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一篇特殊的媒體文章在美國《真相》雜志上發表，它的标題為《一個逃掉的原子間諜》。
文章披露，在1948年一位曾參與美國原子彈研究計劃的女核實體專家Joan Hinton（瓊·辛頓）突然失蹤，而後在中國出現。
這篇文章描繪的故事跌宕起伏，讀起來更像是一部驚心動魄的間諜小說，在文字旁邊甚至還有配圖漫畫，漫畫裡的Joan Hinton 穿着精緻的風衣，手拿密碼本，活脫脫一副職業女間諜的形象。
多年後，在中國農機院擔當顧問的技術員寒春讀到了這篇文章，她有些哭笑不得，因為自己就是此文中的主人公Joan Hinton。她沒想到，原來美國媒體是這麼描述自己的。
這一切，還要從二戰時說起。
二戰結束，Joan Hinton決定遠赴中國
二戰末期，美國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兩顆原子彈，造成了十幾萬人的傷亡，這個在二戰亞洲戰區瘋狂侵略的軍國主義國家終于吞到了慘敗的苦果。
但原子彈造成的巨大破壞力也讓參與研究它的科學家們感到不安和内疚，日本核爆後，“曼哈頓計劃”的總負責人奧本海默就曾公開宣稱：“我的雙手沾滿了鮮血”。
這種感覺同樣産生在寒春的心中，他們當初參與這項工作，是想搶在德國之前研發出這種威力巨大的武器，以達到消滅法西斯，快速結束戰亂的目的。
但二戰結束後，美國非但沒有立刻停止核武器研究，反而加緊制造了更多的核彈頭，開始了冷戰中的軍備競賽。
這是寒春不願意看到的，她對美國當局的做法非常失望，愛好和平的她不想繼續鑽研這種足以毀滅世界的力量，但核實體畢竟是自己辛辛苦苦沉浸多年的專業，猛然讓她放棄，她又有些不甘心。
徘徊在個人事業與社會理想之間的寒春備受煎熬，她不知怎麼選擇，此時，來自遙遠東方的一封信，使她做出了決斷。
“你什麼時候研究實體都可以，但是現在你不來中國，就會錯過‘末班車’的！”
這封信的發起人，是Erwin Engst，寒春的男朋友。此時，他正在中國的延安，在給夫妻寄來的信上，Erwin Engst還貼心地附上了自己的中文名字：陽早。
一個美國人，在戰争時期遠赴萬裡之遙的中國，還寫信給自己的女朋友讓她來趕上什麼“末班車”，這事兒聽起來也有些匪夷所思，他們之間是怎樣認識的，又為何都對中國如此向往呢？
寒春與陽早的愛情故事
而陽早出生在美國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從小就在農場裡生活，大學裡學的是農牧專業，小時候的理想也是做一個農場主。
威廉·辛頓，是美國共産黨員，陽早的校友，在上學時，他常到陽早的農場裡玩，也拉着妹妹去農場實習。
當時，寒春不過二十幾歲年紀，活力四射，會滑雪、騎馬、摔跤，甚至可以把同齡的男孩摔翻在地。
一來二去，陽早就注意到了這個特别的女生，他向寒春表達了情意，但此時的寒春醉心實體研究，沒有立刻接受。
而且，她還說道：“我并不嫌棄農業，但我絕不會做一個農場主的妻子。”
這讓陽早多多少少有些傷心，可他并沒有放棄追求。
但在個人情感之外，他還關心着社會的發展，陽早11歲時目睹過一次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那一年，大量産品過剩，被資本家們毀棄，成噸牛奶被倒入河流，相應的，窮人們想吃頓飽飯都難。
那種慘狀促使陽早開始思考社會的症結，某天，他看到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寫的《紅星照耀中國》，書中描繪的社會情景，與自己在美國的生活截然不同。
這就像是給他打開了一個“新世界的大門”，從此，他立下了一個志向：要參軍，到中國去，參加反法西斯鬥争。
1945年8月，他給寒春寫了封信，說自己賣掉了所有财産，要出去參軍，不當農場主了，想在臨行前看望一下寒春。
然而，在他賣掉奶牛的幾天後，日本就戰敗投降了，他沒有趕上，但此時，中國正進行着一場轟轟烈烈的解放戰争，陽早決定去見見世面。
于是，1946年2月，陽早以奶牛專家的身份随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從業人員來到延安。在那裡，他見到了解放區的真實模樣，還見到了毛主席等上司人，後來回憶初見毛主席時的樣子，他說道：
“在美國很多當官的接見群衆時，他們和你握着手，眼睛卻看着你身後的人，希望握手盡快結束，但毛主席接見我們時，情形就大不同，他和我握手時看着我，還問我從哪裡來。”
除此之外，他還發現這裡的人雖然窮，但都很有志氣，大家有飯同吃、有衣同穿，無論男女老少，都會得到應有的尊重和禮遇。
解放區的所有事物，在一個遠道而來的美國人眼裡，都是那麼的親切自然，雖然條件很艱苦，但陽早覺着自己來對了。
他還覺着，寒春也應該一起過來，就不斷給她寫信，描述這裡的生活。信件中，陽早對建設一個新社會的熱情躍然紙上，同樣感染着還在美國的寒春，雖然相隔萬裡，但兩人的内心漸漸連結在一起。
有趣的是，當時寒春還給陽早寫了很多回信，後來，她才得知，陽早沒有保留那些信。回信的紙張，他在上廁所的時候用了——陽早在很長一段時間後，才完全适應了用土塊擦屁股。
結婚多年後，寒春談及此事，還會忍不住抱怨幾句，當然，那就屬于夫妻之間的“甜蜜拌嘴”了……
寒春與陽早的再次相遇
1948年2月，寒春也出發了。臨行前，她還特意将這一消息告訴了自己的中國同學楊振甯。
說完之後，她難過地哭了好一會兒。楊振甯安慰并鼓勵了她，還教給寒春一些中文。她學會的第一句中文是“這是一支鋼筆”。
随後，寒春登上“戈登将軍”号遊船前往中國上海。
當時的上海還沒有被解放，十裡洋場，不乏濃妝豔抹、紙醉金迷的貴婦太太，寒春初到這裡有些不太習慣。
但另一方面，國軍的頹勢已然顯露，由于民國政府亂發金圓券，當時的國統區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嚴重。寒春前往本地銀行兌換貨币時，發現當地貨币根本不用數，直接論斤給——錢，已經是最“不值錢”的東西了。
這種混亂狀态下，一個外國人想要跑到解放區，難如登天，好在這裡有宋慶齡關照她的基本生活，一年之後，寒春才得以到達延安。
時隔多年，她再次見到自己的心上人陽早，寒春激動地在他肩膀上揮了一拳。
情人相遇，總有說不完的話，陽早向她詳細地介紹了延安的風土人情，并且教了他幾句實用的漢語。兩人說說笑笑，好不惬意。
“我來到延安，是一個夢想的破滅和另一個信仰的開始。”寒春如是說。
如果在這之前，寒春還對兩人之間的關系有所遲疑。那麼，在相遇後，她就确認了，眼前這個高大的男人，值得自己托付一生。
1949年春天，兩人在陝北一個破舊的窯洞中正式結婚，那位曾經的實體學家Joan Hinton，也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寒春，陽早，就像中國的對聯一樣，相映成趣。
參與社會主義建設
之前，她是一個研究核能的專家學者，到了延安後，要轉行，造農業機器，這對寒春來說還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但她很快就适應了下來了，在陝北的“三邊牧場”，陽早、寒春是那裡最為出色的技術員。
他們好像有一種天生的能力，能将艱苦的生活過得有聲有色。當時的三邊牧場有很多老鼠、害蟲，人們不堪其擾，但寒春将這些都當做新生活的曆練。工作之餘，她也學會了捕老鼠、抓虱子等“技能”。
多年以後，曾有人問寒春，你們受了那麼多罪，條件那麼惡劣，為什麼還要來這裡呢？
她豪邁地說：
“我實在不記得受過什麼罪，可能大家看到我們天天穿着一樣的衣服，吃着粗食，以為這就是苦難。那你們就錯了，這是我的習慣，我才不會在那方面花心思呢。”
這句話，确實是他們的真實寫照，1950年11月9日，陽早過32歲生日，寒春還特意用泥土給他捏了一個蛋糕，陽早端着“土蛋糕”，開心地留下了一張照片。
他們的物質生活很匮乏，但是智慧和幸福是一直增長的。
1952年，寒春在北京參加了“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會議上，她宣讀了《簡短聲明》，呼籲各國停止制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這種發言不啻在美國主導的輿論場内投了一顆“原子彈”，從此，美國媒體将其視作反面典型，污蔑她是間諜，還說寒春經常乘坐毛澤東的私人飛機飛往各地。
這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言論不值一駁，事實上，寒春在中國未曾從事過核能相關研究，她将自己後半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農牧業之中。
她是中國第一個直冷式奶罐的設計者，曾獲得過中國農機院授予的“特殊功勳獎”。
後來據寒春的大兒子陽和平回憶：在中國養牛和在美國養牛不同，在美國養牛隻是糊口的一種手段，但是在中國，它能幫助一個落後的國家強大起來。我母親說她在三邊牧場度過了自己一生最幸福的時光。
“幫一個落後的國家強大起來”，和平、互助，始終是這對夫婦堅持的人生信條，他們也用自己的一生實作了它。
2010年，寒春在北京逝世，面對如此偉大而平凡的人，該如何評價她的一生呢？
也許，用她的自述最為合适。
“回顧我的人生道路，從國小到研究所的生活，不可謂不幸福。但與親手建設一個沒有壓迫、剝削，美好而富裕的新國家相比，原來的幸福是多麼的狹隘。有的人隻為個人目的改造世界，但這種構築在大多數人痛苦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曆史消滅。”
主要參考資料：
《新華月報》，《“紅色孺子牛”陽早、寒春的故事》
BTV檔案節目，《早春在中國》
覺得文章不錯的朋友，不妨點個免費的關注，您的支援是我最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