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日，我們是照常上班的。坐在辦公室，遙望東方紅光一片，漸漸地，太陽從校門南側，壹号公館的兩幢樓之間慢慢升起。淡淡的橙黃色，并不耀眼。興之所至，拉辦公室的一位同僚到門口的台階上去拍日出。
辦公室的同僚忙裡偷閑地讨論起中午吃什麼，毫無疑問，都是餃子呗！也有人談論什麼餡的最好吃。
冬至吃餃子這個風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當然有人知道，說是東漢醫聖張仲景為了醫治凍傷，發明了餃子這種食品，一開始還叫“祛寒嬌耳湯”。傳說麼，就是傳說，沒人會去思考合理不合理。不說這種食品的大衆性，僅僅說小麥的進化，食物的進化，那時候的小麥是磨粉食用的麼？那時候的小麥粉可以用來包餃子嗎？一千年後的武大郎還在賣炊餅啊！将某種食物和名人聯系起來，我們早已經習慣了這種思維方式，不論是提高食物的名貴性還是增加食物的商品價值，這種思維是最容易操作，也是代價最低的，何樂而不為呢？
但是，北方人并不是都要吃餃子的。就我所知道的，鄰近的張掖人是吃“小飯”的，将擀好的面條切成米粒大的丁丁，下入湯中，佐以紅豆、牛肉片、粉皮片等。還有一種與此相似，面條不是切成丁丁，而是将切下來面條的的一段或一團用大拇指在案闆上一搓，呈中空的半圓形，當地稱為“蛆伢子飯”“牛娃子飯”。酒泉冬至風俗與此近似，隻是将這種飯改稱為“杏殼簍”“貓耳朵”，也有略微偷懶的，将擀好的面切成菱形的碎面，稱為面旗子，其他做法都相似。
高台和東西的鄰居都不同，冬至是要吃米糕的。
冬日農活并不忙，過節就是一件大事。
頭一天晚上，将大米淘洗，浸泡，當然順便也要把棗子泡上。嚴格地說來，米糕要用糯米做的。但糯米要到商店裡去買，而且還貴，不像大米，自家就出産呢！一般就是在大米裡摻上點糯米，增加米糕的粘性，很少完全用糯米做。
泡上米，還要發面，和面，放入泡好的“酵頭子”。那時候，還沒有商品化的酵母，“酵頭子”都是上一次發面後留下來的“種子”，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發酵。和好的面放入盆中讓其繼續發酵，等待第二天再用堿來中和。
天一亮，主婦起床後，點火坐鍋，添水燒滾，下入米和棗子，便開始熬制。鍋開之後，火要小，手要勤，不斷攪動，以防粘鍋。因為米和棗子是泡好的，是以熬制時間并不需要太長，等到棗爛米熟，稀稠恰好，便可出鍋。當然，也可停火後放在鍋中焖，既可蒸發水分，又能更好地入味。
另一邊，加入堿揉好的面，已經擀成一個個圓如滿月的面餅，面餅如碗大，中間還用刀破開氣孔，以防炸制時過分暄起。架起油鍋，圓圓的面餅入鍋，轉瞬之間便浮起在油面上，一會兒便變得金黃。用長長的竹筷撈出，放入盆中。嘴急的孩子撈起一個，燙得左右手快速倒換，連吹帶吃，轉眼間，一個油餅就入肚了。
大人們消停，左手從容不迫地拿起一個油餅，右手用鏟子鏟起米糕，油餅恰到好處地将米糕卷成一個半圓，一個米糕卷兒就卷好了。
敬奉祖先，饋贈親友，招待賓客，犒勞家人，冬至的節日氣氛就在米糕卷兒的油香與甜香中氤氲。
北方的一般習俗都是吃餃子啊！我不知道高台的冬至風俗為什麼這麼獨特。要知道，吃米糕是南方的風俗啊！雖然南方的米糕做法和高台的并不相同，南方的米糕需要磨粉、打制、壓模。
是高台出産大米的緣故嗎？是高台和南方有某種現在尚不清楚的聯系嗎？不是說高台人都是來自于山西洪洞大槐樹麼？
我忽然想起了明朝，想起了馮勝、傅友德。明朝建立後，明太祖朱元璋，先後八次北征，追讨元朝的殘餘勢力。和河西有關的是第二次。這次北征，總體看來，明朝大軍是以失敗告終的。但是，馮勝、傅友德的西路大軍一枝獨秀，先後攻占涼州、甘州、肅州、亦集乃路、瓜州、沙洲等，大獲全勝，并在嘉峪關設立河西第一隘口。河西從此成為了明朝的邊關。
最早的河西邊防軍會不會是馮勝和傅友德帶來的安徽的子弟兵呢？不會吧？即使他們随太祖從安徽起兵，手下的隊伍也在不斷地擴充，四面八方的投奔者絡繹不絕，不會隻收安徽人吧？更何況，即使最早的河西邊防軍是他們帶來的子弟兵，後來，在漫長的歲月裡，邊防軍也會調防吧？他們能忍心讓跟随自己出來建功立業的家鄉子弟，留在這遠離故土的酷寒之地麼？
可是，高台的冬至風俗确确實實是在食用米糕啊！
忽然間，思緒萬端，不禁又讓人想起，張掖的“小飯”，酒泉的“杏殼簍”，會不會就是那些吃慣了米飯的南方人發明創造的呢？
你想麼，久居于此，家鄉帶來的米都吃光了，這裡沒有米，隻有面，于是那些巧手的廚師将面做成米飯的樣子，以慰士兵思米之苦，思鄉之苦。于是，就有了“小飯”“杏殼簍”這樣的飯。可能麼？
《高台縣志》明确記載：明朝正統十年（1445年）江南下邳（今江蘇睢甯）人鄒和來到高台任鎮夷千戶所千戶。他将家鄉的稻種帶到了任上，“教民樹藝”，“稻田自和始”。
這時候，距明朝開國已經七八十年了，誰帶的米都不可能吃這麼久吧？
《唐書·郭元振傳》記載，長安元年（公元701年）郭元振受命治理涼州時，命部将李漢通在張掖屯田，已經有“盡水陸之利，稻收疊衍”的記載。據說，張掖烏江水稻的起源就在于此。
從這一點上說，那應該是張掖人過冬至吃米糕呀！
不至于那時候沒有過冬至的習俗吧！要知道，冬至在周秦時已經是節日了，唐宋時已經十分興盛。要不然就是米糕。可是漢朝就已經有米糕了，魏晉時已經十分流行，而且流行的正是高台人吃的那種米粒糕，唐朝時才有了粉糕。至于冬至和米糕的結合時間，這已經超出我的知識範疇，難以考證了。
也許，遠古對我們的影響已經微乎其微，中古對我們的影響也很小了，對我們，尤其是對我們的習俗影響較大的還是近古，特别是明清時期。
《高台縣志》記載，鄒和之後的一百多年，至萬曆年間，水稻依舊“高台鎮夷種植，亦不甚廣”。“不甚廣”，則數量少；數量少，則影響小。也許就是因為這一點，大米在高台周邊都是罕物，高台就比較多見。或許正是因為多見普遍，才成為了節日裡的食物。當然，也會有人不同意，節日裡不是應該吃一些稀罕的東西嗎？這又牽扯到古代社會、現代社會、商品流通與交換之類的大問題，想不勝想，說不勝說了！
總之，冬至節的高台習俗是吃米糕。但是，随着社會交流的加劇，資訊媒體的發達，成為“孤島”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高台的冬至風俗也在急劇變化。短短幾年時間，高台冬至已經流行吃餃子了，雖然還有一些人固守着舊日吃米糕的習俗。
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今天的人已經莫衷一是了，但是“君子順勢而為，乘勢而上”，卻是明智的，從這一點上說，主動順應時代潮流，把握時代特點，勇擔時代使命，共同創造美好新時代，就是我們必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