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5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的主要原因
当时我军从各方面得到情报，美国已从国内增兵朝鲜，并有2个师运到日本。南朝鲜军新组建的3个师正在日本组编训练。
美军为了配合正面进攻，很可能要重演仁川登陆，截断进至洛东江的朝鲜人民军后路的故伎。美军可能企图首先从朝鲜东海岸元山一带登陆，从侧后向我东线部队进攻，然后从西海岸镇南浦一带登陆，东西对进，截断朝鲜蜂腰部(即安州到元山一线)，企图与正面进攻之敌前后夹击我军。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对这些情报很重视，也很着急。
根据以上对敌人情况的了解与分析判断，当时毛泽东主席的决心是：应力求避免长期相峙在“三八线”，待第3、第19兵团到达后，我军应准备趁敌人进入“三八线”南北地区，立足未稳时，对敌人实施战役反击，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力争成建制地歼灭敌军5个师(其中有美军3个师)数万人，然后向南推进。
彭总遵照毛泽东主席的电令，决定组织实施第5次战役，歼灭敌人几个师，迫敌败退到“三八线”以南去，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解参谋长要求志司作战处迅速拿出实施这次战役的具体实施方案。
早在3月上旬，当我了解到彭总有意待新入朝兵团到达后，有向敌人发动更大规模战役反击的作战意图时，我就和作战处的有关同志着手研究拟制第5次战役的作战方案，并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设想了具体处理意见，以便适时地为彭总和志愿军其他首长提供研究和定下战役决心的参考。我们根据解参谋长的要求，以3月上旬所形成的初步方案为基础，结合新的变化情况，又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改，很快就形成了新的战役反击的实施方案。
我向解参谋长汇报了作战处研究形成的第5次战役反击的实施方案，着重讲了以下几点：这次战役与第3次战役相同之处，都是首先从正面突破敌人的防御，然后再向纵深穿插迂回。这次我军的兵力要比第3次战役大得多，与敌军地面部队兵力对比为2：1，占有较大的优势。虽然我军兵力上占优势，但是要充分估计到我军担任主要进攻任务的第3、第19兵团，都是新入朝的部队，还没有取得对美军作战的经验，这样就可能要影响到我军兵力优势的发挥。同时，由于敌机械化程度高，炮兵和坦克比我军多，且占有海、空军的绝对优势，所以，我军仍应发挥夜战近战的特长，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和失误。实施正面突破的部队，要不失时机地迅速穿插和迂回包围敌人，力争拂晓前歼敌。根据第3次战役的经验，实施战役迂回包围的部队，要敢于白昼行军作战，与敌人靠得越近，就可使敌空中与地面炮火的优势得不到发挥。进攻的主要地段，选在金化、华川地区为宜，这便于我军的集结与展开。为了有利地造成战役上的迂回包围，是否也可考虑将进犯之敌放到金化、铁原地区，扩大其突出部，尔后以第3兵团从正面突破后，向东南攻击，第9兵团从正面突破后向西南攻击，对敌实施向心突击。第19兵团从第3兵团右翼突破临津江，向东豆川、议政府方向进攻；第39军、第40军则在第9兵团左翼突破敌防御，直插加平、春川，从而将东、西敌人割裂，以保障第3兵团、第9兵团和第19兵团更有效地迂回包围歼灭敌人；战役发起时间，最好是在4月25日以后，以使我新入朝部队略有喘息休整时间，恢复长途行军疲劳，了解熟悉敌情和进攻方向的地形。但由于我们已得到敌人企图向我朝鲜东、西海岸实施登陆作战的情报，因此，我军第5次战役发起的时间，一定要争取在敌人实施登陆作战之前，以粉碎敌人企图在我后方登陆作战的计划。我们作战处和情报处一定密切协作，注意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
听完汇报后，解参谋长又找我和作战处的同志对拟制的战役实施计划进行了修改，以供志愿军首长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我军得到的情报，敌人从东海岸登陆的企图越来越明显。彭总很担心这种不利于我军的情况出现。1951年4月6日，志愿军党委开会，传达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战略方针，及有关进行第5次战役的指示。为了粉碎敌人从我侧后登陆，配合从正面向我军进攻的企图，我军要争取在敌人登陆之前，即向正面之敌实施反击。我军实施第5次战役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敌人几个师，粉碎敌人的计划，夺回主动权。”反击的重点在西线，主要是消灭美军(当时，西线的敌人有美军第3、第24、第25师、英军第29旅、土耳其旅，南朝鲜军第1、第6师)。
根据我们的计算，入朝的第3、第19兵团最快可于4月20日左右到达“三八线”以北地区。因此，彭总和志愿军其他首长决定：如果正面进攻之敌进展快，我则于4月20日左右实施战役反击，如果我军防御部队能继续顶住敌人的进攻，拖延时间，使敌进攻速度减慢，我军即予5月上旬实施战役反击。
我军正在紧张地进行战役准备的过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
4月1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撤掉了美军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由朝鲜战场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升任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范佛里特中将接替李奇微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根据杜鲁门不再扩大朝鲜战争的旨意，采取稳步向朝鲜北部推进的方针，企图取得有利态势后，以实力为资本，与我进行停战谈判。随后，我军又获悉，美国国民警卫队第40、第45师已运到日本，南朝鲜新组建的3个师也在日本抓紧整训，并积极扩建金浦、釜山等空军基地。对此，我和作战处的同志进行了分析和判断，认为敌人可能使用这些部队从我东海岸元山一带实施登陆，从侧后向我军进攻，配合正面进攻之敌，以截断我正面防御部队的后路和供应线，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妄图再次出现仁川登陆后的局面。
彭总很担心出现我军处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特别是我军已按向敌正面进犯之敌发动战役反击进行了部署，若把几十万部队在短时间内重新调整部署，那是相当困难的。为此，彭总十分焦急，要求志司作战处再认真地分析一下敌我双方情况，提出发起进攻的时间是否可以提前几天的意见。作战处研究认为，4月21日前各兵团可以集结完毕，进至进攻出发位置，但各军、师第一梯队不能进至发起冲击的位置，炮兵亦难都进入阵地和完成射击准备。因此，对敌发起进攻的时间，建议以25日左右为好。
我们将研究的情况和意见，向邓、洪、韩、解等首长汇报后，他们都表示同意，并向彭总作了报告。
二、第5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的另一个原因
彭总听取了志愿军司令部的意见后，还想直接听取各兵团领导同志的意见。遂召集第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副政委杜义德(陈赓司令员兼政委因腿伤发作，正在国内医院治疗，还没有赶到)，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等到志司开会。志愿军的副司令员、副政委和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及炮兵、工兵指挥所的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丁甘如处长和我等有关处长列席了会议。
会议开始后，彭总讲了当前敌人的情况与企图，并着重讲了毛泽东主席和他很担心美军在东海岸登陆，如果敌人先我在东海岸登陆，将使我军处于腹背受敌，现在我军的战役部署态势，是准备向正面进攻之敌实施战役反击。因此，我军的战役反击作战，应力争在美军登陆前实施。这次召集各兵团领导同志来开会，主要就是讨论研究这个问题，征求同志们的意见。
各兵团司令员都汇报了各自兵团入朝后的开进情况，都说可以在4月20日前到达“三八线”以北的进攻出发地集结完毕。并说，先入朝的老大哥军都派来了顾问，已分别到达各军、师，介绍朝鲜情况和协助指挥。各兵团政治委员也都汇报了入朝后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从国内到朝鲜一路都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现在指战员战斗情绪都很高涨，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认识提高得很快，对打败美国鬼子也很有信心，都想很快与美国军队交手较量较量。
新入朝参战的各兵团首长，因为没有与美军作战的经验，有轻敌思想。从这些新到的兵团首长的发言中，都表现很有信心、很乐观，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第3兵团王近山副司令员汇报兵团情况后，说：彭总，我们1个兵团消灭敌人1个师不成问题，我保证还要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
当时参加会议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首长，听到新来的兵团领导同志都是乐观情绪和必胜的信心。就都不好说什么了。他们认为这些同志没有与美军较量的经验，光用打国民党全部美式装备的五大王牌军的经验来看待美军，这种乐观和信心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的。
邓华副司令员很婉转地说：“根据我们4次战役的作战经验，美军可不是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王牌军，美军有绝对优势的空、海军的支援，坦克和炮火比国民党王牌军装备的质量与数量都强多了。前4次战役我军虽然胜利了，但我们西线6个军和东线第9兵团都打得很艰苦。”志愿军的副司令员们与新来的兵团司令们，他们在国内解放战争后期都是兵团司令或副司令，彼此都是在一个等级上，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将，在当时情况下，志司几位副司令员想要说服他们，是说服不了的，因此，也就不便多说什么，以免他们误认为是对他们的傲慢。第9兵团宋时轮司令员，经历了第2次战役的东线作战， 已有了与美军作战较丰富的经验，该兵团各军、师已进入冲击出发阵地，他也就保持沉默不说什么了。
我听到这几位兵团首长的发言后，心想他们同我们刚入朝时的思想差不多一模一样，我们当时也是盲目的乐观与自信，经过与美军4次战役的较量后，才从实战中得出了正确的认识。我们先入朝的第13兵团6个军和第2次战役入朝的第9兵团3个军，连续打了4次战役，还没有成建制地消灭过敌人一个整师，只是歼灭了团(南朝鲜军的团称联队)以下单位，而且敌人的团部主要指挥官都乘汽车或坦克跑了。4次战役共俘虏美军和其他各国军人也只有5300多人。他们太轻敌了。据说，王近山副司令员历来在作战中勇敢不怕死，有股疯劲。
我悄悄地向解方参谋长说：“现在各兵团所辖的各军、师，4月20日还只能到达进攻出发地，距离冲击出发阵地还有二三十公里，炮兵还没有进入发射阵地，各军、师与炮兵的步炮协同的具体实施计划还没有拟制好，这怎么能发起进攻呢?”
解参谋长也悄悄地对我说：“你看会上的气氛，连邓副司令说的话，他们都没有听进去，洪、韩副司令都不便说话，我怎么说，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彭总在听取了各位兵团司令、政委的汇报和发言后，大概认为第一线指挥员的意见，是更接近实际的。因此，即决定于4月22日黄昏(17时)发起第5次战役，向正面进攻之敌，实施战
役反击。
写到这儿，我想说一说与这段历史有关的插曲。抗美援朝战争结束30几年后，即1986年我到大连去看望曾思玉老首长，曾思玉司令告诉我，他正在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回忆录。他当时任第19兵团第64军军长。
曾思玉司令对我说：“我们军入朝参加第5次战役，我64军的第一梯队还没有进到冲锋(击)出发位置，就接到了要我军发起进攻的命令，我当时即打电话给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报告他部队还没有进入冲锋出发位置，炮兵还只是正在进入阵地，都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就要发起进攻冲击呢?是不是给我一天的准备时间?杨得志司令员回答说，你不要问了，按照命令执行吧。我一直到现在还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杨迪同志，你把你知道的情况对我谈谈好不好。”
我笑着说：“老首长，你以后没有再问杨得志司令员吗?”
曾思玉说：“不好问呀!还是你说说吧。”
我回答说： “现在事情已过去30多年了，我就说一下吧。”
我把当时志司召开的兵团首长会议时，各位兵团司令在会上的汇报、发言并向彭总打保票，都很乐观很有信心打胜第5次战役，而且说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只要彭总下令，就可以发起进攻的情况讲了。这些兵团司令乐观、轻敌，特别是第3兵团王近山副司令保证要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在这种气氛下，邓华副司令员委婉地说了一下情况，他们没有听进去。洪学智、韩先楚副司令员都不好说话了。当时彭总很担心美军从东海岸我军侧后登陆，由于各位兵团司令员、政委的汇报、请战这些因素，使彭总定下决心，命令于4月22日黄昏发起第5次战役。
我说： “当时你给杨司令打电话，请求给你一天准备时间，他能向彭总报告吗?因为他们都已向彭总打了保票，拍了胸脯的。”
曾思玉同志听后，说： “呵!原来如此，当时杨得志司令在电话中拒绝我的意见后，就把电话挂了。我看杨得志司令不接受我的建议，就急了，立即乘车赶到担任突破任务的第一线师，对他们下了死命令，要求他们不惜一切地必须迅速跑步进入冲击出发位置。我们总算匆匆忙忙地按时发起了进攻，突破了临津江敌人的防御，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我说：“曾司令，你指挥的第64军和你们兵团是打得好的。可是，真苦了第3兵团的部队了，他们担任突破的部队在发起进攻后跑了一段路，才发起冲击的，炮兵的炮火准备时间已过去了，已在实施延伸射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