紅四方面軍南下作成受到一些損失，但還保持着相當大的力量；南方八省的紅軍遊擊戰争已從挫折轉向恢複和發展；東北、冀東的抗日遊擊戰争也在蓬勃發展中。
以上情況表明，1935年冬季，中國已處在政治形勢大變動的前夜。如何使各種抗日和革命的力量彙合起來，組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是我黨我軍開展新局面的關鍵。
當時中共中央、紅一方面軍及其所在的陝甘蘇區，還面臨着一些實際困難。紅一方面軍的實力隻有萬餘人。蘇區的面積狹小，人口稀少，糧食和工業品缺乏，紅軍給養困難，擴軍不易。蘇區周圍的敵情仍較嚴重：在南面、西面，有國民黨的東北軍、西北軍和甯夏軍閥的步、騎兵共10多個師，蔣介石的一部分“中央軍”也正在向西(安)蘭(州)公路兩側集中；在北面，有原駐守在陝北的國民黨軍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師和新從山西調來的閻錫山部5個旅。
這些敵人，正在加緊對我實行經濟封鎖和政治破壞，并積極準備新的軍事圍攻。是以，紅軍向南、向西或向北發展都比較困難。東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線，敵軍兵力雖多，但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發展。
為了适應國内外形勢的變化，發展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17日在陝北瓦窯堡(今子長)舉行了近10天的會議，深入地讨論并制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政策和戰略方針。
會議着重地批評了那種認為中國民族資産階級不能同中國勞工農民聯合抗日的關門主義傾向和對于革命的急性病，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進一步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并相應地調整了各項具體政策，以便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參加或支援反日鬥争。這是中國共産黨的政治路線的一個重大轉變。
關于黨在新形勢下的軍事戰略問題，特别是紅一方面軍的行動方針問題，當時有過多種意見。有的主張，紅軍應“鞏固向前發展”，以鞏固陝甘蘇區為主，逐漸向渭水以北發展，尋求蔣系軍隊和東北軍、西北軍作戰；還有的主張，立即北出甯夏或五原、標頭，同日軍争先機；毛澤東主張，紅軍應利用目前蓬勃發展的抗日形勢，積極向山西發展，在發展中求得蘇區的鞏固。
毛澤東在闡述這一主張時曾指出：目前形勢正處在全國大變動的前夜，有利于革命力量發展，蘇區必須迅速向外發展，紅軍必須迅速得到擴大，并詳細闡明了東征山西的有利條件及好處。
會議經過反複讨論，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并通過了《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明确地提出，黨在目前形勢下的戰略方針是：在以堅決的民族戰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總任務之下黨和紅軍在政治、軍事宣傳和實際行動上，必須“把國内戰争同民族戰争結合起來”，1936年應“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在此方針下，紅一方面軍的行動部署，應放在打通抗日路線和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的基礎上，并以前者為中心任務。
據此，紅軍行動和蘇區發展應以山西和綏遠為主要方向。決議提出，紅一方面軍應分三步來發展和鞏固陝甘蘇區：
第一步，在陝西的南北兩線給進犯之敵以打擊，確定下一步東征時的後方安全，并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做好渡黃河東征的準備；第二步，實行東征，進入山西作戰，求得擊破同日軍勾結的閻錫山之晉綏軍主力，開辟晉西五縣以上地區成為初期的蘇區，擴大部隊和籌措給養，并保證必要時傳回陝西所需的渡河船隻；第三步，依日軍對綏遠進攻的情況，适時地由山西轉向綏遠。
決議還提出：
要使紅二、紅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發揮其削弱和牽制國民黨軍隊的戰略作用；要使長江南北的遊擊戰争恢複到發展的形勢，并在一切省份，特别是在日本占領區、“自治”區及其附近省份，發動和開展遊擊戰争；一切遊擊隊都應以民族戰争的面目出現。決議對于開展蒙、回兩個少數民族武裝鬥争的工作，開展白軍士兵革命運動，執行“抗日聯軍”政策等問題，也都作了具體的規定。
決議重申：
戰略防禦時，反對單純防禦，執行積極防禦；戰略進攻時，既要反對對革命形勢的估計不足，又要反對冒險主義和冒進政策。不論防禦或進攻，基本地是打運動戰，反對不讓寸土的陣地戰；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實行戰略上的一個拳頭主義，反對兩個拳頭主義；實行戰略内線中的戰役戰鬥外線作戰，戰略持久中的戰役戰鬥速決戰；反對戰略的及一般戰役的擊潰戰；指揮上要有通盤的計劃，反對走一步看一步，并容許統一決心下的分割指揮。為了加強軍事行動的集中統一上司，決議賦予“軍事委員會在軍事範圍内完全的權力”。
二、東征為何失敗？
當紅軍東征山西重創閻錫山之時，閻錫山一再緻電蔣介石請求中央軍入晉救援。24日，蔣介石派陳誠到山西，擔任入晉“中央軍”的總指揮，協助閻錫山指揮作戰。随後，敵人即開始組織對紅軍的反攻，企圖首先奪取由我軍控制的各渡口，封鎖黃河，爾後分别圍殲我各路軍于黃河以東地區。
紅一方面軍首長根據敵人即将對我軍大舉進攻的情況，于4月22日決定我軍今後的行動方針是：“基本的，為了向東或向北突出封鎖線，進到晉東南或晉西北；特殊的，也為了必要時西渡打楊虎城”。方面軍首長着重強調，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均須選擇十分有利的條件進行作戰，極力避免無把握之戰鬥。
4月28日，毛澤東、彭德懷在進一步分析了山西和陝西、甘肅的敵情之後，緻電周恩來和各軍團首長，指出：目前，山西方面，閻軍和蔣軍共51個團，采取堡壘主義，穩步向我推進；陝西方面，蔣介石強令東北軍、西北軍向北進攻，企圖封鎖黃河；神府地區、三邊地區和環縣、合水及其以西地區均較空虛。
“根據上述情況，方面軍在山西已無作戰的順利條件，而在陝西、甘肅則産生了順利條件，容許我們到那邊活動，以執行擴大蘇區，鍛煉紅軍，培養幹部等任務。另一方面則粉碎賣國賊擾亂抗日後方計劃，亦是目前的重要任務。”
是以，“我軍決西渡黃河，第一步集結于延長地域”。
5月2日，方面軍首長下達了渡河指令，規定全軍利用夜暗，分批經清水關、鐵羅關西渡黃河。當晚我軍開始西渡，至5月5日全部渡完，進至延長、延川、永坪地區休整。蔣、閻煞費苦心制定的圍殲我軍于黃河東岸的計劃完全落空。
紅一方面軍東征，是一次戰略性的進攻戰役。在曆時75天的作戰中，共消滅敵人約7個團，俘敵4000餘人，繳獲各種槍4000餘支(挺)，炮20餘門，取得了江河作戰的重要經驗，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并迫使“進剿”陝北的晉綏軍撤回山西，使陝北蘇區得以恢複和發展。
在此期間，我軍擴充新兵約8000人，籌款30餘萬元，并在山西20多個縣開展了群衆工作，宣傳了黨的抗日主張，擴大了我黨我軍的政治影響，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華北以至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三、西征決策的做出
斯大林在1935年夏天提出不反對紅軍靠近外蒙、新疆的建議，這是共産國際和蘇聯長期深入調查和考慮具體援助中共和紅軍問題的結果。
還在1934年9月，共産國際派駐上海的遠東局負責人就明确提議，應當盡快在蘇聯中亞細亞的阿拉木圖組織由中共軍政上司人和共産國際聯絡部人員聯合組成的中共西北局，立即調查通過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員到中國西北各省和直接援助陝北紅軍，并通過陝北接通四川紅軍的可能性。
11月初，共産國際副總書記兼聯絡局局長皮亞尼茨基也寫信給蘇聯紅軍情報局局長皮爾金，請他設法協助調查中國西北邊疆地區的情況，以便考慮經過中國西北邊界具體援助中國紅軍的可能性。
1935年4月，共産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已經明确提出應當在靠近蘇聯和外蒙的西北地區創立戰略根據地了。蘇聯國防部、蘇軍情報局和共産國際聯絡局為此組成了一個三人組，專門研究中國紅軍未來在中國西北地區的發展計劃和蘇聯援助的問題。
共産國際如此痛快地同意提供軍事援助，這讓中共中央深感振奮。根據共産國際來電的要求，中共中央馬上作出了具體的行動部署。9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的上司人，稱：“國際來電同意占領甯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領甯夏地域後即可給我們以幫助。為堅決執行國際訓示，準備在兩個月後占領甯夏。“
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靜(甯)會(甯)戰役計劃”，要求二、四方面軍全力北上，與一方面軍合力奪取隆德、靜甯、會甯、通渭地區，由四方面軍和二方面軍依次控制西蘭大道；之後一方面軍首先攻取甯夏北部，四方面軍随即奪取甯夏南部。
這時，紅二方面軍減員過多，已難承擔作戰任務；四方面軍一路打來，馬不停蹄，疲憊不堪，被服、糧食和彈藥都嚴重短缺，對擔負與中央軍争奪西蘭大道的任務感到艱巨，是以，對實行中共中央的“靜會戰役計劃”猶豫不決。
雖經毛澤東等再三解釋說明，張國焘還是堅持甯夏地區太過狹小，不應将一、四方面軍都集中于甯夏。他建議四方面軍以兩個軍由蘭州以西之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搶占永登、紅城子一帶地區；一個軍留渡口防守，兩個軍部署于漳縣一帶吸引牽制胡宗南完成任務後，三個方面軍全部轉進涼州、永登一帶，以一部向靖遠、中衛活動，配合一方面軍由靖遠甯夏段渡過黃河。
由于沒有二、四方面軍在南面的牽制，單靠一方面軍無法完成攻取甯夏的任務，中共中央不得不改變原定計劃，提出可将一方面軍主力南下，配合二、四方面軍共同完成打擊胡宗南部的任務，再回頭攻取甯夏。張國焘等對此依舊反對，堅持認為四方面軍單獨西渡，與一方面軍配合，可造成紅軍在黃河東西南岸夾擊甯夏段敵軍之勢，對作戰更為有利。
但是，這時中共中央畢竟已經與共産國際發生了關系，并取得了共産國際的正式承認。打通蘇聯的計劃，也有蘇聯和共産國際在給予指導，張國焘等雖堅持認為自己的計劃在軍事上更為安全，畢竟責任重大，不敢獨斷獨行。
是以，張國焘一面堅持己見，一面還是不能不表示願意放棄與中共中央的分歧，照指令行事。其電稱：“關于統一上司萬分重要，在一緻執行國際路線和艱苦鬥争的今天，不應再有分歧。
是以，我們提議，請張聞天等同志即用中央名義指導一切。包括四方面軍西渡計劃，如兄等仍以北進為萬分必要，請即明令停止，并告今後行動方針，弟等當即服從。“既然張國焘表示承認中央權威并願意按照中央指令行事，中共中央自然不再取協商态度，決定決斷決行。9月27日，中共中央明令四方面軍應即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從甯夏、蘭州間渡河，奪取甯夏、甘西。
二方面軍應暫在外翼箝制敵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動。·至此，張國焘等與中共中央之間圍繞着奪取甯夏作戰方針的争論告一段落，張國焘表示遵照中共中央指令停止四方面軍西渡計劃，并制定了《通(渭)莊(浪)靜(甯)會(甯)戰役計劃》，轉向北進。
而就在中共中央明令四方面軍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後一同奪取甯夏的當天，共産國際也進一步電告中共中央，蘇聯将從外蒙方向為紅軍提供援助，紅軍必須奪取綏遠定遠營，前伸至外蒙邊境接取物資。
随後，針對中共中央要求蘇方将物資盡可能運送到定遠營附近的提議，共産國際更進一步告訴中共中央，蘇聯方面将提供給紅軍300輛卡車，大約550一600噸重的軍事物資。但這些卡車不能深入到越過外蒙古邊境100公裡以外的地方，否則就等于對中國的侵略。
紅軍必須設法制服綏遠德王及其他軍閥可能的騷擾，保證這些汽車不會受到空軍的襲擊，并能夠派出足夠的部隊來接收貨物鑒于蘇方已經做好運送物資的準備，中共中央也迫不及待地改變了原定12月待黃河冰凍後再行攻取甯夏的計劃。這時恰好又發生了四方面軍遺失戰役計劃，以及蔣介石急調固原兩師南下，并催促胡宗南等部中央軍迅速推進的情況。
四、西征第一階段的失敗
是以，中革軍委于10月11日正式釋出了《十月份作戰綱領》，決定四方面軍以一個軍迅速進至靖遠、中衛地段，選擇利于攻擊中衛與定遠營之渡河點，11月1日前完成一切渡河準備，同時其主力在通渭、馬營鎮、靜甯和會甯地區就地休整，并派支隊進逼定西、隴西、武山、甘谷、秦安、莊浪、靜甯之敵，争取在10月份保持西蘭大道于我手中。
二方面軍則進至通渭、馬營鎮以北界石鋪以南地區，休息數日後轉進至靜甯、隆德線以北地區，準備爾後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軍在固原以北之防禦任務。
一方面軍之西方野戰軍主力保持同心城之樞紐地段豫旺堡于手中。一方面軍之西方野戰軍全部及定鹽一部和四方面軍之三個軍組成攻甯部隊，11月10日前展開進攻。
《十月份作戰綱領》剛一開始實施，就因對國民黨中央軍推進速度估計不足而不得不臨時改變。在蔣介石的督促下，國民黨軍從東、南西三個方向向四方面軍所在的靜甯、通渭、會甯地區猛進，四方面軍不僅完全沒有休整的條件，而且也沒有從容渡河的可能。
四方面軍剛一通過西蘭大道，國民黨軍就于23日進占了華家堡、會甯、通渭、靜甯、界石鋪等地，西蘭大道即落入其控制中。西蘭大道一失，形勢立即就變得對紅軍十分不利。四方面軍雖然搶先進抵靖遠及打拉池一帶24-26日接連運送了第30軍、第9軍和前線總指揮部過河，但因胡宗南部推進速度太快，一方面軍之西方野戰軍面臨極大壓力，彭德懷不能不要求四方面軍河東部隊與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主力協同，在郭城驿痛擊胡宗南部，以確定南線不失。
據此，四方面軍河東之第4軍、第31軍受命脫離四方面軍建制，歸紅軍總部和前線總指揮彭德懷指揮。
然而，事實上，在郭城驿誘殲胡宗南部的戰鬥并未實施；相反，原來留守河東看護渡船的第5軍因受到胡宗南部的壓迫，被迫撤過黃河。
而國民黨軍随即大規模壓至郭城驿、大盧子地區，并控制了靖遠附近的河岸。紅軍渡河攻取甯夏的行動被迫中止，紅軍被切割成河西和河東兩部分，四方面軍2.1萬人留在了河西，而3個方面軍5萬餘人則被截在了河東。
由于國民黨中央軍推進速度太快，甘北所剩地域回旋餘地太小，難以對中央軍組織具有殺傷力的戰役，是以，中共中央不僅不能讓河西部隊單獨北上奪取定遠，需要後者擔負牽制任務，而且不能不轉而向張學良求援，急切電告正在西安的中共代表葉劍英：“甯夏計劃蔣介石正積極破壞中，我方正想對策，請毅(張學良代号)亦為我籌之……問毅當此國難關頭，他有何辦法停止内戰?”
五、西征第二階段的失敗
10月30日，中革軍委向共産國際書記處報告了紅軍渡河作戰失利的情況。而幾天後，共産國際亦來電表示從外蒙援助的辦法廢棄，蘇方将改由蘇聯方向經新疆提供幫助，這次可以将援助物資增加一倍，請紅軍改由甘西河西走廊去新疆哈密接運。
對此，中共中央明确複電稱：
“從哈密輸送貨物的辦法對于我們主力紅軍已無用處，這個改變已經遲了。已渡河的紅軍約兩萬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進但通過五千餘裡路程，戰勝這一帶敵人與堡壘，需要許多時間，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并且除非你們用汽車送到安西，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一千五百裡無人煙的沙漠。“
甯夏戰役失敗了。紅軍已經無法在取得蘇聯援助的情況下與南京方面達成妥協。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固然繼續努力謀求與蔣介石在政治上取得諒解，但它深知軍事上的劣勢隻能使蔣介石進一步在政治上提高要價，結果是雙方無法妥協，蔣必定會趁機加大軍事上“圍剿”的力度，設法消滅紅軍，以便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是以，甯夏戰役失敗後，中共中央首先必須在軍事上做最壞的準備。
西路軍在甘肅西部奮戰了四個多月，傷俘敵共約2萬人，給了馬步芳、馬步青所部以沉重的打擊。西路軍的廣大指戰員以有我無敵、不畏艱險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同敵人浴血奮戰，創造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們為革命英勇獻身的精神，永為革命後人所敬仰。
193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讨論紅軍下一步行動方向問題。毛澤東明确講：本來打甯夏就沒有多大把握，隻是過去沒有看得這樣嚴重。現在計劃失敗了，紅軍必須改變行動方向，以求生存。為此應先南下平涼、泾川、長武、甯縣、正甯，然後根據情況或東進山西，或南下河南或湖北，跳到外線去。經過一年左右的長途征戰後，再設法傳回西北來。當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并電告了共産國際。
在這種情況下，也正如中共中央所預料的，蔣介石的心态明顯地發生了改變，連政治解決的話都不提了。張學良趁蔣當時在西安，壯着膽子勸蔣停止“剿共”，聯俄容共，共謀抗日。不料蔣介石一口回絕稱：“共黨能無條件的交槍受編乎?否則不論矣。“縱使“共黨當面以手槍拟之，亦不與之妥協也”。蔣說，共産國際要中共與南京中央合作而他則是要中共投降。
如果中共不答應，他非先消滅中共否則不抗日：如果俄國壓迫他必須容共才能援助他抗日，那他甯肯不聯俄。是以，蔣介石這時在王曲長安軍官訓練團公開鼓吹說：“赤匪為近敵，日本為遠敵，目前惟一任務為剿匪，否則為反動。“國共關系的形勢較以前更加惡劣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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