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
蔣介石
乘坐飛機，由西安飛往漢口，在經過新鄉的時候，他短暫停留了一段時間。恐怕老蔣自己都沒想到，這次停留竟然讓他差點送命。
原來，蔣介石一到新鄉就想去那間大名鼎鼎的“狗不理”包子鋪吃一頓，但他不知道的是，這間包子鋪恰好就是我黨的一個地下軍事情報分站。
在收到老蔣自己送上門的消息後，地下黨員中有個人說：“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啊！咱們可以設下埋伏，讓狙擊手隐藏在房頂給他一槍，把他殺了。”
這個提議一出，就得到了在場一些人的擁護。
圖|蔣介石
但這時候，一個三十歲上下的中年男人卻堅定地提出了不同的聲音：“我不同意。”
此話一出，全場嘩然，有人直接當面質疑他阻止刺殺行動的目的。但男人依舊沒有半點動搖，他擲地有聲地說：“
我們共産黨人絕對不能搞暗殺！
”
這個人，名叫
祁文山
。在他的堅持下，暗殺計劃最後取消了。
要知道，蔣介石的戒備心再強，進了這間自己挑選的“狗不理”包子鋪，他也會放松警惕，這時候動手，刺殺的成功率一定是非常高的，而阻止行動的祁文山差不多能算是蔣介石的“救命恩人”。
那麼祁文山為什麼要反對這項計劃？他究竟是什麼人？
圖|祁文山
祁文山是天津人，原名
宋一文
。他家既不尊貴，也不富裕，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城市貧民家庭。
在那個年代，窮人的命都是低賤的，他們隻能做又髒又累的苦力活，得到的報酬卻少到不夠填飽肚子。家裡包括祁文山在内一共九個孩子，每個孩子一到能幹活的年紀就跟着父親去洋行裡幹苦力，即使是這樣，全家人依舊吃不飽穿不暖。
祁文山15歲的時候，家中父母先後去世，為了活下去，他一個人跑到河南焦作，投奔自己在鐵路上當勞工的三哥。
1932年，在三哥的資助下，祁文山總算有了念書的機會。在焦作扶輪學校裡，他遇到了影響自己一生的兩位恩師——
李導民
和
楊洗壓
，這兩人當時都是中共地下黨員。
祁文山出身貧寒，他了解勞動人民的艱難的處境，也見證過九一八事變後滿目瘡痍的祖國，受過教育後眼界開闊的他想要找到一條路，能夠拯救中國，能夠讓所有受到欺壓的人民都站起來。
李楊兩位恩師為祁文山指明了道路，他從學生中站了出來，勇敢地發聲說話，痛斥這個吃人的社會。他高舉反抗帝國主義的旗幟，多次組織學生運動。
圖|現在的河南焦作
1933年，祁文山在楊洗壓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第二年，他更是憑借出類拔萃的成績順利考入了焦作扶輪中學。那時候，祁文山的三哥其實已經承擔不了弟弟的學費，是地下黨組織考慮到祁文山情況困難，資助他繼續學習的。
是以，祁文山常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
是地下黨用黨費供我念書，我必須好好學習、努力工作，完成組織交給我的任務，才能夠報答黨的恩情。
進入中學就讀的祁文山被推選為學生救國會委員，在學習之餘，他積極參加黨上司的革命活動，宣傳抗日救亡思想，激勵那些和自己一樣不願眼見中國沉淪的有志青年們。
但并不是所有人對于祁文山的所作所為都是樂見其成的。1935年12月9日，祁文山組織焦作的學生們一起參加“一二·九”愛國運動，他冒着被反動警察逮捕的風險，勇敢地走在了隊伍的最前列，反動分子也是以記住了他的長相。
圖|“一二·九”運動繪畫
第二天，收到風聲的楊洗壓就緊急通知祁文山：
快逃
！
這時候的祁文山已經是國民黨特務抓捕名單上的一員，特務帶着反動警察們一起進入學校，準備實施秘密逮捕。祁文山當機立斷，直接翻牆逃出了學校。
出于安全考慮，他甚至來不及和家人分别，就爬上了南下的火車。而他的三哥隻收到了别人轉交的字條，上面慷慨凜然地寫着一句話：“
三哥，如今國難當頭，民不聊生，我現在要為了民族解放去戰鬥了。
祁文山那時候和黨組織斷了聯系，又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隻好先在鄭州以打零工為生，後來偶遇了李導民才總算回到了黨的懷抱中。沒過多久，他就接受委派，以一名鐵路勞工的身份前往洛陽，和當地的地下黨組織會面，上司開展勞工運動。
1936年，表現優異的祁文山光榮地加入了共産黨，這一年，他不過十九歲。
圖|描繪勞工運動的畫作
到了1938年的下半年，國民黨勢力蠢蠢欲動，以蔣介石為代表的那批人忌憚在共産黨上司下日益壯大的人民武裝力量，企圖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黨組織在分析形勢後，決定将一些思想先進的青年勞工分批往延安轉移，其中就包括了在洛陽隴海鐵路地下黨組織的籌建中作出巨大貢獻的祁文山。
祁文山是1939年2月最後一批抵達延安的。當時，中共中央召開了生産動員大會，
毛澤東
在會上發言并提出了“
自己動手
”的口号。
延安軍民積極響應黨的号召，男女老少紛紛從事勞動工作，他們或是開荒種地，或是上山砍柴，或是織布紡花，在那一時期，勞動的同志們都留下了珍貴的影像。
但是祁文山卻從來沒有在鏡頭前出現過。他在進行勞動的時候，身邊就是架着攝影機的同志，每一次鏡頭快要拍到他了，他就往旁邊一讓，避開拍攝。後來，在延安馬列主義學院學習的著名電影演員
陳波兒
登台演出話劇《馬門教授》，作為參演人員之一的祁文山同樣沒有留影。
圖|陳波兒雕塑
甚至在西安八路軍的辦事處裡，身穿八路軍軍服的祁文山也沒有留下任何一張照片。
很顯然，祁文山這麼做是為了避免自己的長相暴露在攝影機下被人記錄，但他有什麼可擔心的，以至于不願意讓别人認出他的臉？
1941年9月，中央組織部通知祁文山去中央社會部報到，接着，他在組織的安排下前往蘇聯紅軍軍事學院進行學習，也就是在這次學習之後，他将自己的名字從宋一文改成了祁文山。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黨組織裡的成員為了躲避敵人的調查與搜捕都會為自己取一些化名，而祁文山改名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他将要和過去徹底割離，以另一個人的面孔活下去。
因為組織交給了他一項特殊任務，并且提出了要求：
單獨過組織生活，不準與任何人、任何地方組織發生關系，最後不管任務完成與否，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之前的祁文山哪怕身在延安，也不願意拍攝任何照片，就是為了去白區執行任務作準備。當身邊的同志們正大光明在鏡頭下留下自己為革命而奮鬥的影像時，他隻能默默地在一邊看着，像人群中一抹灰黑色的影子。
圖|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舊址
但是祁文山也好，無數個和祁文山一樣在隐蔽戰線上工作的無名英雄也好，他們始終認為，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為在他們眼裡，黨的利益永遠高于一切！
無私忘我這種精神之是以偉大，就是因為利己是生物的一種本能。但回首過去的曆史，我們能清楚看到，在共産黨的旗幟下，中國人民總能在危急關頭克服本能，奉獻出自己的生命，為更多數的同胞争取生機。
中華民族之是以屹立不倒，就是因為這樣可貴的品質。
祁文山以一個新身份遠離了黨組織，來到了危機四伏的敵占區，單獨進行工作。組織交給他的任務是：一旦日軍侵略軍北進，他就得秘密爆破僞滿洲齊齊哈爾市的一座工廠。
這座工廠是由日軍控制的，當日寇北進時，祁文山隻要完成爆破任務，就可以對日軍起到幹擾和牽制的作用。但不久後，日軍因蘇聯紅軍在蘇德戰争中占據優勢，放棄北上，改為南下，祁文山于是根據中央社會部的訓示停止執行爆破任務，按照另一種方案行動。
圖|蘇德戰争油畫
在危險的敵占區長期工作的祁文山先後去過天津、北平、新鄉這些地方收集日僞軍的軍事情報，執行黨交給他的任務。這段時期的祁文山其實是遠離黨組織的狀态，但他的革命信念從沒有過絲毫動搖，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他一直在艱難地尋找地下黨組織。
1945年，祁文山總算找到了冀魯豫地下軍事情報負責人
郭子青
，郭子青帶着他按照延安中央社會部規定的聯系方法寫成的電報回到了根據地。
祁文山焦急地等待組織的回複，不久後，一封來自中央社會部的電報傳遞到了他的手中：“
你在尋找黨，黨也一直在尋找你。
這簡短而铿锵有力的一句話讓年近三十歲的祁文山當場流下眼淚。
也就是在這一年，黨中央決定在新鄉設立冀魯豫軍事情報站，好不容易回到共産黨懷抱的祁文山接下了這個重擔，作為情報站負責人兼中共地下黨組織書記，将情報站的總站設立在自己的家中。
而為了掩護和協助祁文山進行工作，黨組織準許他的妻子
王建淑
從天津來到河南新鄉。
王建淑這名看似柔弱的女子有着一顆鋼鐵般的内心，她在之前雖然并不了解丈夫工作的具體内容，但卻清楚丈夫是在冒着生命危險辦一件利國利民的“大事”。
她毅然告别雙親，離開家鄉，千裡迢迢趕到祁文山的身邊，兩人正式結成一對革命夫婦。為了保護情報站，樸實的王建淑接受組織的建議，硬是逼迫自己在很短的時間裡改變原本的生活習性，學會打麻将和抽煙。
就這樣，王建淑将自己變成了另一種模樣。夫妻兩人一起在情報站進行掩護同志、傳遞情報等任務。
當祁文山和其他同志在屋内緊急開會時，王建淑就忠誠而堅定地守在屋外，為大家放哨。
後來王建淑的女兒
祁葆珠
提起這段往事：“母親告訴我，那時候我隻有幾個月大，她就抱着我在外屋放哨，一直到深夜會議結束。”
圖|回憶過去的祁葆珠
而祁文山除了在自己的家中設立情報站的總站，還在外頭弄了好幾家店鋪作為交通分站，其中就包括了前文提到過的蔣介石想要前往的那家“狗不理”包子鋪。
作為情報站負責人兼中共地下黨組織書記的祁文山，他對于黨的忠心、對革命的忠誠毋庸置疑，他堅決阻止其他同志的暗殺計劃，當然不可能是為了保護蔣介石，而是為大局着想
。
在蔣介石來到新鄉的兩個月前，也就是1946年的3月3日，由中共代表
周恩來
、國民黨政府代表
張治中
和美方顧問
馬歇爾
組成的“軍事三人小組”從張家口乘坐飛機來到新鄉進行視察，他們在河朔圖書館召開了國共雙方停戰協定執行會議。
祁文山判斷，在這種時候，就算他們成功刺殺了蔣介石，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不僅如此，以後戰争還會更加激烈。出于這一層考慮，祁文山堅決地保下了蔣介石的性命。
後來得知這件事的周恩來也對祁文山的意見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圖|周恩來
就這樣，在祁文山的上司下，情報站裡的同志們群策群力，源源不斷地把各種重要情報送往解放區，這些關鍵的資訊給正面戰場上英勇作戰的解放軍戰士們提供了很大幫助，部隊在戰鬥中有效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傷亡。
比如，1948年的12月，國民黨第四十軍當時就駐紮在新鄉。他們在知道500多名解放軍正在大召營駐紮休整時，立刻派出三個團，準備偷襲我軍部隊。但敵人沒想到，在自己的陣營中，潛伏着幾名地下黨組織的成員。
其中之一的
劉世英
在知道國軍的偷襲計劃後以最快速度通知了祁文山，而祁文山也派人及時将情報傳遞給了大召營的解放軍部隊。
解放軍部隊立即進行轉移，還另外設下埋伏。慢一步趕來的敵人撲了一個空，正準備收兵傳回，等候多時的解放軍戰士們就從側面打了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這個軍事情報站在祁文山和各個地下黨同志的掩藏和保護下，一直到解放後都沒有暴露，不止如此，站内工作的情報人員也一個都沒有犧牲，所有人都親眼見證了新中國的驕陽。
圖|解放軍戰士
冀魯豫社會部授予祁文山“二等人民功臣”的光榮稱号，嘉獎他從前及時準确地傳遞軍事情報。
1949年新中國成立，那些一直工作在隐蔽戰線上的情報人員也總算可以揮去眼前的陰霾，和所有中國人民一起歡呼，迎接未來美好的新生活。
祁文山也是如此，但就在他準備前往天津市警察局任職時，中共河南省委下了一道指令：“河南的幹部一個也不能走。”祁文山立即意識到了，自己作為一個地下黨員的戰鬥還沒有結束。果然，不久後一個新的任務就落到了他的頭上：繼續潛伏。
他沒有任何抱怨，堅決服從黨的安排，留下來繼續守着這個隐蔽偵查點，妻子王建淑也陪他一起，沒有公開自己的工作。
黨組織之是以需要祁文山等人繼續潛伏，是因為當時新中國才剛剛成立，國民黨勢力雖然敗退，但依舊妄想“卷土重來”，他們留下了大批特務，伺機挑起事端，破壞新中國的安定。
羅瑞卿
在全國第一次公安工作會議上就說過：“
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了，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我們同沒有拿槍的敵人還要繼續戰鬥下去。
圖|羅瑞卿
為了改造那些被俘虜的戰犯和特務，公安部門舉辦了一個“特務訓練班”，1950年，祁文山在黨組織的安排下，以國民黨特務的身份進去卧底。
他完美地掩藏了自己的身份，順利混進戰犯當中，和這群人朝夕相處。戰犯将祁文山當作和自己相同處境的“難兄難弟”，他們在秘密組織一些活動的時候也就不會刻意瞞着他。
祁文山從戰犯們口中成功套出了他們串聯準備暴動的整個計劃和執行時間，并在市警察局局長和偵察科長“提審”他的時候提供情報，幫助公安警察粉碎了這場反革命暴動，為維護新中國的和平立下大功。
後來，“認罪态度好”的祁文山被“釋放”，為了更好地執行任務，公安機關出錢在新華街給他買下一間店面作為新的隐蔽偵察點，起名為“前進體育用品店”。
祁文山白天經營店鋪的生意，晚上則和同志們在家中開會，在這群人的努力下，多起案件被偵破，那些潛伏在群衆之中的國民黨特務和外國間諜也一個個被揪了出來。
圖|年輕時的祁文山
但作為一個隐蔽戰線上的地下黨員，伴随出色工作而來的并不是光榮與獎賞，而是不為人知的辛酸。
由于祁文山是以國民黨特務的身份被關押，他的家庭也成了“反革命特務家庭”。周圍的居民時時刻刻都注意着祁家人的動向，一旦他們有什麼“異常”的舉動，就前往公安機關彙報，而民警同志也會過來進行搜查和審問。
甚至祁文山的孩子在學校裡也會因為“不堪”的背景而受到歧視。聽到父親被稱為“奸商”的祁葆珠在放學後天真地詢問祁文山這個詞的意思，祁文山沉默了很久，将女兒緊緊地摟在了懷中。
祁文山當然知道老百姓的惡語相向隻是因為誤解了自己的身份，可為了任務，他絕對不能出面澄清。是以在聽到年幼的女兒也因為自己蒙受冤屈時，他的眼裡泛起了淚光。
“
爸爸是商人，但爸爸是好人。
最後，祁文山隻是對女兒說了這麼一句話，除此之外，再沒有任何辯白。
圖|祁葆珠
1956年，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人眼中都是“資本家”形象的祁文山率先站了出來，他遵照黨的訓示，用闆車将所有财産獻給了國家，也因為他的這個舉動，一大批工商業者都主動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
無怨無悔的祁文山就這樣以另一個身份生活，他不計較群眾對自己的誤解，不講究個人的級别和待遇，也不願讓家人因自己受到任何優待，他由始至終，隻是安安心心做自己份内的事，把為國家和人民作出貢獻當成自己畢生的追求。
1963年，祁文山被調回河南省公安廳，表面上，他是河南省政協宣教處處長兼文史資料室的主任，私底下卻繼續做着隐蔽工作。
有一天，他接到省公安廳通知去中州飯店開會，遇見了時任中共河南省委副書記的
趙文甫
。趙文甫曾經也以地下黨員的身份在洛陽工作過，甚至他和祁文山就是由同一個人介紹入黨的。
在看到祁文山後，趙文甫詢問了他的近況，最後感歎道：“你是個白皮紅蘿蔔，是個無名英雄啊！”
對于1933年入團、1936年入黨，并且是黨中央從延安派出的幹部的祁文山來說，現在定的級别确實太低了，了解過情況的趙文甫當場讓省公安廳向省委組織部打報告，特别為祁文山晉升兩個級别，定為12級。
而直到1968年，祁文山才正式結束了長達27年的潛伏生涯，以自己本來的身份出現在所有人面前。
1977年，祁文山回到河南省政協工作，他先後擔任政協河南省第四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河南省工商聯、民建河南省委員會副主委兼秘書長，全國工商聯執委。
1992年，祁文山被公安部授予了“一級金盾”金質獎章。
圖|一級金盾獎章
這些榮譽是黨和國家對于這位無名英雄的肯定，但祁文山卻并沒有很看重這些東西。
他經曆過舊社會的黑暗，也經曆過許多平常人難以想象的苦楚，在決定把自己的半輩子全都奉獻給了共産黨的革命事業時，他并不是為了自己能得到什麼名譽或者利益。
從1949年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莊嚴宣布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刻，到國家日益富強的今天，祁文山雙眼見證到的和平生活，就是他想要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換來的東西。
他已經沒有任何遺憾了！
1997年6月26日的淩晨，祁文山因病逝世。這一年，他剛好八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