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有自己的生命，它就像一個人，既随和又自尊。——餘秋雨
文|煦濡
《時代周刊》(Time)又稱時代，創立于1923年，是美國三大時事性周刊之一。作為将近百年曆史的新聞周刊，時代在全球的号召力和影響力極大，不少人以登上這本周刊的方面為榮。時代創刊時宣稱，它旨在使忙人能夠充分了解世界大事，因而時代周刊創刊初始便立足美國，關注全球。對于遠隔重洋的中國，時代周刊同樣投以關注目光。
列努斯在集中研究了1923——1977年間《時代》封面人物後，做出了相關統計，在2814個封面上總數為3336人次的封面人物中，美國人占了68.8%，其他世界所有國家共占31.2%。而中國排在英國、蘇聯、法國、德國之後，上榜52人次，占1.6%。那麼民國時期都有哪些人物登上了時代周刊封面呢？據統計，民國時期有吳佩孚，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溥儀，汪精衛，宋美齡，陳誠，宋子文，陳立夫、毛澤東共11人19次登上過時代周刊封面。
民國時期曆史風雲變幻莫測，每一次時代周刊上中國人物的出現，都反映着國内政治與社會的瞬息萬變，時代與形勢的深刻變化，而每一次相關人物的亮相，也都展示着不同時期的中國形象，訴說着不同的中國故事。
01軍閥割據時期的中國形象
在創刊後一年，1924年9月8日，美國時代雜志的封面上第一次出現了中國人的身影，他就是吳佩孚。作為直系軍閥的首領人物，吳佩孚能夠榮登時代周刊封面，自然有其時代背景。
1920年，吳佩孚跟随曹锟參加直皖戰争，與奉系合作，擊敗皖系勢力，9月吳佩孚任直魯豫巡閱副使。1921年，吳佩孚又被任命為兩湖巡閱使，至此直系軍閥勢力已擴充至直魯豫、江蘇、陝西和兩湖地區，顯然有占據中國半壁江山之勢。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争爆發。吳佩孚聯合曹锟将奉系軍閥趕至山海關外，直系軍閥入主北京政府。
吳佩孚也是以成為北洋軍閥中的首要人物，集公權力、軍事實力和威望于一身，自此至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争爆發之前，吳佩孚可以說是到達了個人權勢巅峰。是以1924年美國時代周刊将吳佩孚選入封面，并配以說明文“Biggest man in China”，以中國最強者的字眼來表述吳佩孚，可見其在當時在中國政壇的權力地位及影響力。
（1924年9月8日時代封面）
1927年4月4日，蔣介石第一次出現時代周刊封面上，這也是登上時代封面的第2個中國人。時代周刊以一幅表情冷峻、目光淩厲的正面肖像來刻畫蔣介石，配以簡短說明“GENERAL CHIANG KAI SHEK”（蔣介石将軍），“rose out of Sun-set”（在孫隕落之後升起）。此時正值國内國民革命方興未艾之際，在此之前，蔣介石于1926年6月4日任北伐軍總司令，并發起北伐，率先對吳佩孚勢力展開攻擊。北伐軍攻勢迅猛，勢如破竹，蔣介石也以此為資本，成為進軍中國政壇的一顆冉冉新星。
自1927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蔣介石單獨出現在時代封面次數為6次，另有3次與他人一同出現。根據列努斯對1923-1977年所有出現于封面的人物統計來看，中國人物中，毛澤東出現12次，名列第12；蔣介石10次，名列第17；周恩來8次，名列第22。可見蔣介石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曆史地位及重要性。是以，1927年蔣介石入選時代封面，某種意義上标志着北洋軍閥時代的結束，以及一個由其主導的新的時代的來臨。
（1927年4月4日時代封面）
1928年，北伐基本完成，蔣介石遂以戰争結束，節省軍事開支以進行經濟建設為由，着手召開編遣會議，進行大規模裁軍。而此舉嚴重影響到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的核心利益，由此引發了1930年的中原大戰，這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耗時最長的軍閥混戰。在這樣的戰争背景下，時代周刊于1928年7月2日和1930年5月19日分别選取了馮玉祥和閻錫山作為封面人物。
（1928年7月2日時代封面）
可以看出，這一時期時代周刊從美國在華利益出發，選用了親美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孫中山的接班人蔣介石，以及信奉基督教的馮玉祥等人作為封面人物，這些人主要是當時的舊軍閥，其形象比較單一，大都是嚴肅刻闆，身着軍裝的形象，畫面整體比較灰暗，給人留下一種落後混亂的印象。
02抗戰時期的中國形象
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中國的戰争硝煙迅速彌漫整個東北，國内局勢陡然緊張，此時蔣介石在國民黨内部又面臨着派系間的激烈鬥争，以胡漢民為代表的粵系勢力尤甚。在此内憂外患的背景下，1931年10月26日，時代周刊選擇将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作為封面人物，表達了對中國局勢的關注與觀望。之後，蔣介石迫于時局壓力，于1932年12月15日通電第二次下野。
（1931年10月26日時代封面）
1933年至1936年，時代周刊連續4年都有中國人物登上封面，顯露的是全面抗戰前國内外環境的錯綜複雜，中日關系一發千鈞的态勢和極端緊張的時局。
1933年12月11日，蔣介石再次登上時代封面，此時的他已經在第2次下野後不久再次上台，并于1932年在幹部組織，情報系統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完成自身從軍事領袖向政治領袖的轉型。
（1933年12月11日時代封面）
1934年3月5日，溥儀出現在時代封面上。就在幾天前，溥儀在日軍的策劃下，改“僞滿洲國”為“僞滿洲帝國”，并舉行登基典禮，稱“僞滿洲國皇帝”，改年号為康德元年。這一地區兩年前還被稱為滿洲，兩年間随着日軍的步步進逼，形勢迅速惡化，而溥儀則陶醉在所謂“王道樂土”的帝王美夢中。
（1934年3月5日時代封面。）
1935年3月18日，汪精衛出現在時代封面上。此時汪精衛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這一年中國局勢極為動蕩，持續緊張的中日關系，戰和不定的環境，直接将這位外交部長推到風口浪尖。時代周刊将汪精衛比喻為鲸魚的胡須——容易彎曲，也能予以反擊，這其實也反映出此時的汪精衛在中日關系之間搖擺不定，亦戰亦合的心理态勢。
（1935年3月18日時代封面。）
1936年2月24日，時代雜志罕見地将4位人物列入同一個封面中——日本裕仁天皇，溥儀，斯大林，蔣介石，這四位解決遠東危機的關鍵人物同處一框，并配以文字“the spokesman：one false step-one mistake-will go bang like a fire cracker”（一旦犯錯即猶如爆竹引爆），簡單直覺地傳遞出當時遠東各方勢力的動态變化和時局的千鈞一發。
（1936年2月24日時代封面）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标志着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開始。在之後的數年間，每一次中國人物在時代封面上的出現，都反映着某個重要曆史階段或曆史事件。
1938年1月3日，伴随着蔣介石宋美齡聯袂成為時代年度人物的，是中國抗日戰争的全面展開。
（1938年1月3日時代封面）
1941年6月16日，陳誠的出現，伴随着重慶大轟炸艱難的日子。
（1941年6月16日時代封面）
1942年6月1日，蔣介石再次登上封面，伴随的是抗日戰争由戰略防禦階段轉入戰略相持階段，随着國際戰場上太平洋戰争的爆發，英美對日宣戰，中國的艱難困境得到改善，國際地位也逐漸提高，蔣介石的威望與地位也逐漸達到頂峰。
（1942年6月1日時代封面）
1943年3月1日，宋美齡出現在封面上，該年宋美齡赴美通路，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并與羅斯福總統會晤，宋美齡以其出衆的口才，優雅的舉止外貌在美國迅速刮起一陣美齡風，宋的出訪美國反映出國民政府在外交上争取美國更大的支援與援助。
（1943年3月1日時代封面）
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登上時代封面，不久之前宋剛接任代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部長之職。對于這樣一位具有留美經驗的國民黨高層政要，美國顯然對其青睐有加，時代周刊更是對宋子文極盡贊美之詞，甚至将他與美國開國時期首任财政部長漢米爾頓相提并論。1945年7月，宋子文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并任四位主席之一。聯合國大會成立時為中國首席代表。1945年8月宋子文出訪美國，并争取到美國的全面援助。
（1944年12月18日時代封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美國戰列艦密蘇裡号上舉行。9月3日蔣介石以抗戰勝利者的姿态亮相時代周刊封面。封面上的蔣介石身着軍裝，面帶微笑，神态祥和，背後是青天白日旗。
封面配以文字說明“After eight years of war, the challenge of peace”（八年抗戰之後，和平正經受挑戰），時代周刊在祝賀中國抗戰勝利的同時，也表現出對中國未來走向的一種不确定和擔憂。抗戰結束了，是和平還是戰争，成了擺在國共兩黨面前的首要問題，也是蔣介石迫切需要做出選擇的問題。
（1945年9月3日時代封面）
這一時期出現在時代封面的人物，大多是蔣介石及其周邊的國民政府的軍政要員，相比于早期嚴肅刻闆的形象，這一時期的封面形象豐富活潑了許多。由于抗戰的進行，尤其是太平洋戰争爆發後，中美兩國同處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無論是從盟友關系出發，還是從反法西斯宣傳角度講，時代周刊對中國的封面人物刻畫及其相關新聞報道上，都多了一份友善和關切。
03從抗戰走向解放戰争
1947年5月26日，長期主持國民黨黨務、cc系特務首腦陳立夫登上時代周刊封面，封面配以陳立夫的一句名言“The essence of life is the performance of benevolence”（生之原理在于施仁義）。
不同于以往側重于時政新聞的報道，此次時代周刊将陳立夫研究哲學，寫作生之原理并以弘揚儒學為己任的一面突出予以報道，其出發點正如時代周刊所說：“美中之間的橋梁，必須從馬歇爾這種完全美國式的思想，延伸到陳這種完全中國式的思想。應該承認，這是一個巨大的跨度；但它卻必須承載亞洲和平與進步的重量”。
（1947年5月26日時代封面）
1948年12月6日的時代周刊封面，是蔣介石在民國時期的最後一次亮相，當時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節節敗退，優勢喪盡，時代周刊以“the howitzers could now be heard in Kansas City”（榴彈炮的聲音，遠在堪薩斯城也能聽到）的字樣描述時局。1948年9月至11月的遼沈戰役、11月6日開始的淮海戰役，以及11月29日開始的平津戰役，無論是已經結束還是正在進行之中，對蔣介石來說形勢都不容樂觀。
（1948年12月6日時代封面）
1949年2月7日，伴随着蔣介石在民國時期的最後登場的是毛澤東第1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就在一個星期前，平津戰役剛剛結束，北平和平解放。三大戰役完成後，國民黨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消滅，戰局發生根本性扭轉。
封面上毛澤東擡頭仰望，面帶笑容，背後有民主統一4個字，這似乎反映了美國對中國走向的一種預判。時代周刊在報道中所言：“毛澤東把中國劃入了國際共産主義集團的版面。對西方而言，這是一件無法估計的災難。對共産主義，它是自蘇聯革命以來最大的勝利。”
（1949年2月7日時代封面）
可以看出，随着解放戰争的推進和國民黨敗勢日漸顯露，受時局轉變的影響，美國對中國的價值取向和整體評價逐漸發生深刻變化。新中國成立後，随着中國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以及美蘇兩國展開全面冷戰，受國際局勢和意識形态等因素的影響，時代周刊封面上呈現出的更多是扭曲，片面，醜化，負面的中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