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成的戴笠
戴笠，字雨農，浙江江山縣人。他在進入黃埔之前，生計困頓，“那時他（戴笠）隻有一套衣服過夏天，穿髒了便在西湖内洗幹淨，晾在湖邊，幹了再穿起來。一雙白帆布鞋每次花一個銅闆的白粉塗上去，又像新的一樣。”他四歲喪父，全靠母親拉扯大，成年後找不到人生目标，東遊西蕩漂泊多年，直到三十歲（1927年），才到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戴笠戴雨農這個名字，是考試時改的。
入黃埔不到一年，戴笠參加北伐軍司令部設立的一個“聯絡組”，做些零星的情報工作。沒想到當年年底，蔣介石退位下野，“聯絡組”生活無着，同伴紛紛離去，唯有戴笠堅持孤身刻苦鑽研情報學。他自己後來說：“當時困苦，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功夫不負有心人，蔣介石複職，戴笠當了“密查組”組長。這個“組”小到什麼地步呢？他自我調侃道：“我們在二十年（1931年）十二月十日以前，隻有一個人，或說隻有一個半人。”但它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密切聯系上司。戴笠就這樣靠着個人奮鬥，逐漸得到蔣介石信任和重用。1928年進入蔣介石侍從室的康澤回憶：隔壁辦公室門上貼着“非請勿入”，有幾個人進進出出，十分神秘，其中就有戴笠。
1931年底至次年初，蔣介石決意效仿蘇德意，以黃埔學生為骨幹，成立一個效忠領袖、行動快速的團隊。他在日記中披露其想法：“組織政黨，澈底政策，必先組織偵探隊，防止内部叛亂，制裁一切反動，監督黨員腐化，宣傳領袖主張，強制社會執行，此偵探隊之任務，而偵探隊之訓練與組織指揮運用則須别訂也。”
蔣介石有個特點，就是有什麼想法不會直接講，而是“啟發”别人領會他的意圖。他多次找來一批自己看好的黃埔學生，一再“啟發”他們。當賀衷寒、康澤等學生了解不了他的深意時，他就念叨：“我的好學生都死了！”最終，這批“不中用”的學生明白過來，議定成立一個秘密組織，名為“三民主義力行社”，其外圍組織為“革命軍人同志會”和“革命青年同志命”（後來後者合并到前者），基層組織為“複興社”。
魔幻的是，“複興社”的名聲“養在深閨人未識”，“藍衣社”的名号卻盡人皆知。這來源于力行社成員劉健群的一本小冊子：《改組國民黨的刍議》。他在書中說，應該建立一個如意大利褐衫隊那樣的組織，身着藍衣。正好四處流傳有一個秘密組織，卻不知道是什麼，于是人們就把“藍衣社”與複興社聯系起來，全世界都以為這個秘密組織叫“藍衣社”，沒想到卻是以訛傳訛。
那幾年的康澤，風頭比戴笠更勁，他任 “别動總隊”總隊長，很得蔣介石器重。不過，康澤說“力行社”是複興社之後的4月份，在賀衷寒的建議下成立的，不夠鑿實，因為蔣介石日記1932年2月29日記載：“上午到勵志社、力行社成立禮訓話一時餘……”可見，力行社正式成立時間，就在2月29日。
4月1日，特務處正式成立（這一天，成為軍統的紀念日），當務之急是拉起隊伍。于是戴笠四處考察、吸收成員。陳公澍是黃埔四期入學，因身體原因五期畢業。他在南京閑散交遊期間，被吸收進了力行社的第二層：革命軍人同志會。陳公澍之前與戴笠打過幾次交道，戴笠找到他，要他迅速召集30名黃埔同學。當時的軍校同學會設在南京三道高井附近，很多黃埔生在這一帶找工作、辦登記。陳公澍很快找了30個人，戴笠照單全收，全都納入了洪公祠“參謀本部特務警員訓練班”。别小看這個訓練班，蔣介石自兼校長，戴笠以“事務”的名義實際負責。
當年6月，訓練班開學。陳公澍回憶“開學典禮”的場景：這天蔣介石和戴笠進入禮堂，其它的人，無論穿軍服還是着便裝，都隻能在門外。儀式開始，每位學員手拿一張油印的誓詞，蔣介石舉着手引導宣讀，學員們再跟着讀一遍。宣誓完成，戴笠馬上把學員手裡的紙張收回來，當場點燃火苗銷毀。全場肅穆無聲。宣誓過後，正式上課。經過通訊、偵察、爆破、射擊等近二十項特工技能的強化訓練，六個月後，洪公祠教育訓練班結業。學員配置設定到各地建立網絡，陳公澍去了北平，任北平站站長。
二、北國除奸
複興社特務處出手不凡，第一炮就是成功刺殺張敬堯。張敬堯是老牌北洋軍閥，他在任湖南督軍期間，橫征暴斂，罪惡累累，湖南人民稱之為“張毒”，紛紛要求将他驅逐出湖南。毛主席當年就參與了“驅張運動”，他在接受斯諾采訪時回憶：“這家夥（張敬堯）很壞。我們上司了一次學生總罷課反對張敬堯，要求撤換他。”被趕走了的張敬堯賊心不死，又搭上了日本侵略者的賊船。他與闆垣征四郎密謀，想在平津地區組建一個日本的傀儡政權。1932年5月，他帶着日本人給的巨款，來到北平，住進了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
這天，派駐北平的特派員鄭介民在八大胡同找到北平站陳恭澍等人，傳達指令：7天之内，制裁張敬堯！時間緊迫，陳恭澍壓力山大。因為東交民巷屬使館區，是“國中之國“，有外國駐軍，包括日本駐軍，而北平站還處于草創之時，人員少、裝備簡陋，連一支槍都有。好在戴笠給陳恭澍餞行時，以私人名義送給陳恭澍一支左輪手槍，現在這把槍派上大用場。
利好消息是，大家初入特務處，躍躍欲試，立功心切。白世維主動提出願意下手，連鄭介民也積極起來，親自住進六國飯店，對張敬堯偵察監視。鄭介民作為特務處副處長為什麼不積極呢？因為鄭介民是黃埔二期，資曆比戴笠高，并且他知道戴笠的作風，自己這個副職就是打醬油的。據康澤回憶，特務處成立之初“鄭介民很不心服，長期不安于位。“
陳恭澍指揮排程，白世維和王天木進入飯店準備動手。據偵察，張敬堯在飯店三樓開了三個房間。三樓已經客滿，行動隊隻好在二樓開了一間。好巧不巧，白世維二人不滿意樓層，正找茶房（服務員）想辦法調換的時候，王天木在甬道一扇窗戶往旁邊房間一望，看見一個人坐在床沿上，這不正是要找的張敬堯嗎！？白世維得到王天木訓示，當機立斷，“站穩了腳步，撩起夾袍，抽出槍來，對準房裡那個剛剛站起半個身子的胸部；砰、砰、砰，一連開了三槍。”欲當漢奸的張敬堯當場斃命。這天是1933年5月7日，消息傳來，蔣介石高興地在日記中記道：“而張受戮，是上帝之助我複興中華之機也，勉之。”
三、蔣介石手中的“殺器”
特務組織——調查科、特務處、中統、軍統、保密局——的性質，決定了它是蔣介石手中的私人殺器。它既制裁賣國賊，如張敬堯、石友三、汪精衛，也刺殺左傾親共的，包括“不聽話”抗日的吉鴻昌等。總而言之，凡是蔣介石仇恨不滿的人，都是軍統的行動目标。如國民革命軍元老張發奎，1949年不肯去廣州參加蔣介石的最後頑抗，蔣介石就向人咆哮道：“是向華（張發奎字向華）在反對我！告訴他小心點！我要看他怎麼死！”
進階将領尚且如此，那些有筆無槍的文人，在獨裁統治下更是朝不保夕。比如軍統刺殺的楊杏佛和史量才，隻是對蔣介石的統治有不滿和批評，即招來殺身之禍。史量才是著名的《申報》總編輯，由于《申報》一直堅持獨立客觀的辦報原則，為當局所忌恨。1934年11月13日，特務們選擇滬杭公路博愛鎮附近為下手地點，用一輛車橫在路中間，僞裝在修車，将史量才的汽車攔住，然後向車上人員開槍狂射。史量才父子從後座逃脫，特務一路追擊，擔任行動指揮的趙理君在一個幹涸的小水塘發現躲在草叢中的史量才，大呼：“在這裡！”一面向史量才開槍，其中一槍擊中頭部，史量才當即身亡。
抗戰期間，日本侵略者侵華手段之一，就是扶植漢奸政權。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就策劃了多起。參與其事的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講道：“土肥原最初打算推舉中國革命初期的政治家、政界元老唐紹儀、吳佩孚、靳雲鵬三人為中央政府的上司人，策劃他們出馬。九月末首先到上海秘密通路了唐紹儀，進行了會談。不料在幾天之後，唐紹儀突然被一個經常出入他家作客的國民黨特務把他當作漢奸暗殺，死于非命。“今井武夫說的這是怎麼回事呢？
唐紹儀是民國元老，曾在袁世凱手下兩次組閣，出任總理。1938年9月，土肥原拉攏他組建漢奸政權的消息傳出，軍統決定對其進行制裁。戴笠派出殺手趙理君，利用唐紹儀特别喜歡古董的特點，假扮成古董商人，要将一個花瓶賣給唐紹儀。雙方見面後，果然唐紹儀很感興趣。趙理君摸清了唐家的情況，又說，我還有一個更好的，改天送來你鑒賞。幾天後，趙理君再次上門，将一個更有價值的花瓶遞給唐紹儀，就在唐紹儀低頭觀看之際，趙理君突然抽出暗藏的一柄小鋼斧，劈向唐紹儀後腦，唐紹儀當場斃命。事前趙理君支走了唐家傭人，這時從容撤退，完美完成任務。
唐紹儀的聲望，與吳佩孚不相上下，蔣介石把他當作心腹大患對待。得知軍統任務達成，蔣介石在武漢會戰焦頭爛額之時，總算有一絲安慰。他的日記中記到：“華北唐紹儀在滬斃命，實為革命黨除一大奸，此賊不除，漢奸更多，僞組織與優寇更無忌矣。總理（孫中山）一生在政治上之大敵為我黨革命之障礙，以唐奸為最也。”
這之後，軍統奔赴河内，制裁叛逃的汪精衛，由于目标認定錯誤，誤殺了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這一段故事前文已有詳細叙述。
四、驕橫的軍統
要維持軍統這個龐大的特工組織，需要巨額經費，光靠正常撥款遠遠不夠，還得靠自己摟錢。抗戰期間，戴笠兼任輯私署署長、戰時貨物運輸管理局長、軍委會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處長，等等。軍統還印制僞鈔、走私鴉片，一時财源滾滾。
國統區遍布軍統稽查處，陪都重慶所有13個縣全都有稽查處，“它們可以任意扣留旅客，搜查住宅，扣留車船，查封倉庫。”如設在朝天門的水上稽查處和巴南一品的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就是很來錢的“項目”。在與其他系統的利益争執中，軍統仗着戴笠撐腰，十分強勢。戴笠的原則是：“凡是軍統的人與地方發生争執打鬥時，隻許打赢，不許打輸。不管誰對誰錯，隻要是軍統的人打赢了，他頂多說兩句，如果是打輸了回來，他就要嚴加懲處。”
沈醉以火箭速度被戴笠提拔，年僅28歲就擔任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督察長，不久又升為副處長仍兼督察長。他在《我的特務生涯》中回憶：“綦江稽查所的一個稽查員在搜查行人的危禁品時，A錢了一個浙江人的财物，這個浙江人正好是重慶衛戍總司令部下屬綦江警備司令周振強的同鄉。周振強知道此事後大發脾氣，他一怒之下，就讓衛士把這個稽查員槍斃了。
我在重慶聽到這個報告，就火冒三丈。心想，你一個縣的司令有什麼了不起？竟敢随便斃了我們的人，我也要讓你好受不了。于是，我馬上帶四十個稽查員乘兩輛大卡車去綦江準備抓周振強，想好好地收拾他一頓，讓他知道知道我們稽查處的厲害。我帶着人剛到重慶一品場檢查所時……他（戴笠）在電話裡指令我馬上帶人回去。無奈，我隻好掉轉車頭。回到稽查處，我就氣呼呼地去見戴笠。（戴笠說）：“喀，那就算了！司令斃了個把人算什麼？隻要不是我派去的同志和學生就行啦。你要知道，周振強還是委員長辦的戰幹團副教育長呢。你打了他，委員長追查下來，你要吃虧，我也不好交待。”
除了蔣介石，别的人真的管不住戴笠。軍統能獲得撥款的約2.5萬人，公開人員不下5萬，加上許多秘密組織和人員，一共應在10萬之數；另外還有十幾萬的忠義救國軍。到底有多少人馬，戴笠自己都不一定有數，用他自己的話說：“真的興旺人家，筷子的數目是弄不清楚的！”如此龐大的隊伍，複雜的關系，許多靠他個人的記憶和精力去指揮去辦事，其能幹勤勉，确實罕見！
公正地評價，軍統和戴笠為抗戰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付出了相當大的犧牲。而且，從國民黨的角度來說，戴笠是一條忠實的走狗。可為什麼國民黨内部有這麼多人怕軍統、恨戴笠，必欲除之而後快？因為他隻聽蔣介石一個人的話，不依法度，私捕濫殺，無論哪一方，都會感到人人自危。而戴笠貪欲又大，權力大到如此地步還不知足，還想着其他肥差，必然和其他國民黨要員的利益産生沖突。甚至貴為四大家族的孔祥熙等人，對軍統也是牢騷滿腹，恨不得戴笠速速死去；其他人的感覺，可想而知。在曆史上，帝王身邊的秘密特務頭子，都是讓同僚恨之入骨的。
五、戴山有條困雨溝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C—47型222号專機從天津轉青島飛上海，由于上海大暴雨不能降落，轉飛南京，機場勉強同意降落，穿雲下降後發現已過機場，遂向江陰方向飛去，随後與地面失去聯絡。戴笠去青島，據說是為了與美國海軍進一步接洽，為軍統轉型海軍拉關系，如果美國海軍認可他出任海軍司令，在蔣介石面前是大大的加分項。飛去上海，據說是先去會影星胡蝶，由杜月笙和唐生明出面做胡蝶丈夫的“工作”，胡蝶離婚後他倆結婚。南京的事也很急，警察總署署長的位子戴笠也想搶。
戴笠與主任秘書毛人鳳約定時間電報往來，但一天一夜毛人鳳未收到電報。緊張的氣氛籠罩了軍統總部。毛人鳳趕緊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十分焦急，最擔心的是戴笠飛機迫降到解放區。時任軍統總務處長的沈醉自告奮勇去尋找戴笠，蔣介石特别寫了一張手令交到沈醉手上，寫着：“無論何人，不許傷害戴笠，各軍政機關，地方政府，如發現戴笠，應負責妥為護送出境，此令。”第一預案是，找到戴笠飛機降落的地方，沈醉他們跳傘下去會合，馬上電報向蔣報告。是以沈醉緊急同報務員、醫生去重慶兩路口學跳傘——這個跳傘塔八十年代還在——蔣對沈醉說：“不管落在什麼地方，一定要跳下去，不要害怕，一定要把戴科長找回來。”沈醉還未出發，毛人鳳接到總裁辦公室電話，告訴他：“委座已接到航委會的報告，說墜毀的正是戴局長的那架飛機，并肯定全機人員均已遇難，無一幸存……”
據當地百姓講，他們看到一架飛機在大雨中飛得很低，先撞在一棵大樹上，再沖到一座二百來米高的小山上，一聲巨響，然後燃起大火，在雨中燃燒了兩個小時才熄。機上十人全部遇難，機身被燒毀，唯機尾還辨認得出它的編号。沈醉回憶錄中寫到：“我帶着戴笠的一張大照片和幾個辦事人員到達南京時，他們各自都乘坐着小汽車，陸續回來了。最後，戴笠的親信副官賈金南從一輛大卡車上，抱着一截用白布裹着的東西下來。他一見我就忙把那東西放在地上，撲在我的面前嚎啕大哭地說：‘沈處長呵！你可來啦！平時他們那樣尊敬戴先生，如今戴先生的屍骨未寒，他們就不讓戴先生搭乘他們的小汽車呀，我隻好抱着戴先生坐運屍體的大卡車回來。’”
為了證明包裹着的是不是戴笠，沈醉揭開白布細看：“這哪裡是個人？完全是段黑炭。幸虧頭還沒有燒掉，模模糊糊還能看清嘴的位置。我想看看嘴裡是否有幾顆金牙，就用手把嘴唇掰開，剛一動，那黑炭般的嘴唇就直往下掉渣，我的手不禁有些發抖，但我還是把嘴扒開。看清嘴裡确實有幾顆金牙，才相信戴笠确實是死了。我不禁痛哭失聲……”
據說戴笠命中缺水忌山，是以字雨農，他所用的化名與水高度相關，如江漢清、汪濤，用得最久的是沈沛霖。後來秘書室認為沈沛霖這名字用的時間太長，怕不保密，這才換了一個“洪淼”。到了1946年剛剛改了新的化名叫“高崇嶽”，這次沒有化名裡沒有水了，偏偏多了最忌諱的山。結果就撞山了，而這座山叫“戴山”，其實隻是個小山坡；戴笠字雨農，偏偏山腰有條水溝叫“困雨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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