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2018年4月22日在三聯新知大會上，當代兩位夏文化考古研究的大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慶偉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教授，就“夏代信史之争”、夏文化考古研究進行了面對面的探讨，兩位教授代表了目前中國夏文化研究中最前沿的不同立場與觀點。
孫慶偉“相信夏代是信史，并試圖如何從考古學方法上辨析出夏文化”。主張“曆史語境下的考古學”研究方法，既從傳世文獻的角度詳細考察夏代的王世、積年、都邑、族氏和重大史事，又用“文化比較法”重點對黃河中下遊地區的龍山時代諸遺存和二裡頭文化進行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礎上論證夏代的信史地位。
許宏堅持對夏文化“有條件的不可知論”，“隻要考古發掘沒有像殷墟甲骨文那樣的文字鐵證出土，二裡頭到底姓夏還是姓商或者姓其他，都沒有定論。”“夏肯定存在！它首先存在于東周到漢晉時期人們的口中和筆下，它是非物質文化遺産。”
孫慶偉在對夏文化的研究過程中，因為“統計和分析的過程中我也感覺到以往存在的一些若幹的方法上的瑕疵，我試圖通過統一的标準，至少以一種方式來了解所有的遺存，解決我們在考古學文化判斷标準不一主觀性較強的缺陷。同樣我考證下的都邑是要了解夏代大緻活動的範圍，就要把所要分析的考古學遺存的區域納入進來。”
許宏以考古本位原則，對夏文化研究堅持科學考古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我作為一個考古學家，我說二裡頭很有可能夏，極有可能夏，但我不能說它是夏，不能出一塊甲骨我就說是夏”“但是你讓我說它肯定就是夏，有違我作為一個學者的科學理念和底線！”
孫慶偉與許宏在夏文化研究中，觀點雖有分歧，但在對夏文化的研究材料上與目标上是相同的，并且有着一緻認識“
我同意孫慶偉老師的觀點，人人争議夏文化是不嚴肅的，因為關于夏的讨論是非常嚴肅的，但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每個人都有權利争議夏文化
”。
但嚴肅的夏文化學術領域是什麼現狀呢？孫慶偉在文章中說“過去數十年的考古實踐表明，學術界對于夏文化的認識不但沒有形成共識，反而有漸行漸遠的趨勢，甚至有學者開始懷疑曆史上夏代是否真的存在。毫無疑問，導緻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探索夏文化的方法出現了偏差。早在1979年，鄒衡先生就語重心長地指出：
在古代文獻記載中所見夏商兩族活動範圍内即在黃河中下遊的中原地區，已經不太可能再發現什麼新的考古學文化了
。同時，因為夏朝同商朝一樣是客觀存在的，是以，
考古學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這一空間和這一時間已經發現的諸文化諸類型的各期段之中
。我們說，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麼方法去辨認它”
距離鄒衡的結論40年過去了，現在的夏文化研究仍然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甚至對夏文化的一些基本認識還沒有研究清楚，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在筆者看來，造成這一狀況的根本原因，不是廣大夏文化研究者的不勤奮、不努力，也不是研究方法上的問題，而是因為對夏文化研究的原始材料發生了錯誤，發生了研究方向的根本錯誤；在錯誤的方向上進行研究，不論是什麼樣的學術大家也無法取得夏文化研究的絲毫進展。
這種原始材料的錯誤包括對史料的誤讀，以及由此造成對夏文化中心區域的錯誤判斷與尋找，由此造成“
”，即夏文化主流學術的黃河流域中心說。但六十年的以二裡頭遺址為中心的夏文化研究與探索，已經證明了這一方向性的根本錯誤，以緻在二裡頭遺址從事20年一線考古、辛勤付出的許宏，隻能無奈的宣布“但是你讓我說它肯定就是夏，有違我作為一個學者的科學理念和底線！”。當二裡頭遺址目前還無法肯定是夏文化遺址的時候，以“夏墟”和“夏都邑”為基礎的黃河流域中心的夏文化研究就是無本之木，無法生長、發展、結出果實。
如果說以許宏為代表的考古本位派還無法跳出二裡頭遺址夏文化研究的怪圈，那麼以孫慶偉為代表的夏文化研究學院派，實際上已經在思考夏文化研究在方向性轉變。“原産于東方的雞彜（陶鬶）成為“夏禮”中的核心器類，“夏文化”中蘊含了典型的東方因素。甚至可以說，所謂的“夏文化”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夷夏融合的産物”“第二核心區的族群最為複雜，比較明确的有祝融八姓、有虞氏、臯陶偃姓之後、伯益嬴姓之後以及窮寒氏等泛東方族群；而第三核心區中的皖北地區已知部族有著名的塗山氏，大抵屬于淮夷系統”
雖然孫慶偉教授将東夷地區、淮夷地區、皖北地區、塗山氏等納入夏文化的研究範圍，但并無進一步論述，隻是将淮夷地區的塗山氏族定位在夏文化的最外圍地區；仿佛被曆史反複記載的“夏之興也以塗山”，是對夏文化研究可有可無的曆史文獻。而“夏之興也以塗山”的曆史結論，也完全不在近代曆史學家對夏文化的研究範圍，固步自封地在黃河流域探尋夏文化的蹤迹，是目前夏文化研究中的一個匪夷所思的現象。
夏朝或夏文化在自然環境優越的淮河流域塗山興起、興盛，那麼，做為一個被後世銘記的華夏王朝，一個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王朝，會離開它的興盛之地，千裡迢迢遷移到北方自然環境比較惡劣的黃土高原？這是目前夏文化研究領域的一個原則錯誤。
是以，孫慶偉與許宏以黃河流域二裡頭遺址和周邊考古文化遺址為基礎的夏文化探讨，之是以無法解決夏文化研究的根本問題，不是因為研究方法的問題，也不是因為無法找到文字證明二裡頭遺址的地位問題，而是因為目前對夏文化研究地域的根本錯誤，是原始研究材料的錯誤，導緻目前夏文化研究的困局與迷茫。在這種錯誤原始材料與方向性的錯誤，無疑導緻夏文化研究領域水中撈月的結果。（作者：趙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