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玉峰
孔子是千古圣人，他的儒学思想被深深地根植于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浸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还备受帝王推崇，深得平民喜爱。成就他成为草根圣人，让他千古屹立的是他那套完整的仁爱思想。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个文人雅士，岂不知“孔夫子挂腰刀——能文能武”，他真正是一个有勇有智双料人物，夹谷会盟就是彰显孔子大智大勇的伟大历史事件。
乱世造就无冕素王
春秋战国时期是周王朝统治的后期，也是中国古代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新旧制度的更替，新旧思想的更替，促进了政治、文化、经济的大发展，诸子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激烈交锋为下一个时代的开启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生于这一时期的孔子，看到周家王朝的衰亡，特别是礼乐的缺失与崩溃，痛心疾首的他肩负起了时代的重任，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并穷尽一生为这一学说的发扬光大和应用于社会的实践，做出了巨大贡献。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家中排行第二，又称孔老二。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思想家，理论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古文献整理家，儒家学派编撰人，被后人推崇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曾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他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被后人尊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后人把孔子的言行语录记录下来，作成《论语》。孔子还被尊为“素王”，他的言行被学生们编写成创世巨作《论语》。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里程碑，用什么样的溢美之词赞美他、概括他都不为过；同样在打到他的年代用什么样的词语去贬低他、污蔑他也顺理成章。孔子由人到神被世人顶礼膜拜，再由神还原到他的本来面目才能让我们去真正的认识他。孔子在政治上正春风得意之时，却因隳三都失败后被鲁国贵族排挤开始浪迹天涯。他曾这样评价自己：“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忌食，乐以忘忧，不知老将至。”给人们描绘了一个勤于学习、乐于施教、以学习为乐的可爱老者的形象。
怎么样去认识和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黑格尔从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出发，认为思辩的哲学才是哲学，称孔子哲学是“一种道德的哲学”。在《哲学史演讲录 中国哲学》中甚至十分轻蔑说：“孔子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边我们不能获得任何特殊的东西。”比孔子晚2000多年的黑格尔的这一评价是显然不公正的。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阅读中国古典文献的困难，对中国哲学和孔子思想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等等。实际上，孔子思想是一种源于伦理又超越了伦理的人本哲学。孔子重人道轻天道，把人与人生看作是他的仁学的根本问题。他虽然不否认上帝鬼神的存在，但却怀疑它们的支配作用和祸福人类的能力。他认为人世间的事情是人做的，人可以不依赖于上帝鬼神，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在道德生活方面。大家知道，在春秋时代，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得作为社会中间的民众力量充分显示出来，诸侯各国的政权以民众的支持作为风向标。君贵民轻的王权思想逐渐被民贵王轻的民本思想取代。孔子仁的内涵即源于这一社会基础。
孔子曰仁为爱人，就是亲民的政治理念；再曰仁为克己复礼，就是强调修身的道德准则；三曰仁为“仁者人也”，就是强调社会伦理中的人，以仁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这一思想体系中，礼是居于次要位置并和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行为准则。所谓礼就是周礼，是周族人在其氏族社会时期形成的一整套的氏族习俗，是周族传统的典章、制度、仪节、风俗的总和，具有不成文习惯法的性质。在周代礼的载体就是“器与名”，所以在那个时代礼器、名分十分重要。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国，姬旦是周的重臣，他的儿子赴鲁就国时从王城带走了一整套的完备的文史资料。西周灭亡后建立的东周政权，几乎没有从过去的王城得到历史文献。这使得周礼在鲁国得以延续并成为扩散点成为可能。生于鲁国的孔子自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长大，深受熏陶并热爱上了周的文化。这为他的儒家思想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因此他说：“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 哀公问》）
孔子在他所生长的社会条件所能达到的水平上，确实能称得上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大哲学家。他不但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载体的人本哲学，而且以它为指导，建立了包括伦理、政治、教育等各门学说在内的一套相当完整的春秋时代的社会的学问。可以这么说，凡现代意义上所说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社会政治思想、文艺思想乃至音乐、体育等方面，都囊括在他以“仁”命名的哲学中了。所以，几乎与黑格尔同时代的文学泰斗伏尔泰写下了颂扬孔子的诗歌：“他只用健全的理性在解说，他不炫惑世界而是开启心灵，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圣人，从不是一个先知，然而人们相信他，就像他自己的国土一样。”
文事武备 “礼”克强敌
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以后，周朝王室成了摆设，甚至成了诸侯称霸的工具和遮羞布。从前是天子统帅诸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现在这些权力都落到诸侯手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于“陪臣执国命”。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起来争权夺利，周朝奴隶制处于“礼坏乐崩”的境地。一种全新的展示肌肉、让人不战而屈谋取霸权的形式——会盟立誓逐渐推广盛行。据《左传》记载，周朝会盟数量至少有二百次。这期间葵丘会盟、践土会盟、黄池会盟、徐州会盟被合称为春秋四大会盟。在这林林总总的诸侯争霸的会盟中“夹谷之盟”是个微不足道的一次，但它是孔子摄相礼亲自参与的，弱小的鲁国在孔子的主导下，以“礼”胜强齐，以弱国克强敌。
在这里我们先说说会盟的一些故事，以此来讨论夹谷会盟的历史意义。春秋争霸无不都带着野蛮和鲜血，伴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最直接最残酷的体现着弱肉强食的人类进化规律。齐桓公九合诸侯，以其葵丘之会称雄立霸。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孔子看到这个大手笔，几乎把齐桓公佩服的五体投地，他这样盛赞道：“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统一天下，老百姓到现在还受到他们的恩赐啊！没有管仲，我们都要拨散头发，衣襟开向左边，变成蛮族统治下的人民了。”
打着仁义的大旗，兴仁义之师就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吗？在鲜血淋淋的霸权之下是没有仁义可谈的，更不是君子之风张扬的场合。如果将礼义用到君子身上，会使君子之风发扬光大；但如果象宋襄公在春秋乱世中不切实际地空谈古时君子风度，为了守迂腐的信条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并且把仁义滥用在敌国甚至是敌军身上，以至数次受辱，不但误国，也会害了自己。齐桓公晚年齐国大乱，一代雄主死的窝窝囊囊。齐桓公去世后，易牙、竖刁、开方三人废掉齐桓公立的太子昭，另立新君。宋襄公联合几个小国帮助公子昭复位以后，自认为做了一件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襄王十三年春，宋约齐、楚三国相聚在齐的鹿地。宋襄公以盟主的身份自居，但是楚成王这个愣头青偏偏不买帐，喝令楚兵把宋襄公绑了，然后指挥五百乘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宋国。最后宋襄公被楚国俘虏，后来觉得没有多大的用处便放了。
周襄王十四年夏，怒气未消的宋襄公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决定拿郑国这个软柿子捏捏。郑急求救于楚，楚没直接去救郑国，却令大队人马直接杀向宋国。宋襄公只得带领宋军星夜往国内赶。宋军在泓水边扎好营盘，楚国的兵马也来到了对岸。大臣公孙固对宋襄公说：“楚军到此只是为救郑国。咱们已经从郑国撤军。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咱们兵力小，不能硬拼，不如与楚国讲和算了。”宋襄公却说：“楚国虽然人强马壮，可缺乏仁义。我们虽然兵力单薄，却是仁义之师。不义之兵怎能胜过仁义之师呢？”宋襄公又特意做了一面大旗，并绣有 “仁义”二字。到了第二天天亮，楚军开始过河。公孙固向宋襄公再谏说：“等他们过到一半，我们杀过去，定能取胜。”宋襄公却回身指着战车上的“仁义”之旗说：“人家连河都没渡完就打，那算什么仁义之师？”待楚军全部渡完河，布上阵时，公孙固第三次劝宋襄公说：“趁楚军还乱哄哄地布阵，我们发动冲锋，有可能取胜。”宋襄公十分生气，不由地骂道：“你怎么净出歪主意！人家还没布好阵，你便去打他，那还称得上是仁义之师吗？” 话音未落，楚军列队冲了过来。宋军大乱，那杆“仁义”大旗，早已不知丢在何处去了。兵不厌诈是兵家制胜的法宝，在斗智斗勇的游戏中，强者不一定是胜利者，弱小者不一定是注定的失败者。强弱的转换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但是绝不是像宋襄公那样空讲仁义所能做得到的。
孔子幼年时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的时候，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同时，鲜为人知的是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他身高九尺六寸，今一米九以上，臂力过人，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并且，孔子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孔子从不以武勇和酒量为豪。孔子自二十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经常思考治理国家的诸多问题，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孔子自三十而立，至五十一岁仕于鲁，做官只有近四年多的实间，在这短短的几年间却三易其职，十分了不起。一是山东汶上的中都宰（相当于县长），一次是鲁国的小司空；相当于直属管理局的助理局长；最后一次是鲁国的大司寇，相当于现在专署的公安司法局长。在这很短的时间内，孔子一生倡导的儒家思想得到了实线，特别是在做大司寇期间礼胜夹谷盟会可谓是辉煌的一笔。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的夏天，齐国景公约鲁定公会盟于夹谷，孔子任鲁君相礼（司仪），当时齐强鲁弱，齐国原想通过这次会盟，显示霸权，威服鲁国。面对强者的鸿门宴，鲁君怯场不敢去，孔子自请担任鲁的相礼，并提出“文事必有武备”的建议，招集了一批武士，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做到了有备无患。果然不出所料，会盟上的争斗非常复杂，也非常尖锐。会盟开始时，齐国想以奏四方之乐为名，刀枪剑戟，鼓桑而至，以使在混乱中劫持鲁君。孔子识破齐人的用意，立即登上盟坛土阶，眼睛直视景公，甩袖怒斥，我们两国国君在友好会盟，夷狄音乐，到这里来什么？一向高傲的齐景公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况且孔子说的合于礼，心中忐忑，挥手斥退舞乐士兵，并表示歉意:“这是寡人之过啊。”景公感慨的对从人说:“孔子引导他们的国君遵循古礼，你们却引导我学夷狄的陋俗，不应该啊。”齐鲁二君表面上和和气气，到了签订盟约的时候，齐国有露出了强权的利齿，要求齐国征战时，鲁国必征出三百兵乘相从，否则就是破坏盟约，面对这一强权的刁难，如果鲁国无条件的承认了这一点无疑就是承认了附庸地位。孔子审时度势，两国强弱悬殊，这一条很难拒绝，但是不能无条件的接受，于是答复说齐国强占鲁国汶阳归还，即可签约。齐景公权衡再三，讨了个没趣，只好吧占领的汶阳地区归还于鲁。孔子在夹谷会盟上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的才能和胆能，也使得孔子在仕途的声望如日中天。
夹谷之盟，强齐失去面子，弱鲁得到实惠，齐鲁打了个平手，在这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让强大的齐国理亏返还强占的鲁国土地地，无异于虎口拔牙。孔子以礼拒强，抓住齐国在台面上的失礼穷追猛打做到了。这是孔子一生中施展其政治才能的成功表演，当时齐鲁矛盾比较突出，鲁国夹在齐国和虎视眈眈的晋国中间，倒向任何一方都让对方不能容忍，齐国处理不好与鲁的关系，容易造成晋鲁联手抏齐的局面，这一点孔子和齐国当局是十分清楚的，因此齐非但不能轻易得最鲁国，还想从各方面争取鲁国，也是估计到了这一层因素，孔子在会盟时抓住齐失礼的细节，在大庭广众之下，仪礼执言，让齐君大失颜面。
夹谷山——人文枣庄新亮点
“环峄皆山也，而夹谷之名特著，县志以为（孔子）相鲁君会齐侯（于此也），所谓地以人传者（焉）。历代以来，土人避兵者多有遗迹，盖其险峻足恃也。”这是清代道光癸卯科举人即用知县孙承薪志游过夹谷山时留下石刻游记。说的就是市中区西北部的一座看似平平常常的崮形山体。
其实这是一座极不平凡的山。此山峭岸挺拔，蔚然峻秀，卓然傲立绝不和其他山相连，当地人称之为孤山、谷山、天台山，因山顶有近似圆形的崮顶，又被俗称磨盘山。从高空鸟瞰，南北走向像一只巨大的元宝，东西看像一座青郁森严的山城。夹谷山海拔396米，崮顶占地300多亩， 山势险峻，绿水环绕，古木参天，巨石林立。山脚附近还有银井泉、温水泉等，形成了山水交融，风景独秀的美景。据《峄县志 山川》记载:“山广长五六里，高数千仞，四周石壁削立，嶙峋险绝。其顶方长一里许，若一大石垒砌而成者。 东南一峰，巍然高插云表，若人端冕拱立。西峰稍低，如肩领。然其岩下，石纹缕缕下垂，则其前后冠绥也。顶上石罅皆出云，蓬蓬然大如车轮，弛骤山腹，往往致雨。晴则片片归山，乱投壁隙，搴棉搓絮，随风旋转。旱时居人以此候雨焉。”
自2003年以来，市、区有关部门就此山的人文历史做了系统的考证。中央党史研究室特聘研究员、枣庄近代史专家郭明泉教授就连续两次登山考查，并著文提出，夹谷山就是春秋时代孔子所主持的齐鲁夹谷之会的上演地。央视热播过的电视剧《孔子》中，就有“齐鲁夹谷之会”的一场戏。夹谷会上孔子的壮举，完全打破了齐人“孔丘知礼而无勇”的错误估计，彰显了孔子“仁者必有勇”的浩然气概。
夹谷究竟在哪里，史学界也多有争议，除原有的莱芜说、淄博说、赣榆（江苏）说，专家们认为枣庄说的理由之一，是夹谷山上有清同治年间峄县即用知县孙承薪撰写的碑文，明确记述这里是“孔子相鲁君会齐侯于此也”。其二，古代国君会盟都要选择于两国的交界处举行。根据古地理图来看，我市的夹谷山正是地处齐鲁之界，夹谷山西边不远的薛国是齐国孟尝君的封地，山前的古孟壤城亦称齐侯城，但夹谷山周边的滕国、小邾国均为鲁国的附庸。当时齐国强大，对鲁国怀有贪欲之心，为发挥地缘优势，孔子必然要选择一个于鲁相对安全的地方与齐结盟，夹谷山当是首选。其三，2500年前的夹谷山，当时碧水萦绕，东、西、北三面环山，森林密布，野生动物繁多。从山巅南望，辽阔原野尽收眼底，这里又是鲁国贵族的狩猎游玩之场，也是孔子父子经常活动的地区之一。故选择自己所熟悉且风景幽胜的夹谷山与齐国谈判结盟，是一个十分理想的所在。当然仅凭以上的理由还是不够充分的，最后的定论还要靠大量翔实有力的史料和有关论证来实现。
如果说光明大道是枣庄经济的黄金动脉，那么以东湖公园、鲁南水城新地标为中心，以“夹谷会盟、和谐之都”为起点，南至永安南山文化群（十里泉湿地、南湖湿地、湖山公园、马场影视基地）一线为纵轴的就是市中新区人文历史隆起带。在经济人文交融汇通的地方形成的市中新区，必将一瑰丽夺目的姿态扮靓新的形象。因此以挖掘夹谷会盟文化为突破口，打造“齐鲁会盟之地，中国和谐之都”的历史文化品牌，夹谷山作为“齐鲁会盟”之处，必将向世人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图片源自网络）
参考文献：
1、 匡亚明《孔子评传》；
2、 司马迁《史记 孔子世家》；
3、 左丘明《左传》；
4、 清代乾隆版《峄县志》；
5、 媒体资料来源《市中文史》、《市中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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