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的二十幾名“禦林軍”，為何會被日本憲兵隊抓走，并施以酷刑

我們知道，酷刑一直以來曾長時期地伴随着各國的社會發展曆程，但縱觀人類酷刑中，我們不難發現，每一個國家各個時期，遭受酷州的人都是少數。像僞滿洲國這樣有如此廣大的人群遭受酷刑，如此衆多的人被酷刑折磨緻死緻殘，在人類社會曆史上實屬罕見。

日本酷刑的施用對象範圍之廣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凡是被他們逮捕的從事反滿抗日活動的共産黨員、東北抗聯幹部戰士、國民黨和共産國際的情報人員、抗日義勇軍首領和士兵、普通群衆、蘇軍和外蒙古的戰俘，全都是他們的用刑對象。

對前清、民國時期的社會政要、名流，雖然稍有顧忌，但同樣用刑。對觸犯他們利益尊嚴、意志的僞滿軍政人員、親朋好友，隻要日本關東軍、憲兵隊、各級日本官吏不滿意，同樣是酷刑相加，即便是犯了罪的日本警察，也會遭到日本憲兵的酷刑拷打。

社會名流

1932年六七月間，原駐哈爾濱黑龍江省鐵路交涉局總辦、東省特别行政區市政管理局局長、愛國老人馬忠駿，本已賦閑在家，因幫助過馬占山抗日，被哈爾濱日本憲兵隊逮捕，并在他家中搜出了槍支。

僞滿進階官吏

1936年3月末，在僞滿興安省省長會議上，僞滿興安北省省長淩升強烈反對日本“開拓團”移入内蒙地區，反對日本官吏大權獨攬，反對日本關東軍幹涉“地方政權”，引起日本關東軍的惱怒。淩升和他的秘書華霖泰從僞滿洲國首都新京回到興安北省首府海拉爾，被駐海拉爾日本憲兵隊逮捕。随後，淩升的胞弟福齡、妹夫春德等13人都遭到逮捕。

在獄中，他們都受到酷刑拷打，被逼承認“通蘇”的罪行。而日本關東軍給他們确定的真正罪名是“以淩升為首的蒙古人搞蒙古獨立”。1936年4月24日上午10時，淩升、福齡、春德、華霖泰在僞新京南嶺刑場被執行槍決。淩升一案表明，盡管身居省長高位，又是僞滿洲國“建國元勳”，但隻要是觸怒了日本主子，等待他的就是酷刑和死亡。

僞滿皇帝的護軍

1937年6月27日是個星期天，僞滿皇帝溥儀的二十幾名“禦林軍”——護軍到“大同公園”遊玩，被經常在暗中監視的日本便衣發現。通過密謀，日本關東軍無事生非，蓄意尋釁，抽派一個班的士兵，由兩名參謀帶領，扮成遊客，假裝來公園遊玩、結果以争遊艇為由，與護軍打起架來。

日本憲兵跟蹤而至，勒令護軍頭目警衛處長佟濟晌立即交出肇事的護軍人員。佟濟胸是清朝的遺老舊臣，一直追随在溥儀身邊，忠心耿耿，但官大膽小，特别怕日本人，看到日本憲兵就眼睛發直，四肢癱軟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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