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你曾經去過中國國家博物館，那麼你應該對被列為
“001号文物”
的那副絞刑架有所了解。
那是奉系軍閥張作霖下令絞殺我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兇器”，我們那昔日的英雄、民族的覺醒者，就是在那幅絞刑架上去世的。
或許你曾經聽過這段故事，但是你可能不知曉的是，我們這位“民族的巨人”究竟承受過怎樣的苦難。
李大钊之死
要談李大钊的犧牲，就不得不提及他被逮捕的經過，因為他本是有機會逃脫、有機會反抗的。
但是他最終為了國家和民族放棄了逃、為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兒放棄了抵抗，是以說對于“死亡”，李大钊是早有準備的。
1926年，我國北方革命形勢迅速惡化，而這種惡化在“三一八慘案”後達到了頂峰。
在此之後我黨很多同志都遭到了通緝，這裡邊最具備代表性的就是我黨在北方的負責人——李大钊。
“大钊同志，撤吧，要保留革命的薪火。”
當時勸李大钊先行撤離的人不在少數，可是李大钊卻搖了搖頭，
“革命的星火不必在我，工作很重，我是暫時走不開的。”
就這樣，李大钊留在了北京。
不過為了更好的在北京展開工作，他還是跟我黨的同志們一起搬到了東郊民巷裡，在那個位置有一座蘇聯大使館，而蘇聯方面表示西院的舊兵營可以短暫借給他們居住。
就這樣，李大钊等人短暫的在北京再度安頓了下來，為什麼說“短暫”呢？
因為還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段祺瑞就垮台了，奉系軍閥的頭頭張作霖成為了北京新的“主人”。
而局面在這個時候對于李大钊更為惡劣了，因為張作霖比段祺瑞對待共産黨人的态度更為激烈，尤其是李大钊，一直都被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糟了，東北軍進城了，你快去通知你的父親撤離！”
援建東北軍，即将在北京城中肆虐，北大的沈尹默先生連忙找到了李大钊的兒子李葆華，讓他通知同志們轉移。
李葆華也連忙就往家中趕，可是這個時候已經遲了——共産黨員李渤海不幸被捕，沒扛過審問的他交代了一切。
幸運的是，李渤海本身不知道李大钊住在哪裡，不幸的是他知道我黨很多同志們的位置。
也正因如此，在張作霖調遣了500多名警察、憲兵對整個北京進行搜捕的過程中，最終還是找到了李大钊的住所。
“大钊，快跑！”
危急時刻，其他人想要掩護李大钊撤離，而本身有着勃朗甯手槍的李大钊，的确是有着逃生的機會的。
可是他看着撲在妻子懷裡哭泣的那兩個女兒，又看了看妻子，最終放棄了抵抗，被張作霖抓入了監牢之中。
“坦白吧，所有共産黨的相關計劃、情報以及人員。”
從李大钊被下獄的第一天起，他就承受着張作霖手下的嚴刑拷打，可是即便如此，他也沒有暴露一絲一毫跟我黨有關的消息，他甚至根本就不承認共産黨的身份。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當時我黨同志們還比較缺乏從事地下工作的經驗，張作霖的動作又過于迅速，以至于李大钊住處的資料沒來得及銷毀，據說僅僅是從李大钊住所裡拉出來的共産黨相關檔案，就足足裝滿了幾輛卡車。
這卡車上的檔案，最終就成為了張作霖手中的“證據”，眼見實在考打不出來什麼消息，張作霖心中對李大钊産生了殺意。
而李大钊在進入監獄的時候也就做好了死亡的準備，是以在張作霖最後一次來看他的時候，察覺到了局勢的他冷靜地與張作霖說道，
“我可以接受死刑，但是不能是槍決。”
在李大钊看來，槍決無疑是野蠻人的做法，而張作霖這個土匪出身的大軍閥自然是不了解李大钊的想法的。
不過在他看來，絞刑的死亡時間要比槍決更長、過程也更痛苦，能夠給其他人起到更強的震懾作用，是以最終他也答應了李大钊的要求，特意請人買了一件絞刑裝置回來。
絞刑開始了，但是與大家想象中不同的是，當時的張作霖對李大钊采用了“三絞處決法”。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每當李大钊瀕臨死亡的時候，張作霖就會讓人把他放下來，等到他稍微恢複一些後，再度進行絞刑，累計進行三次。
這種做法是相當殘酷而不人道的。
也有一種說法是，李大钊之是以要忍受三次“絞刑”，是因為那些行刑人員手法不夠熟練。
但是這個說法無疑是不怎麼站得住腳的，因為隻要他們不放下繩索，李大钊又怎麼可能要忍受長達近40多分鐘的痛苦呢？
李大钊就這麼死去了，在忍受了巨大的折磨之後，在革命事業尚未成功之前。
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會感覺到很疑惑，當時地方政黨最高曾經有過三四百個，為什麼張作霖要針對共産黨？
當時我黨在北京的成員也很多，為什麼張作霖又要如此針對李大钊呢？
不可化解的沖突
共産黨之是以能從數百個政黨中脫穎而出，李大钊之是以能在當時無數共産黨同志們之間“獨占鳌頭”，這些都不是巧合，而是有着深層意味的。
張作霖為什麼能夠容忍無數政黨，偏偏無法容忍共産黨？
因為當衆多政黨還都停留在口頭上、停留在書本上的時候，注重實幹并且探索出了一條道路的共産黨，已經走入軍隊裡、走到槍杆子上了。
而這，恰好觸碰到了張作霖以及蔣介石這類人的逆鱗。
從本質上來說，這兩者并沒有什麼差別，軍隊都是他們的命根子，是他們在亂世中立身争霸的倚仗，是他們的私有财産。
而共産黨想要接觸軍隊、将命運握在自己手裡的行為，讓他們非常忌憚，是以張作霖開始大規模搜捕共産黨，是以蔣介石後來背離革命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那麼張作霖為什麼對其他共産黨員上前能夠容忍，可偏偏對于李大钊如此兇狠、殘忍呢？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因為李大钊走在了其他革命同志的前面，他作為共産黨北方的主要負責人，對于張作霖來說，威脅與危害都太大了。
首先，蘇聯和張作霖由于中東路鐵路主權的問題，天然就是敵對的，而蘇聯共産黨與中國共産黨由于秉承的思想相近，是以兩者關系是較為友善的，這天然就決定了張作霖與中國共産黨、與李大钊的決裂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以吳佩孚為代表的直系軍閥是張作霖的最大的敵人，而直系軍閥與共産黨的友善，讓張作霖與李大钊兩人在立場上又站在了鮮明的對立面。
倘若僅僅如此也就罷了，可偏偏李大钊還促進了吳佩孚與孫中山的合作，一手推動了“孫、吳聯合政府”的形成，這一下局面簡直就如同烈火烹油、激烈的難以收拾了。
可偏偏張作霖在那裡抓腮撓心、焦急不已的時候，李大钊等人與吳佩孚的關系卻越來越好。
在李大钊的指引下，由中共勞工所負責的京漢鐵路，甚至在兩大派系鬥争的過程中，給吳佩孚所在的直系軍閥運送了大量的武器補給。
這樣一來，我們自然就不難了解，為什麼振張作霖對李大钊恨之入骨了。
至于最後一點，主要是展現在日本與蘇聯的角逐中。
我們都知道日本是給張作霖提供了很大的支援的，以至于張作霖崛起後，我國整個東北地區都被日本視為他們的勢力範圍。
而這樣一來日本與東北地區的另外一大勢力——蘇聯自然就萌生了沖突，日本為了遏制蘇聯的勢力，自然會訓示張作霖打壓受到蘇聯支援的中國共産黨，而這種打壓尤為凸顯在對我黨上司人的迫害中。
雖然心中無比地想要殺掉李大钊，可是當時的張作霖在是否要處決李大钊這個問題上，還是面臨過抉擇的。
因為彼時李大钊同志的身份是
北大教師、愛國革命家，是一個社會影響力非常大的人。
也是以，在張作霖将李大钊逮捕後，社會各界人士都紛紛站出來呼籲釋放李大钊，這一度讓張作霖有些騎虎難下。
真正促使張作霖下定決心的，其實還是蔣介石，因為當時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事變”，直接叛變了革命，也對共産黨表示了自己毫不留情的态度。
這直接讓張作霖面臨的社會輿論壓力大減，是以他最終下令處決了李大钊。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押往刑場執行死刑，他也是第一個走上絞刑架的。
而關于李大钊被害的事實真相也終于在24年之後浮出水面，在政府的積極調查下，當年參與抓捕李大钊的特務被盡數抓捕。
不過李大钊的犧牲，對于黨、對于國家乃至于對于人民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損失，他本是可以帶領我黨創立出一番更偉大的革命事業的，隻可惜事業未竟而身已殒，着實引人惋惜。
不過李大钊雖然逝去了，他為我們留下的革命火花卻是永存的，正如他在就義前的慷慨陳詞，
“不能因為你們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産主義！我們已經培養了很多同志，如同紅花的種子，撒遍各地！”
我們也應當永遠銘記并努力繼承他這種無畏犧牲、為國為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