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这个人光环很多，“法家先驱”、“圣人之师”，诸如此类，被后人认为是实至名归。
在管仲的齐国改革中，其所推行的主要是“仓廪衣食、选贤任能、叁国伍鄙、尊王攘夷”十六字方针，在其任内，齐国的经济国力发展到巅峰状态，这也是齐桓公在位数年之间，齐国大军北可达辽东，远至荆楚，皆靠齐国国力使然，行政管理系统化、士农工商稳定化、军事管理规范化，齐国霸业与管仲之名互为成就。但就十六字方针看来，其中细节之处，亦对齐国荼毒深远。
所谓仓廪实衣食足，在管仲方略中，是《国语》中“遂滋民，与无财”，也是《史记》中的“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就是全面发展商业贸易，这在小农意识占据主流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商业发达的时代，往往是较为和平的时期，在战乱时期民不聊生，时局多变，商业的生存空间是相当狭窄的，况且自古以来的中原，对商业是比较鄙视的。
管仲此举确实也有远谋，当然在齐国推行如此改革，也是齐桓公父辈们创造的齐国的稳定局面，为这样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坚实基础。只是，齐国民众也自此更为崇尚发展经济，人心思经济，少了人心思战，齐人“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民之所欲，决定其未来走向，管仲首创娼妓制度，这个制度当时主要为解决民众矛盾，王室贵族掠夺美女入宫，一人独享数位女子，直接导致民间男子难有婚配，矛盾日渐深厚，娼妓制度的确对这种矛盾产生积极作用，对齐国商业发展也有助推作用，但齐人淫逸享乐之风，也从此时有了苗头。这样的齐人，遇到秦国全民皆兵，自就落于下风。
叁国伍鄙，说的是“叁其国而伍其鄙”，管仲对行政和军事管理系统进行变革，在管仲之前，齐国虽为强大，但其宗室部族力量过于强大，可能会侵犯王权。管仲最早将齐国疆域进行划分，都城设士、工、商三乡，分派三官进行管理。而国都外的地区，则划分为五个属地，设立五大夫五正官管理，设县、乡、卒、邑，有县帅、乡帅、卒帅、司官。这种行政体系将权力进行分散集中，统归齐国国君掌控，极大的改变了齐国的行政系统。而其“作内政而寄军令”亦通过这个举措，达成军政合体，基层组织“守则同固，战则同强”，不过这种体系如若遇上明君圣主，则越显稳固；而若遇昏君庸主，则可能如同乌合之众，溃败千里，后来的燕国乐毅伐齐，即源自于此。
史书中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如此对管仲评价之高。春秋战国的所谓仁义之师，所谓“义”战，也即从管仲传承而下，春秋时代常常为后世所认可的仁义之师，也就齐桓公和晋文公两人而已，有趣的是，这两个诸侯都生活在管仲前后，而且都少有对中原诸侯的征伐，齐国征伐山戎，晋国抵御楚国，都是在正统思想中。
仁义之师的荼毒，在中原诸侯之间影响深远，即便处于乱世，所谓仁义无非是诓人的东西，根本算不得准。后来宋襄公也想学齐桓公和管仲的仁义，树面大旗，到处招摇，却终于露出了国力衰败的本来面目。宋襄公是舍本逐末，是搞颠倒了，他是不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必须有强大的国力才可能支持霸业。这即是当年管仲之策略对他的荼毒。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