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辰，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作為呼吸病學與危重症醫學專家，王辰多次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挺身而出。
2003年，王辰擔任北京防治“非典”專家組首席專家；
2009年，甲型H1N1流感流行，王辰是國家醫療專家組組長；
2020年，武漢新冠疫情暴發時，王辰提出建立“方艙醫院”的建議被采納得以實施，迅速扭轉抗疫戰局，被稱作“關鍵時刻的關鍵之舉”。
針對當下的疫情，以及中國醫學的更多話題，王辰接受了《面對面》欄目記者董倩的專訪。
現在很難有真正精确時間上的“預言家”
記者：中國内地已經出現了奧密克戎變異株輸入病例導緻的本土病例，作為深度參與過病毒防控的醫生，當病毒發生一代一代變異，你們密切關注它的什麼？
王辰：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就是關注病毒的變異和變異産生之後的穩定性。這個病毒是一個很聰明的病毒，我們說它是“完美級病毒”，它很懂得如何去生存和适應自身，它的生存和适應方式必然是傳播性增強，緻病率降低，在體記憶體活時間長一些，這就是它進化的方向。因為各方面變量太多，而且不可控，是以病毒發展的走向有無數可能性，很難預測，很難有真正精确時間上的“預言家”。
記者：我們已經與新冠病毒共存兩年了，我們對它的了解到一個什麼程度了？
王辰：還在進行中，因為一個新的病原出現，對它的認識往往需要比較長期的過程，尤其它處在變異中和進化中，對這個病毒的規律現在是不掌握的，現在還沒有形成相對穩定的狀态。
記者：兩年了還沒有穩定？
王辰：實際上兩年，對于一個新宿主适應不是一個太長的時間。去年4月在武漢就開始有人談後疫情時代了，我說不是後疫情時代，我們還處在疫情時代，我說别以為我們勝利了，我們隻是對這個病毒還缺乏想象力。
不能把公共衛生“小衆化”
在武漢抗疫66天，王辰目睹了疫情暴發給醫療系統的沖擊，對我國公共衛生體系的短闆有了更深層次的思考。2020年7月16日，北京協和醫學院“群醫學及公共衛生學院”正式挂牌。王辰希望，這個在疫情中誕生的學院，能夠實作醫生從關注個體到關注群體的轉化、從關注當下到關注長遠乃至子孫後代的轉化，推動“以治病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的觀念轉變。
王辰：過去醫學重點是臨床醫學，就是在病人身上的，也就是對病人進行臨床照護，但是通過這次疫情，我們發現，醫學應該關注群體。醫生既要看到床上躺着的危重病人的健康利益，要幫助他，還要考慮到他的家庭，他所處的社會環境，他的國家民族，這就是醫生和醫學界應當考慮的問題。
王辰認為，在臨床醫學與預防醫學、公共衛生長期割裂發展的情況下，群醫學或能成為一種醫學發展的新範式、新取向，讓人們不再把“防”“治”分而談之，而是自然而然地将對人群的責任歸為醫學的一部分、臨床醫生工作的一部分。
王辰：公共衛生在我們國家經常被片面地了解，好像這是疾控中心的事情，和其他人關系不大，絕對不是。公共衛生和醫學一樣，都是從對疾病的預防、診斷、控制、診療、康複，再加上健康促進這六個方面來增強和維護健康的。現在有些人特别是我們一些醫學界人士的觀念，還是把公共衛生小衆化、局限化了。
記者：經過疫情還仍然這麼想嗎？
王辰：希望改變，但是改變還仍然不夠。
記者：這個問題有多緊迫？
王辰：極為緊迫，這個觀念不改變，就很難真正地按照國家的要求建立起現代公共衛生體系。
記者：假如這套系統仍然是割裂的，我們再置身一場其他的疫情，我們的反應會是什麼樣？
王辰：不得不說，我們恐怕還要重複曾經有過的困難局面。但是如果打通，那就會全然不同。
完善公共衛生體系必須加強投入
在兩會上，王辰多次送出了建議設立國家醫學健康科學基金的提案，進而加大對醫學健康科技創新的支援力度。王辰認為，要完善公共衛生體系，國家必須加強投入。
王辰：2019年世界銀行公布過各個國家衛生投入的情況，按照世界銀行的推算，我們國家投入是GDP的5.4%，其中政府投入也就是2.9%。而世界平均水準，衛生投入占GDP的9.9%，其中政府投入是占5.9%。是以9.9%對5.9%，5.4%對2.9%，你知道我們國家現在投入到底是足還是不足了吧？對衛生的投入不可以視為一種消耗，我們整個醫學衛生事業的發展方向一定是以提升醫療品質，維護好人民的預防、診斷、控制、治療、康複和健康促進為主線的，而不是隻是斤斤計較于一些所謂的控費的相關問題，尤其是對一個已經營養不良的人，你還以節食為處方，你認為他掉了幾個面包渣是造成了局部浪費，這會對我們未來發展造成障礙，會造成我們判斷的失誤、方向的錯誤，等你覺察到的時候我們已經又落後了。
創立4+4醫學教育模式
2018年1月，王辰開始擔任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半年之後，協和醫學院創立“4+4”醫學教育模式，與國際先進的醫學教育接軌，并提前開設了試點班。4+4中的第一個“4”，是在大學教育階段，學生們可以分布在各學校學習各自專業，比如文學、生物、哲學、法律等，這些來自不同專業且在大學期間産生學醫願望的人，在大學教育階段完成一定的生物學、有機化學等醫學預科課程，并通過醫學院入學考試之後，再接受4年臨床醫學專業培養，畢業時可以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王辰希望，“4+4”制度能培養多學科融合的頂級醫生。
王辰：學醫的學生本身知識體系相對比較單純，醫學院教授以生物學為主，兼有其他的醫學知識和醫學體系。而我們這些學生每個人思維方法都有很大的不同，學生物的會很關注生命科學的機制是怎樣的；學法的在面對醫患關系，或者将來參與制定醫師法、衛生法工作的時候，會想怎麼更好地維護醫患雙方的利益。
記者：您是要培養一個出色的醫生，還是要培養一位出色的醫學方面的學者？
王辰：兼備，醫生本身就是學者。
醫生要祛除“私”和“虛”
2021年正值協和醫學院落成100周年，王辰在這屆學生的畢業典禮上再三叮囑，協和人一定要有“天下為公”和“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一定要祛除“私”和“虛”兩種品行。
王辰：我本來不想講，後來到最後的時候，我想着他們也算是所謂最後一課了，這個時候應當把一點心裡邊最關鍵的話，最需要像家長叮囑孩子一樣的話，應當說出來，就是這兩個字。我跟學生講，你們将來一定要避免做這樣的人。因為如果私字一表現出來，馬上思考問題就是功利性的，他想什麼事都是這個事對我有什麼好處，這事情我會不會得罪人，這事情我能得到什麼？我怎麼能夠“事半而功倍”，他盤算的就是這個。
記者：醫生也是人，為什麼不可以這樣想？
王辰：他的職責所系，内心的私一動就變成功利性，醫療行為上變成功利性就很可怕，真正表現出來的時候，行為上就是一個虛字。虛字表現出來就是表演性做事情，不追求所成。醫生一定得實實在在的，用最實的行動寫處方、用藥、動手術、跟病人進行語言交談。
“庸醫之害，甚于無醫”
作為一名醫生和一名醫學教育工作者，王辰強調，醫學是“多學”，是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三者結合起來所構成的學術和技術體系。而對人的終極利益的追求是醫學的宗旨，是以，醫學還是“人學”。
王辰：協和的校訓是尊科學濟人道，而協和的校風我想應該是悲憫、專注、自省。
記者：您怎麼去了解這三個詞？
王辰：悲憫，就是仁愛之心，他見着弱者、見着需要扶助者的時候，醫生要用悲憫之心來照護好這個人；專注，醫生看診、照護容不得心有雜念，必須心無旁骛聚焦在病人身上，才能夠把他治好；自省，像張孝骞先生所講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年齡越大的大夫，越年資高的大夫就越懂得害怕，就越知道可能随時會出錯。醫學是一個最不容錯的行當，醫學的不容錯是航空級的，甚至超越航空級的。庸醫之害，甚于無醫，是以要時刻保持自省的狀态，不要自以為是，不要膨脹，不要犯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