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帝是我國上古五帝中唯一一位以仁孝著稱的君主，被尊為中華道德文化的鼻祖。
孔子說“舜之少也，惡悴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司馬遷在《史記》中誇贊舜帝是“天下明德，皆自舜帝始。”《國語》甚至将舜帝統治時期稱之為“虞朝”，與夏商周三代并列。
但就是這樣一位“仁德”的部落首領，其結局卻充滿了謎團。
舜出生于上古的有虞氏部落，妫姓姚氏，又被稱作虞舜。關于舜的出生地，目前還有不少争議，主要有山東、山西、河北等說法。
不過，虞舜的興旺地卻相對明确，在晉南。
《呂氏春秋》有言：“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禅位”。上古時期各部落受自然環境影響較大，為了尋找合适的生存區域，遷徙頻繁。
舜所在部落就是在遷徙過程中，進入到了堯帝的視野（轄區）。堯帝的陶唐氏是夏朝建立之前第一代部落聯盟領袖，其對應的考古學文化遺存是山西臨汾的陶寺遺址。
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顯示，陶寺文化呈現出早、中、晚三個階段的文化面貌差異，其中，早期和中期之間的差異明顯較大，早期也就是堯帝在位時期，陶寺遺址以廟底溝二期文化為主，但到了中期，卻出現帶有明顯的海岱地區（海指渤海，岱指泰山）文化特征的三裡橋類型，典型的例子是陶寺早期和中期的炊具從釜竈變成了肥足鬲。
同一個族群，是不會創造出兩種前後差異的考古文化類型的，隻有新的文化因素加入，才會導緻出現這種情況。
更直接的證據是陶寺早期M2384和M3419号墓葬的發現。
編号M2384和M3419的早期王族墓葬的墓主均為女性，地位較高，墓中出土的陶器、玉器和陶寺中期的王族墓地同類随葬品高度一緻，表明早期王族女性與中期王族男性存在姻親關系，某種程度上印證了文獻記載的堯帝“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當然，沒有直接證據表明M2384和M3419的墓主就是舜帝的娥皇、女英二妃，但至少證明了早期統治者陶唐氏和中期統治者有虞氏存在政治聯姻。
是以，考古上的發現，與文獻記載裡的堯傳位給舜形成了吻合。也正是在陶寺中期，陶寺文化呈現出了愈加輝煌的景象，中期大城面積達到了280萬平方米，遠超早期小城的20萬平方米，彰顯了舜帝的功業。
這也表明，虞舜在繼承了堯帝的天下共主地位後，步入了興旺階段。當然，至于堯舜傳位究竟是禅讓，還是别的什麼原因，我們下文會去論述。
如果按照《尚書》給出的堯舜禅讓的曆史脈絡，堯在年老時傳位給舜，而舜年老時又傳位給了禹，上古時期的政權更疊似乎充斥着美好與和平。
但舜在傳位給禹後，卻莫名其妙死在了“蒼梧之野”，蒼梧這個死亡地基本沒有争議，因為上至先秦文獻《山海經》《尚書》《竹書紀年》下至秦漢以後的《史記》《帝王世紀》都是這麼記載的，“（舜帝）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山”。
蒼梧之野，也就是現在的湖南省永州市甯遠縣九嶷山。這裡距離有虞氏統治的核心區域晉南超過2000裡，作為華夏部落的共主，舜帝為何會死在這裡呢？
史書給出的理由是舜帝“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也就是舜死在了出巡的路上，儒家甚至誇贊舜“勤民事而野死”。但這個理由可信度極低。
首先，“巡狩”這個詞本身就有兩層含義，一層是帝王巡視自己的江山，第二層則是“囚徒”的隐晦說法，北宋的徽欽二帝、明朝的明英宗被俘後，史書均用了“北狩”一詞就是例證。
其次，從考古發現來講，舜帝所屬的考古學文化類型為龍山文化，在其南的江漢平原一帶則是三苗族群創造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更南的甯遠則是百越集團所屬。百越徹底融入華夏已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的事了，而舜所在的公元前2300年至前2000年前後，龍山文化的影響範圍并沒有到達蒼梧之地，說舜因為勤民事主動巡狩此地，并不符合考古發現。
那麼真相究竟是什麼呢？
這還得從陶寺早中晚三期的考古發現說起。
上文提到，陶寺早期到中期出現了文化“變異”，意味着有新族群進入統治階層。但這種進入卻并非以和平方式完成的。
在早期向中期過渡以及在陶寺晚期時，陶寺遭遇了兩次大規模人為破壞。早期王城在中期時被毀掉，中期統治者重新營建了新的王城。中期貴族墓葬一改早期随葬木、陶、石質禮器的葬俗，大量随葬玉器和彩繪陶器。
而到晚期時，暴力色彩遠超第一次的更疊。王族墓葬在晚期多次被盜擾，人骨散落一地，宮殿和天文觀象建築均遭故意毀壞，宮城南牆内發現了屠殺慘象，一位35歲的女性人骨下體插着牛角，頸椎斷裂。
值得一提的是，陶寺的兩次大規模暴亂，針對的對象都是王族墓葬和宮殿建築，早期小墓和中期的中等級貴族墓葬均被有意避開，這表明，破壞屬于内讧，而非外來入侵者。
顯然，陶寺考古的颠覆性發現，推翻了史書描繪的堯舜禹禅讓的美好場景，堯傳位給舜和舜傳位給禹，其實都伴随着暴力奪權。
既然舜的繼位不存在所謂“禅讓”，那麼禹的繼位自然也沒有理由遵循這一傳統，這恰好與陶寺中晚期兩次政變風暴相吻合。
面對暴力奪權，舜“南巡”逃亡直至“野死”也就合理了。
事實上，史書記載中關于舜的結局原本就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記載，傳統史書受儒家思想影響，極力維持“禅讓”的美好願景，而《韓非子》《竹書紀年》則直言不諱地寫下：“舜逼堯，禹逼舜”。
事實上，直到唐朝時，仍流傳有“堯幽囚，舜野死”（即舜死于流放或出逃的路上）得到說法。
至于舜逃亡地為何選在了一千多公裡外的湖南，或許是為了尋求三苗與百越的聯合，或許是為了避開“禹征三苗”的兵峰，逃亡到大禹勢力不及的邊陲，我們留待在今後的文章後再行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