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曾開辟了與漢文景之治和唐貞觀之治相媲美的康乾盛世，尤其到乾隆統治時期，其在大清帝國的統治中達到了權力與威望的頂端。然而整個大清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卻被民間一股名為“叫魂”的妖術給卷得天昏地暗。
最了解中國的外國人——孔飛力
孔飛力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中國百度平台上官方資料介紹孔飛力
“孔飛力（PhilipAldenKuhn，1933年9月9日~2016年2月11日），出生于英國倫敦。1950年，畢業于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威爾遜進階中學，同年考入哈佛大學。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曆史講座教授、東亞文明與語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來的中國社會史、政治史著稱。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孔飛力轉向海外華人移民史研究。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
孔飛力的學術人生相當部分都用來研究中國的曆史，其代表作就是這部《叫魂：1768年妖術大恐慌》，這部著作在中國史學界、社會學界廣受好評，有些人一聽書名覺得有些恐怖，——叫魂？這是什麼書,迷信？邪教？
事實上孔飛力選擇了一個比較新奇的角度來看待大清帝國的命運，我們都知道康熙五十一年，康熙皇帝釋出“盛世滋丁，永不加賦”的指令以後，大清帝國從人口、到農業再到國家财政，都實作了一個非常平穩的狀态，随後出現了長達三代人的盛世，史學界稱之為“康乾盛世”，然而看似盛世治平的時代，大清帝國的基因裡就已經出現了變異，孔飛力就是利用史料中這一太平盛世之下的，一次民間對于“妖術”的恐慌，造成了從朝堂到民間的狼狽狀況，來反應大清帝國必然衰亡的命運。
妖術的恐慌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種叫做''叫魂''的妖術恐懼突然在中國爆發。
這一妖術恐懼從大清帝國最富庶的江南發端，沿着運河和長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個中國。愚夫愚婦們受這種妖術恐懼的支配相信妖術師可以通過人的發辮，衣物，甚至姓名來盜取其靈魂為自己服務，而靈魂被盜者則會立刻死亡。從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時間裡，整個帝國都被這妖術恐懼動員起來。
小民百姓忙着尋找對抗妖術、自我保護的方法，各級官員窮追緝流竄各地頻頻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廟堂的乾隆皇帝則寝食不安，力圖弄清叫魂恐懼背後的兇險陰謀，并不斷發出谕旨指揮全國的搜捕。
其實“叫魂”的事态并沒有那麼嚴重。
春天是事情的萌發期，隻有少數人涉及其中;夏天那一段，事情有點複雜，到了秋天，乾隆皇帝發現了事情的擴大化事态，在軍機大臣劉羅鍋之父劉統勳赴承德做例行工作彙報之後，事情就全部結束了。
妖術易解，心術難正
曆史上所謂的“叫魂”巫術事實上并不存在，裡面隐藏着深層次的政治角逐，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官僚機構與皇權的博弈和底層勞動者和帝國高層管理者（封建統治者）的博弈。
首先是由割辮之傳說引起的。
1768年春在江南(浙江、江蘇、江西)發生的幾起控告石匠、乞丐、遊方僧割辮叫魂的案件令地方官員頭疼不已，幾個倒黴蛋被敏感的群衆群起“誣陷”，狠狠地享受了一番牢獄之災，最後反複折騰到結案，才發現本是無中生有之事，于是草草了之。可是群眾對“叫魂”的恐慌已經一發不可收拾。
在當時的大背景之下，盛世早已不過是外強中幹，由于“叫魂”最初發生在長江中下遊地區，是以探讨其社會經濟情況有利于了解這一切究竟對人們的社會态度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中國最繁榮的地區經濟已在這裡存在了七八百年。諸如商品化的農作物生産以及專門化的市場之類構成中國帝制晚期經濟的特點，在這裡最清楚地表現出來。
由于各地的經濟都達到了高度的專門化，以至于糧食産量過低，難以滿足當地人口的需要。于是，江南的許多城鎮成為大規模地區間谷物交易的集散地；在制造業方面，江南的财富的基礎是紡織業，全國均有市場，絲綢是領銜的出口産品。這一規模宏大的工業是以數百萬計的農民家庭的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另外16世紀以來的商業發展伴随着一個更為自由的勞動力市場的出現而來的，即勞動力解體。
人口膨脹、勞動力解體和物價浮動造成愈加嚴重的人口流動，而恰恰當時官民士紳對出家人和流浪者的歧視和迫害激烈異常，由此群眾如此容易受虛無的“叫魂”宗教式的煽動再正常不過了。
就像前面所說的，“叫魂”本是無中生有的事情，卻導緻乾隆皇帝寝食難安，甚至不惜動用異乎正常的專制手段，裡面其實有他的考量。裡面存在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威脅--回顧清朝初年剃發、易服、投充令的頒布與強迫執行以及廣大漢族人民的強烈反抗情景，不能不引起滿族征服者對此産生的敏感，強調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煽動和同化與被同化，對于滿族這個統治民族來說，是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同一無形威脅的兩個側面。
另外，乾隆皇帝本人的不安全感十有五成是他自己臆想出來的陰影，另五成才是實際生活裡存在着的:巫術是以惑衆取信于民，而帶有宗教色彩的煽動性的産物，使起義的群衆具有格外強烈的破壞性和摧毀性;乾隆皇帝對漢文化，特别是江南蘇杭一帶既羨慕萬分(曾六下江南)，又存刻骨戒心(對國語騎射的大力提倡就是明證)。
為了應對這場“叫魂”引起的“大危機”，乾隆帝可謂費盡心思
首先，對照《大清律例》、《刑案彙覽》等書所指出的清朝法令對''巫師、邪術、纖緯、魇魅、妖言惑衆''等行為的格外警惕和嚴厲防範。然後，遍及各省的一場大叫喊、大讨伐。當時由于乾隆皇帝本人的出面幹涉，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對''妖道淫僧''的聲讨，影響之大，波及河南、直隸(今河北省)等省和内外蒙古廣大地區。之後對巫師的追蹤--叫魂巫術恐怖案這一事态的發展，延伸擴充到了陝西、湖北、湖南各省。最終追蹤之結局，叫魂者的受審原委，應該說乾隆皇帝本人實際上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告，但結局卻以不了了之。
乾隆帝既運用正常的行政手段又任意采取異乎尋常的武斷手段，行使最高統治者的個人最高權力來處理這件事件。清朝封建皇帝對于官僚的控制，一方面使用''京察''(中央)、''大計''(地方)考核制度，另一方面又依仗皇帝個人的私人親信暗探進行秘密奏報;既有恩典賞賜加以庇護，又有各種法律制裁得到全面防範。經過這次對割辮叫魂巫術恐怖案的處理，清朝皇權到此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加強。
在官權和皇權幾經博弈，付出了幾條無辜草民的性命和丢掉了幾個烏紗帽後，從各地方發押解到北京&承德的身軀殘破的叫魂案疑犯和人證們經軍機處各位軍機反複折騰，終于在保護了皇權的威嚴，又成功隐匿了關于清朝政府的異族統治對辮子所代表的權威和群眾對服從是否具有可靠性的焦慮，本來莫須有的案情終于被乾隆大皇帝重重舉起後輕輕放下，他的批示中也承認''又要嚴加搜查又要避免傷及無辜這種沖突的要求根本不具備可操作性。
叫魂恐懼隻是一場所謂盛世之下，底層勞動人民的恐慌和帝國高層管理者之間的博弈，從自擾擾人，造謠誣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舊官僚體制對皇權的制衡和維護，以及社會階層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劇增之下貧民階層大量增加，遊民危機即将到來的前景……映射出老大帝國即将走上的悲催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