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朝臣愛吵架，是出了名的。
越亂越吵，越急越吵，因為吵架比做事容易——價值判斷，是黑與白、對與錯的選擇題，不用會解決問題，隻要會站隊就行。也有一些實幹家，他們不想吵架，隻想做事，隻想解決問題，怎麼辦？
也得先站隊，因為不站隊，就很難做事；而站了隊之後，就能感覺風向，借着對的風，才有可能能把事幹成。
實幹派的無奈在于，為了做事，有時必須攀附權宦
今天的主人公徐光啟，就是這樣的實幹家，除了他，請大家再記住兩個名字：李之藻、張焘，以及他們要做的那件事：紅夷大炮。
明朝為什麼要引進紅夷大炮？首要原因是戰争需求，當然，這個需求也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萬曆三大征，西北、西南、東北三個方向，帝國憑着現有的武力，也都勉強保住了面子，到此為止，明朝對紅夷大炮的需求感并不強。
萬曆朝三次用兵，讓明帝國産生了武德充沛的錯覺
當然，明人也知道紅夷大炮的厲害，但是，引進的成本太高。
作為一種從歐洲舶來的武器，紅夷大炮對當時的明朝來說，是一種過于超前的存在——整個明朝，從知識、機構到行業分工，所有部門都不具備适配這種武器的接口。
社會分工系統對新裝置不相容，是明代軍事技術更新的硬障礙
這時候就展現出實幹家的魄力了。
以徐光啟為首的一派務實者，相信條件是創造出來的，究竟行不行，得幹了才知道，用時下流行的一句話，這叫“摸着鷹醬過河”。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與傳統的清流派不同，徐等人深知，在這個整天拿吵架當事業幹的朝堂上，任何崇高的理想，都不能自恃崇高而無視風向。
他們要等一個機會，讓購炮提案能在最小的阻力下，上達天聽，求請聖斷。
薩爾浒之戰，明軍大敗，國家亟需救星，徐等人知道，機會來了。
後金在遼東的強勢進擊，讓明王朝對新方案的需求變得迫切
說幹就幹，徐等兵分兩路，一路由徐光啟本人留在京中，四處遊說，為紅夷大炮造勢，一路由李之藻派門人南下，前往澳門，自掏腰包先買上他四門大炮，等運到京城，來個火力秀，把朝中大人們給震住，事情就成了。
購炮環節還算順利，可沒想到，剛準備離開廣東，麻煩就來了。
當地地方官說：“靠洋铳護國，說明吾侪（我輩）無能，此舉失宜！”拒絕放大炮入境。
在明朝，站隊的好處是能做事，壞處是隻要做事就有人反對你
買炮工作組趕緊向李之藻彙報，李之藻找各種關系疏通，廣東方面才做出讓步：大炮可以過關，但炮手和兼伴都要打發回澳門。
光有大炮，沒有技術人員有啥用？李之藻趕緊回京，協調“勘合（許可證）”，可是，幾番折騰下來，京中形勢早就變了：徐光啟病倒了，離任回家；萬曆駕崩，内閣忙着新皇繼位，沒空搭理李之藻。
買炮工作組成了斷線風筝，無處可去，好在李之藻的門人也是能幹事的務實派，他們省吃儉用，自費把大炮運到了江西，勉強安頓下來，但也僅此而已了，他們已經盡力了。
護炮進京，遙遙無期
本以為購炮就這樣夭折了，誰知，自己人掉鍊子，敵人卻送上助攻——天啟初年，遼陽失守，機會又來了。
天啟皇帝雖然不學無術（木匠活除外），但并不是個壞學生，因為他特别尊重老師，也信任老師，如孫承宗。
同樣，曾在詹事府（太子辦公室）工作過的徐光啟，也被重新委以重任，以解遼陽危局。
當時的遼陽，是遼東鎮首府，地位相當于今天的沈陽。遼陽失陷後，鎮城移至廣甯，沒多久，廣甯也淪陷了，明軍殘部一路狂退，一直退到了山海關。
“廣甯師潰”後，京師的安全警告等級驟然提升
危急時刻，孫承宗臨危受命，袁崇煥單騎出關，但是，日後助他們力挽狂瀾的紅夷大炮，此時卻仍前路未蔔。
徐光啟複出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讓李之藻趕緊派人，從江西把4門大炮運回來，李之藻也很給力，不但安排了這4門大炮，還借着朝堂風向正順，一口氣又置辦了26門！
可是風向這東西，說變就變，在又一輪吵架過後，也不知哪一派占了上風，總之徐光啟等人又成了犧牲品——所有争論的結果，最終化作工部的一紙文書：“經費無出。”
明代朝臣吵架，通常是“對人不對事”，經常為了打擊人，而把事擱一邊
當初李之藻的門人自掏腰包都能保全的幾門炮，如今堂堂工部，沒錢。
我們有必要記住那個自費運炮的門人——張焘，因為接下來，護炮的重任将由他繼續承擔。
在工部提出“沒錢”三個月後，徐光啟又病倒了，索性辭職回家。少了他坐鎮，反對派更加肆無忌憚，他們說：“買洋人的武器打後金，是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參劾奏疏如雪片般飛來，一個月後，李之藻也被趕出了京城。
兩位大佬都走了，作為小弟的張焘卻再次顯示出擔當，他召集人手，親赴澳門，聘請了炮手和翻譯，帶着三十門大炮北上燕京，這一切，隻為向老師證明：您沒看錯人！
徐、李二人雖然離京，但京中仍有他們的朋友，在他們的關照下，張焘終于争取到一次在朝臣面前實彈射擊的機會。
不料，第一次試炮就炸膛了，當場炸死多人，其中包括一名葡萄牙炮手。
這下反對派更有口實了，30門大炮的命運可想而知——除1門炸膛報廢，其餘29門中，18門留在京城，11門發配遼東前線。
朝臣們不會想到，用不了十年，後金的火炮就能和大明打成平手
但是，這些用整人思路整大炮的大臣不知道，大炮和人不一樣，人被谪發邊關可能一蹶不振，大炮谪發邊關，卻正是立功之時！
終于，沉默3年後，11門紅夷大炮在甯遠城頭一鳴驚人！（作戰詳情，上篇文章《從甯遠衛到大淩河，全面探秘“紅夷大炮”》已介紹，不再贅述）
從萬曆四十六年起，一直被後金按在地上摩擦的大明，終于在天啟六年報仇雪恥，天啟皇帝在诏書中難掩激動：“十年積弱，今日一戰挫其狂鋒！”
甯遠城，是努爾哈赤戎馬一生中碰到過的最硬的骨頭
當然，這番話很可能是内閣執筆，因而暗示着：朝堂上的風向，又變了。
果然，沒過多久，兵部的聲音也明确了：“遼左發難……乃知中國有人矣！”
甯遠之戰既然定性為大捷、大功，那甯遠的功臣們自然要受到重視，其中就包括紅夷大炮，以及它們的炮手——閩卒。
兩百年後，湘軍名将胡林翼在《讀史兵略續編》中寫道：
“崇煥令閩兵發西洋炮，……傷數百人。”
《明史·袁崇煥傳》也有描述：
“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炮，傷城外軍。”
日本學者稻葉君山在《清朝全史》中則寫道：
“崇煥此時守城，其确以為可恃者，葡國新輸入之多數巨炮，及善于施放火器之閩卒，彼所視之如生命者也。”
幾則史料都提到了“閩卒”，他們是長期與葡萄牙、荷蘭殖民者打交道的福建籍炮兵，随紅夷大炮一同調往遼東前線。在當時，操作紅夷大炮是個技術活，非“閩卒”這樣的專業人士難以掌握。
在張岱所著的《石匮書後集》中，關于甯遠之戰，有過這樣一段文字，其臆造之甚，堪稱野史中的野史：
“丙寅，北騎四十萬逼甯遠城。城中戍守數千人，兵勢單弱。城外有紅炮數門，無敢發者。崇煥事急，勒唐通判親自發炮。凡放紅衣大炮者，必于數百步外，掘一土塹，火着線，即翻身下塹，可以免死。唐通判不曉其法，竟被震死。”
從其對操炮過程的描寫中，不難看出非業内人士對紅夷大炮的誤解有多深。
盡管張岱的這段文字漏洞百出，但他提到的那位因操作不當而殉職的通判确有其人，隻不過他不姓唐，而姓金。
夏燮的《明通鑒》中，天啟六年正月丁卯條目有如下記載：
“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炮，時督屯通判金啟倧以燃炮死。”
由此可見，玩炮這件事，真不是臨陣磨槍就能上的。
葡萄牙技師當然最專業，但在朝廷“逢葡人必遣返”的大環境下，用本土面孔的“閩卒”代替，就成了最好的選擇。
盡管大明朝嚴格海禁，但沿海地區和西洋來客的互相滲透始終存在，西洋水手的操炮技術也被“閩卒”習得
正史當中，沒有為這些北上的“閩卒”專門留下筆墨，我們已經不知道他們是誰、有多少人以及如何輾轉到了遼東，到了甯遠，隻有在袁崇煥這樣大人物的“高光時刻”，他們才能蹭到一點聚光燈，在官修史書中留下些許痕迹，讓後人知道：守甯遠，我們在這！
同樣，當我們說“明朝如何重視紅夷大炮”時，經常忽略了“明朝”并不是一個均質整體。實際上，就購炮這件事，在“明朝”内部，也是存在很多“吵架陣營”的，更何況其中大部分都是反對派，在系統内部起的是“阻尼”作用，是以我們不能把徐、李的務實看成是整個明朝的态度。
他們隻是一群為了把事情辦成，願意委曲求全，懂得利用風向，讓理想着陸的實幹家。
實幹派的知行觀：灰階思考，黑白決策
為了確定故事主題的一貫性和清晰性，在講述這段曆史時，我略去了一些元素：西歐傳教士對徐李的影響、徐李等人的教會背景和葡萄牙雇傭兵的全程參與，但其實這些元素的重要性絲毫不遜于朝堂之上的風波詭谲，是以，下期我會為它們再寫一篇文章，從另一個視角審視明末軍事變革失敗的偶然性和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