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在普通中國心目中是黑暗野蠻專制的時代，如“四等人制度”。元朝統治者為了統治疆域，把國内各民族分為了四等。
一等人蒙古人，他們地位最高，目的是維護蒙古貴族的特權。二等人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是最早被蒙古征服的，如畏兀兒人、粟特人等，另外，蒙古高原周邊的一些較早歸附的部族，也屬于色目人。三等人北方漢人，他們是效忠到金朝滅亡時的女真百姓，以及雲南和四川漢族人，北韓半島上的高麗人也在這一等級裡。四等人南人，特指南宋子民，是最後被蒙古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各族人民，他們社會地位最低，生活最窮苦，受到多重壓迫和歧視。還有九儒十丐之說，元朝的文人地位很低，也就比乞丐稍微好點。
法律偏向。一個色目人值40個金币，但一個南人隻值一頭驢；色目人打死漢人隻須付燒埋錢，但漢人打死色目人要償命，色目人打漢人，漢人不能還手隻能報官。還有諸如不允許漢人大型集會、學習國術、持械等，漢人五戶人共用一把柴刀,北方和中原耕地被蒙古人占為草原等 。
行使“初夜權”。在元朝的法律中并沒有明文記載這種事，但是漢人女子被蒙古人随意占有卻有其事，成吉思汗曾對他的部下說：“男子最大樂事，在于壓服亂衆和戰勝敵人，将其根絕，奪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其結發之妻痛哭，騎其駿馬，納其美貌之妻妾以侍寝席。 老大都這樣說，手下必将效焉。這是我們從一般文字了解的一些說法，仿佛這個王朝是天下最不人道的王朝，堪比桀纣，不滅亡簡直沒天理。但元代能夠統治天下漢人近百年，絕非那麼簡單，從史料和文學作品中，我們看到的是不一樣的元代普通百姓人的生活。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間，注意選用人才，采用漢法，建立各項政治制度。地方建立行省，開創我國省制先河。他勸課農桑，興修水利，發展生産。加強對邊疆地區管理，開辟中外交通，鞏固和發展多民族國家。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時推行漢化統治，進行了多項改革，其中最為重要的有四點：恢複科舉、編撰法典、出版漢語書籍、限制貴族，推行“以儒治國”的基本政策，相比于其他的元朝皇帝，元仁宗的确算是比較仁慈。
寬刑輕罰。忽必烈在即位之初就曾公開宣示臣下：“人命至重，悔将何及，朕實哀矜。”并着重提出寬刑慎法作為元朝刑法的指導思想：“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對再三，果實而後罪之。” 他還曾說過：“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雖然實際懲罰效果沒什麼大差别，但也展現了元朝統治者輕刑的思想。在統一江南後，他把南宋時期233條罪名，減少到了135條，忽必烈在位31年全國隻有不到兩千人被判處死刑。
與唐宋相比，元朝刑法放寬了許多，是中國法制史上的巨大進步，對犯罪手段隻有笞、杖、徒、流、死五種，而且在具體實行這五種刑罰手段時司法機關也格外慎重。《元史》對此評價是“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為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美國學者傑克.威澤弗德也評價說“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穩定的刑法體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溫和、更人道。”
出于人道主義精神，對于酷刑，元朝中央政府是大力禁止的。《元典章》刑部二有《禁止慘酷刑》的專門條目，規定：“鞫獄之具，自有定制，比年以來，外路官府，酷法虐人。有不招承者，跪于瓷芒瓦之上，不勝楚痛，人不能堪。罪之有無，何求不得！其餘法外慘刻，又不止比。今後似此鞫問之慘，自内而外，通行禁斷。如有違犯官吏，重行治罪，似望體皇上恤刑之本意，去酷吏肆虐之餘風，天下幸甚。”從這些條文中可以看出，元統治者還是有一些“民本”思想。
輕徭薄賦。1270年正月，忽必烈立尚書省，以回回人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阿合馬長于理财，采取多種措施，增加國庫收入。阿合馬規定了應征商稅的總額，商稅1/30，這成為有元一代通行的制度。公元6世紀，歐洲教會利用《聖經》中所謂農副産品的十分之一“屬于上帝”的說法，開始征稅，教會規定交納“什一稅”是每一個信徒的義務，元代稅收相比歐洲中世紀“什一稅”要輕許多。明萬曆沈德符認為元朝的做法“固不可法”，也承認：“前元取民最輕”。
《元史》卷十六，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壬申，中書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差徭為名七十有餘，歸附元朝後一切未征。而且這不僅是元初的記述，即在元末的情況亦複如此。明末著名的史學家談遷曾就宋、元、明三代在蘇松地區的征賦數目加以比較，并總結說：宋時賦征八分，版曹往催其賦。蘇州粟二百萬，元人減之僅百萬。當元之初，閩廣稍警，旋即安枕，吳、浙晏然。蘇松人以苦宋公田之累，如釋重負，有祝而無詛，則輕徭薄賦，實以招徕而深結之也。
“自唐以來，江南号為殷富。宋時畝稅一鬥；元有天下，令田稅無過畝三升，吳民大樂業。元統、至元之間，吳中富盛聞天下。自明初沒入張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畝至八鬥，而民始困。蓋吳中之民，莫樂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賦輕重使然也。”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元代的賦稅要比宋、明時期輕，老百姓“如釋重負，有祝而無詛”。元末明初人葉子奇在《草木子》裡記載：“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裡，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世矣！”“元惠民有局，養濟有院，重囚有糧，皆仁政也！”
實行科舉。元仁宗時主張以儒治國，重新提出“求賢取士，何法為上。”皇慶二年（1313年），元廷以科舉诏頒天下，每三年舉行一次，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道。有元一代共舉行9次科舉，科舉取士共1200餘人（包括國子監生員會試中選者），占當時文官總數4%。按比例相當于唐宋時期十分之一強，元末劉伯溫也曾經前往大都參加進士考試。除此之外，士人還可以用送錢、納粟等方式步入仕途。雖然蒙古人在全國擔任重要職務，但天下這麼大，蒙古人畢竟人少，還是要漢人來協助，大量史料證明，漢族官員在江南甚至中央擔任要職的人數要遠遠超過蒙古人。
文化繁盛。元曲，或稱元雜劇，是盛行于元代的戲曲藝術，為散曲和雜劇的合稱。元曲與唐詩、宋詞并稱。繼唐詩、宋詞之後蔚為一文學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獨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繼承了詩詞的清麗婉轉；一方面，元曲中描寫愛情、揭露時弊的作品也比曆代詩詞來得潑辣、大膽。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藝術魅力。在元朝當時人所做的元曲這種文學化的曆史記錄裡，元朝的群眾經常被比喻成“堯民”，如陳草庵有雲：“堯民堪訝，朱陳婚嫁，柴門斜塔葫蘆架。沸池蛙，噪林鴉，牧笛聲裡牛羊下，茅舍竹籬三兩家。民，田種多;官，差稅寡。”在陳的筆下，這樣的田園之樂連堯民也要驚訝，足見元代農家的富足。
又如張養浩在一首散曲裡描寫當時農村風氣是：“見斜川雞犬樂升平，繞屋桑麻翠煙生。”直接以堯民為散曲調名，可見當時的天下大治景象深入人心。杜仁傑在耍孩兒中寫道：“風調雨順民安樂，都不似俺莊家快樂，桑蠶五谷十分收，官司無甚差科。”即使在元朝天下大亂之時，江南仍有不少地方，生活水準依然很高，如昆山顧瑛憑借雄厚财力、機敏過人的才情，主持藝林盛事---玉山雅集達二十年之久。其中往來玉山亭館，與其唱和之文人多達二百餘人，今存詩三千多首，實為元代文化史上最後的輝煌。可惜元明易主之後，顧瑛被抄家沒收财産發配鳳陽颠沛流離而死，玉山風流煙消雲散。
馬可波羅就曾在他的遊記中提及對元朝城市居民的觀感：“他們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經營自己的工商業。他們彼此和睦相處，住在同一條街上的男女因為鄰裡關系，而親密如同家人。”教皇使者鄂多立克則在他的《鄂多立克東遊錄》中對元朝社會發出了最為激賞的浩歎：“這樣多不同種族的人能夠平安地相居于唯一權力的管理之下，這一事件在我看來是世間一大奇迹。”
明朝人李開先則在《西野春遊詞序》一語道破元人小康生活真實原因：“元不戍邊，賦稅輕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詠作。”就連反元奪取政權的朱元璋穿上龍袍之後也不得不承認：“如予者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時，彼時法度不明，使愚頑畏威懷德，強不淩弱，衆不暴寡，在民則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生，惠莫大焉。”“元主中國，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号小康。”
士人忘懷。就是在元朝滅亡後，文人雅士們對元朝還念念不忘，而且心念元朝的文人們人數還不少，最顯著的就是元朝戶部尚書張昶，他在被朱元璋抓住了之後當了明朝的官，但這位老哥一直身在曹營心在漢，偷偷地和元朝勾結，事情敗露後張昶竟然絲毫無愧色的寫了幾個大字：“身在江南，心思塞北”。
蒙古大将王保保手下也有個叫蔡子英的人才，對元朝可謂忠心耿耿，在戰鬥中蔡子英也當了俘虜，結果他堅決不肯投降，對着朱元璋就哭，日哭夜哭，反正就是懷念舊主，朱元璋無奈隻得把他放走了。當然你可以解釋為這兩個都是被元朝給洗腦了，畢竟和其他被壓迫的同胞相比他們都是既得利益者，是以就成為了蒙古人忠實的幫兇。除了官員，修行的道士們以及在野的隐士們好像也對元朝念念不忘。最典型的就是元末明初著名道士張三豐，在金庸先生的小說《倚天屠龍記》裡把張三豐寫成了反元義士，但現在道教界公認的張三豐的兩首詩歌作品中都出現了“大元遺民”，比如說《賣花聲》：“無根樹下說真常，六道含靈共一光。
會得威音前後事，本無來去貌堂堂。明洪武十七年，歲在甲子中和節，大元遺老張三豐自記于武當天柱峰之草廬。”《自題敕封通微顯化真人诰命後跋》中記載：“大元遺老三豐道人書。”都已經洪武十七年，大明已經定鼎天下快二十個年頭了，張三豐還自認為元朝人，這哪是什麼反元義士，分明就是元朝的順民嘛!
對于士人們來說，元朝和南宋也沒什麼差別，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還要比南宋時期過得快活和自由。朱重八的重要謀士劉伯溫這樣回憶：“士大夫安享富貴而養功名，文人雅士渲染太平，歌舞升平，極盡侈糜之能事”。士大夫們過得都很爽!是非常美哉、快活的！嗯，其實這就是這些士子們懷念元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