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這個人光環很多，“法家先驅”、“聖人之師”，諸如此類，被後人認為是實至名歸。
在管仲的齊國改革中，其所推行的主要是“倉廪衣食、選賢任能、叁國伍鄙、尊王攘夷”十六字方針，在其任内，齊國的經濟國力發展到巅峰狀态，這也是齊桓公在位數年之間，齊國大軍北可達遼東，遠至荊楚，皆靠齊國國力使然，行政管理系統化、士農工商穩定化、軍事管理規範化，齊國霸業與管仲之名互為成就。但就十六字方針看來，其中細節之處，亦對齊國荼毒深遠。
所謂倉廪實衣食足，在管仲方略中，是《國語》中“遂滋民，與無财”，也是《史記》中的“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就是全面發展商業貿易，這在小農意識占據主流的春秋戰國時代，是不可想象的。商業發達的時代，往往是較為和平的時期，在戰亂時期民不聊生，時局多變，商業的生存空間是相當狹窄的，況且自古以來的中原，對商業是比較鄙視的。
管仲此舉确實也有遠謀，當然在齊國推行如此改革，也是齊桓公父輩們創造的齊國的穩定局面，為這樣的經濟政策提供了堅實基礎。隻是，齊國群眾也自此更為崇尚發展經濟，人心思經濟，少了人心思戰，齊人“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蹋鞠者”，民之所欲，決定其未來走向，管仲首創娼妓制度，這個制度當時主要為解決群眾沖突，王室貴族掠奪美女入宮，一人獨享數位女子，直接導緻民間男子難有婚配，沖突日漸深厚，娼妓制度的确對這種沖突産生積極作用，對齊國商業發展也有助推作用，但齊人淫逸享樂之風，也從此時有了苗頭。這樣的齊人，遇到秦國全民皆兵，自就落于下風。
叁國伍鄙，說的是“叁其國而伍其鄙”，管仲對行政和軍事管理系統進行變革，在管仲之前，齊國雖為強大，但其宗室部族力量過于強大，可能會侵犯王權。管仲最早将齊國疆域進行劃分，都城設士、工、商三鄉，分派三官進行管理。而國都外的地區，則劃分為五個屬地，設立五大夫五正官管理，設縣、鄉、卒、邑，有縣帥、鄉帥、卒帥、司官。這種行政體系将權力進行分散集中，統歸齊國國君掌控，極大的改變了齊國的行政系統。而其“作内政而寄軍令”亦通過這個舉措，達成軍政合體，基層組織“守則同固，戰則同強”，不過這種體系如若遇上明君聖主，則越顯穩固；而若遇昏君庸主，則可能如同烏合之衆，潰敗千裡，後來的燕國樂毅伐齊，即源自于此。
史書中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如此對管仲評價之高。春秋戰國的所謂仁義之師，所謂“義”戰，也即從管仲傳承而下，春秋時代常常為後世所認可的仁義之師，也就齊桓公和晉文公兩人而已，有趣的是，這兩個諸侯都生活在管仲前後，而且都少有對中原諸侯的征伐，齊國征伐山戎，晉國抵禦楚國，都是在正統思想中。
仁義之師的荼毒，在中原諸侯之間影響深遠，即便處于亂世，所謂仁義無非是诓人的東西，根本算不得準。後來宋襄公也想學齊桓公和管仲的仁義，樹面大旗，到處招搖，卻終于露出了國力衰敗的本來面目。宋襄公是舍本逐末，是搞颠倒了，他是不懂得槍杆子裡出政權的道理，必須有強大的國力才可能支援霸業。這即是當年管仲之政策對他的荼毒。
舉報/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