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5次戰役“打得急了一些”的主要原因
當時我軍從各方面得到情報，美國已從國内增兵北韓，并有2個師運到日本。南北韓軍新組建的3個師正在日本組編訓練。
美軍為了配合正面進攻，很可能要重演仁川登陸，截斷進至洛東江的北韓人民軍後路的故伎。美軍可能企圖首先從北韓東海岸元山一帶登陸，從側後向我東線部隊進攻，然後從西海岸鎮南浦一帶登陸，東西對進，截斷北韓蜂腰部(即安州到元山一線)，企圖與正面進攻之敵前後夾擊我軍。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和彭德懷司令員對這些情報很重視，也很着急。
根據以上對敵人情況的了解與分析判斷，當時毛澤東主席的決心是：應力求避免長期相峙在“三八線”，待第3、第19兵團到達後，我軍應準備趁敵人進入“三八線”南北地區，立足未穩時，對敵人實施戰役反擊，在“三八線”南北地區消滅美軍及李承晚軍，力争成建制地殲滅敵軍5個師(其中有美軍3個師)數萬人，然後向南推進。
彭總遵照毛澤東主席的電令，決定組織實施第5次戰役，殲滅敵人幾個師，迫敵敗退到“三八線”以南去，徹底粉碎敵人的進攻。
解參謀長要求志司作戰處迅速拿出實施這次戰役的具體實施方案。
早在3月上旬，當我了解到彭總有意待新入朝兵團到達後，有向敵人發動更大規模戰役反擊的作戰意圖時，我就和作戰處的有關同志着手研究拟制第5次戰役的作戰方案，并對可能出現的情況和問題，設想了具體處理意見，以便适時地為彭總和志願軍其他首長提供研究和定下戰役決心的參考。我們根據解參謀長的要求，以3月上旬所形成的初步方案為基礎，結合新的變化情況，又進行了認真研究和修改，很快就形成了新的戰役反擊的實施方案。
我向解參謀長彙報了作戰處研究形成的第5次戰役反擊的實施方案，着重講了以下幾點：這次戰役與第3次戰役相同之處，都是首先從正面突破敵人的防禦，然後再向縱深穿插迂回。這次我軍的兵力要比第3次戰役大得多，與敵軍地面部隊兵力對比為2：1，占有較大的優勢。雖然我軍兵力上占優勢，但是要充分估計到我軍擔任主要進攻任務的第3、第19兵團，都是新入朝的部隊，還沒有取得對美軍作戰的經驗，這樣就可能要影響到我軍兵力優勢的發揮。同時，由于敵機械化程度高，炮兵和坦克比我軍多，且占有海、空軍的絕對優勢，是以，我軍仍應發揮夜戰近戰的特長，充分利用敵人的弱點和失誤。實施正面突破的部隊，要不失時機地迅速穿插和迂回包圍敵人，力争拂曉前殲敵。根據第3次戰役的經驗，實施戰役迂回包圍的部隊，要敢于白晝行軍作戰，與敵人靠得越近，就可使敵空中與地面炮火的優勢得不到發揮。進攻的主要地段，選在金化、華川地區為宜，這便于我軍的集結與展開。為了有利地造成戰役上的迂回包圍，是否也可考慮将進犯之敵放到金化、鐵原地區，擴大其突出部，爾後以第3兵團從正面突破後，向東南攻擊，第9兵團從正面突破後向西南攻擊，對敵實施向心突擊。第19兵團從第3兵團右翼突破臨津江，向東豆川、議政府方向進攻；第39軍、第40軍則在第9兵團左翼突破敵防禦，直插加平、春川，進而将東、西敵人割裂，以保障第3兵團、第9兵團和第19兵團更有效地迂回包圍殲滅敵人；戰役發起時間，最好是在4月25日以後，以使我新入朝部隊略有喘息休整時間，恢複長途行軍疲勞，了解熟悉敵情和進攻方向的地形。但由于我們已得到敵人企圖向我北韓東、西海岸實施登陸作戰的情報，是以，我軍第5次戰役發起的時間，一定要争取在敵人實施登陸作戰之前，以粉碎敵人企圖在我後方登陸作戰的計劃。我們作戰處和情報處一定密切協作，注意了解和掌握敵人的動向。
聽完彙報後，解參謀長又找我和作戰處的同志對拟制的戰役實施計劃進行了修改，以供志願軍首長召開會議進行研究。
我軍得到的情報，敵人從東海岸登陸的企圖越來越明顯。彭總很擔心這種不利于我軍的情況出現。1951年4月6日，志願軍黨委開會，傳達了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關于“戰争準備長期，盡量争取短期”的戰略方針，及有關進行第5次戰役的訓示。為了粉碎敵人從我側後登陸，配合從正面向我軍進攻的企圖，我軍要争取在敵人登陸之前，即向正面之敵實施反擊。我軍實施第5次戰役的主要目的是“消滅敵人幾個師，粉碎敵人的計劃，奪回主動權。”反擊的重點在西線，主要是消滅美軍(當時，西線的敵人有美軍第3、第24、第25師、英軍第29旅、土耳其旅，南北韓軍第1、第6師)。
根據我們的計算，入朝的第3、第19兵團最快可于4月20日左右到達“三八線”以北地區。是以，彭總和志願軍其他首長決定：如果正面進攻之敵進展快，我則于4月20日左右實施戰役反擊，如果我軍防禦部隊能繼續頂住敵人的進攻，拖延時間，使敵進攻速度減慢，我軍即予5月上旬實施戰役反擊。
我軍正在緊張地進行戰役準備的過程中，情況發生了變化。
4月1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撤掉了美軍遠東總司令麥克阿瑟的一切職務，由北韓戰場美軍第8集團軍司令李奇微升任美國遠東軍總司令和“聯合國軍”總司令，範佛裡特中将接替李奇微任美軍第8集團軍司令。李奇微根據杜魯門不再擴大北韓戰争的旨意，采取穩步向北韓北部推進的方針，企圖取得有利态勢後，以實力為資本，與我進行停戰談判。随後，我軍又獲悉，美國國民警衛隊第40、第45師已運到日本，南北韓新組建的3個師也在日本抓緊整訓，并積極擴建金浦、釜山等空軍基地。對此，我和作戰處的同志進行了分析和判斷，認為敵人可能使用這些部隊從我東海岸元山一帶實施登陸，從側後向我軍進攻，配合正面進攻之敵，以截斷我正面防禦部隊的後路和供應線，形成有利的戰略态勢，妄圖再次出現仁川登陸後的局面。
彭總很擔心出現我軍處于兩面作戰的被動局面，特别是我軍已按向敵正面進犯之敵發動戰役反擊進行了部署，若把幾十萬部隊在短時間内重新調整部署，那是相當困難的。為此，彭總十分焦急，要求志司作戰處再認真地分析一下敵我雙方情況，提出發起進攻的時間是否可以提前幾天的意見。作戰處研究認為，4月21日前各兵團可以集結完畢，進至進攻出發位置，但各軍、師第一梯隊不能進至發起沖擊的位置，炮兵亦難都進入陣地和完成射擊準備。是以，對敵發起進攻的時間，建議以25日左右為好。
我們将研究的情況和意見，向鄧、洪、韓、解等首長彙報後，他們都表示同意，并向彭總作了報告。
二、第5次戰役“打得急了一些”的另一個原因
彭總聽取了志願軍司令部的意見後，還想直接聽取各兵團上司同志的意見。遂召集第3兵團副司令員王近山、副政委杜義德(陳赓司令員兼政委因腿傷發作，正在國内醫院治療，還沒有趕到)，第19兵團司令員楊得志、政委李志民，第9兵團司令員兼政委宋時輪、副司令員陶勇等到志司開會。志願軍的副司令員、副政委和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及炮兵、工兵指揮所的上司同志都參加了會議，丁甘如處長和我等有關處長列席了會議。
會議開始後，彭總講了目前敵人的情況與企圖，并着重講了毛澤東主席和他很擔心美軍在東海岸登陸，如果敵人先我在東海岸登陸，将使我軍處于腹背受敵，現在我軍的戰役部署态勢，是準備向正面進攻之敵實施戰役反擊。是以，我軍的戰役反擊作戰，應力争在美軍登陸前實施。這次召集各兵團上司同志來開會，主要就是讨論研究這個問題，征求同志們的意見。
各兵團司令員都彙報了各自兵團入朝後的開進情況，都說可以在4月20日前到達“三八線”以北的進攻出發地集結完畢。并說，先入朝的老大哥軍都派來了顧問，已分别到達各軍、師，介紹北韓情況和協助指揮。各兵團政治委員也都彙報了入朝後幹部、戰士的思想情況，從國内到北韓一路都進行了思想教育和政治動員，現在指戰員戰鬥情緒都很高漲，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認識提高得很快，對打敗美國鬼子也很有信心，都想很快與美國軍隊交手較量較量。
新入朝參戰的各兵團首長，因為沒有與美軍作戰的經驗，有輕敵思想。從這些新到的兵團首長的發言中，都表現很有信心、很樂觀，給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第3兵團王近山副司令員彙報兵團情況後，說：彭總，我們1個兵團消滅敵人1個師不成問題，我保證還要捉5000個美軍俘虜兵。
當時參加會議的志願軍副司令員鄧華、洪學智、韓先楚等首長，聽到新來的兵團上司同志都是樂觀情緒和必勝的信心。就都不好說什麼了。他們認為這些同志沒有與美軍較量的經驗，光用打國民黨全部美式裝備的五大王牌軍的經驗來看待美軍，這種樂觀和信心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之上的。
鄧華副司令員很婉轉地說：“根據我們4次戰役的作戰經驗，美軍可不是有美式裝備的國民黨王牌軍，美軍有絕對優勢的空、海軍的支援，坦克和炮火比國民黨王牌軍裝備的品質與數量都強多了。前4次戰役我軍雖然勝利了，但我們西線6個軍和東線第9兵團都打得很艱苦。”志願軍的副司令員們與新來的兵團司令們，他們在國内解放戰争後期都是兵團司令或副司令，彼此都是在一個等級上，都是身經百戰的戰将，在當時情況下，志司幾位副司令員想要說服他們，是說服不了的，是以，也就不便多說什麼，以免他們誤認為是對他們的傲慢。第9兵團宋時輪司令員，經曆了第2次戰役的東線作戰， 已有了與美軍作戰較豐富的經驗，該兵團各軍、師已進入沖擊出發陣地，他也就保持沉默不說什麼了。
我聽到這幾位兵團首長的發言後，心想他們同我們剛入朝時的思想差不多一模一樣，我們當時也是盲目的樂觀與自信，經過與美軍4次戰役的較量後，才從實戰中得出了正确的認識。我們先入朝的第13兵團6個軍和第2次戰役入朝的第9兵團3個軍，連續打了4次戰役，還沒有成建制地消滅過敵人一個整師，隻是殲滅了團(南北韓軍的團稱聯隊)以下機關，而且敵人的團部主要指揮官都乘汽車或坦克跑了。4次戰役共俘虜美軍和其他各國軍人也隻有5300多人。他們太輕敵了。據說，王近山副司令員曆來在作戰中勇敢不怕死，有股瘋勁。
我悄悄地向解方參謀長說：“現在各兵團所轄的各軍、師，4月20日還隻能到達進攻出發地，距離沖擊出發陣地還有二三十公裡，炮兵還沒有進入發射陣地，各軍、師與炮兵的步炮協同的具體實施計劃還沒有拟制好，這怎麼能發起進攻呢?”
解參謀長也悄悄地對我說：“你看會上的氣氛，連鄧副司令說的話，他們都沒有聽進去，洪、韓副司令都不便說話，我怎麼說，等等看看情況再說。”
彭總在聽取了各位兵團司令、政委的彙報和發言後，大概認為第一線指揮員的意見，是更接近實際的。是以，即決定于4月22日黃昏(17時)發起第5次戰役，向正面進攻之敵，實施戰
役反擊。
寫到這兒，我想說一說與這段曆史有關的插曲。抗美援朝戰争結束30幾年後，即1986年我到大連去看望曾思玉老首長，曾思玉司令告訴我，他正在寫抗美援朝戰争的回憶錄。他當時任第19兵團第64軍軍長。
曾思玉司令對我說：“我們軍入朝參加第5次戰役，我64軍的第一梯隊還沒有進到沖鋒(擊)出發位置，就接到了要我軍發起進攻的指令，我當時即打電話給兵團楊得志司令員，報告他部隊還沒有進入沖鋒出發位置，炮兵還隻是正在進入陣地，都還沒有準備好，怎麼就要發起進攻沖擊呢?是不是給我一天的準備時間?楊得志司令員回答說，你不要問了，按照指令執行吧。我一直到現在還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楊迪同志，你把你知道的情況對我談談好不好。”
我笑着說：“老首長，你以後沒有再問楊得志司令員嗎?”
曾思玉說：“不好問呀!還是你說說吧。”
我回答說： “現在事情已過去30多年了，我就說一下吧。”
我把當時志司召開的兵團首長會議時，各位兵團司令在會上的彙報、發言并向彭總打保票，都很樂觀很有信心打勝第5次戰役，而且說部隊都已經準備好了，隻要彭總下令，就可以發起進攻的情況講了。這些兵團司令樂觀、輕敵，特别是第3兵團王近山副司令保證要捉5000個美軍俘虜兵。在這種氣氛下，鄧華副司令員委婉地說了一下情況，他們沒有聽進去。洪學智、韓先楚副司令員都不好說話了。當時彭總很擔心美軍從東海岸我軍側後登陸，由于各位兵團司令員、政委的彙報、請戰這些因素，使彭總定下決心，指令于4月22日黃昏發起第5次戰役。
我說： “當時你給楊司令打電話，請求給你一天準備時間，他能向彭總報告嗎?因為他們都已向彭總打了保票，拍了胸脯的。”
曾思玉同志聽後，說： “呵!原來如此，當時楊得志司令在電話中拒絕我的意見後，就把電話挂了。我看楊得志司令不接受我的建議，就急了，立即乘車趕到擔任突破任務的第一線師，對他們下了死指令，要求他們不惜一切地必須迅速跑步進入沖擊出發位置。我們總算匆匆忙忙地按時發起了進攻，突破了臨津江敵人的防禦，較好地完成了任務。”
我說：“曾司令，你指揮的第64軍和你們兵團是打得好的。可是，真苦了第3兵團的部隊了，他們擔任突破的部隊在發起進攻後跑了一段路，才發起沖擊的，炮兵的炮火準備時間已過去了，已在實施延伸射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