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北韓自開國之後，就一直是明朝的藩臣，而到明朝末年，随着後金的崛起，迫于它的軍事壓力，北韓國最終轉而承認了和對方之間的宗藩關系。然而這樣的承認卻僅僅限于政治上，在文化上，北韓卻一直将明朝視為真正的中華，不僅自始至終未曾改變明代衣冠的風格，甚至還在國内的行文和史書中采用明朝的紀年方式，這些行為若是以當時人們的觀點看來，正是心懷前明的一種表現。
然而在清朝開國之後，這樣的敵視和不滿情緒卻在逐漸化解，今天我們就從清代北韓著名的“仁祖反正”的野史辯誣事件，來分析這一變化的具體特點和根源所在。
一、“仁祖反正”的野史記載
“仁祖反正”其實是發生于明代天啟朝的一次北韓國政變，北韓國王李珲倒行逆施，殘殺兄弟，幽禁嫡母，最終被北韓西部貴族金瑬、李貴等人推翻，政變發生之後，李珲的侄子绫陽君李倧被推為仁祖，正式掌握了北韓國王位。
這一事件，若是以後世人的眼光來看，其實可以稱得上是一次對暴君的推翻，這也是為何史書上将之稱為“仁祖反正”的原因。然而，由于北韓與大明朝交流受阻的原因，雖然天啟帝最終同意承認仁祖北韓國王之位的合法性，但一些士大夫卻将之視為“篡逆”，這樣的記載和觀點，在明朝尚未發酵，卻被清人所認同。清代一些非官方史書上，類似于“北韓國王李珲為其侄李倧所篡，乃藉稱彼國王太妃順臣民之心、廢昏立明”這樣的記載數不勝數。
而更過分和露骨的說辭還曾經出現在《兩朝從信錄》這種半官方的史學文獻上，作為一種增補《皇明從信錄》的重要文獻，其記載更是讓北韓朝堂嘩然一片：“按李珲，原……因間李珲有疾，遂起謀逆，先令心腹遊說浮平山節度使李貴，練兵馬五百調赴王京防禦，又密約繼祖母王太妃……綁縛李珲，投之烈焰以死，并其世子宮眷及左右親信之人俱行殺戮，議政府有自盡者。”
這樣的記載中，直接将事件的起因和結果相對調，原本因不滿李珲倒行逆施而“反正”的李倧、金瑬、李貴君臣，在這些記載中成了處心積慮謀奪王位的貳臣。而且，在處置束手就擒的李珲時，前者竟然還用“投之烈焰以死”這樣殘忍至極的手段。
二、北韓針對“仁祖反正”的辯誣過程
這種私修史書，往往不會如同官修史書一般，進行多人之間的彼此校對，是以，疏漏和偏頗之處自然更是常見，在過去，北韓雖然也曾經就這些野史的不盡然之處向明清兩朝進行彙報或者交涉，但大多數情況下，這種交涉的堅決成度卻并不算高。
然而，這一次，北韓朝堂卻對于這些書籍表現出了極大地重視程度。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自然是因為這些稗官野史的描繪已經讓人忍無可忍。
點燃這一紛争的是《皇明十六朝記》，這本史書以《兩朝從信錄》等文獻作為基礎進行了史料上的增補，然而，對于“仁祖反正”一事，其仍然采用了《兩朝從信錄》的記載。
值得注意的是，《皇明十六朝記》與《兩朝從信錄》等文獻一樣，同樣為明代著作，隻不過是在清代開始重新刊印。
但這時的北韓君臣，卻沒有如之前那般，将之視為毫無公信力的稗官野史，這是是以，此時清朝已經開始了對《明史》的修撰工作，一旦《皇明十六朝記》《兩朝從信錄》這些書籍中“投之烈焰以死”之類的記載被《明史》的修訂者采用，那麼也就意味着有清一朝對于“仁祖反正”的篡逆評價将無可更改。
為此，北韓從顯宗、肅宗朝開始，針對“仁祖反正”一事進行了多次上表，要求清廷删改這些有着錯誤記載的史書。然而，由于種種原因，這樣的辯誣過程并不順利，起先，先是北韓内部針對是否要上書清廷産生了争論，認為：＂非但不必辯，亦無可辨者＂。
執這一主張的北韓大臣認為稗官野史本身就不應輕信，一旦北韓針對這些野史記載進行官方途徑的辯誣，那麼反而使得“仁祖反正”的正确性受到質疑和打擊。這樣的想法其實不無道理，再加上就在第二年，本應就此事上表的顯宗病逝，辯誣一事也是以擱置。
而之後的辯誣過程同樣充滿了坎坷，在康熙一朝，北韓也曾經派使臣前往北京，對此事進行申辯和解釋。然而康熙帝卻在此事忙于“三藩”之事無暇他顧。不但沒有正面解決這一問題，反而以此為由責難北韓使者在京期間，違抗禁令“私自盜賣”《皇明十六朝記》等書。這樣的職責也使得此次出使毫無建樹。
這樣的波折之旅一直持續到雍正年間，為了陳清始末，并說服清帝，北韓以大儒西平君為謝恩兼陳奏正使，針對“仁祖反正”一事進行了當面奏對陳說，最終打動了雍正，後者下旨：＂今該國王奏稱，有《明十六朝記》直篡奪書之，實屬冤誣，請删除雜說，著為定論。應如所請，俟《明史》告成後，将列傳之事頒發該國。＂曆經三代帝王的陳情和辯誣事件，終于告一段落。
三、野史辯誣背後的北韓對清态度轉變
其實，在明清兩代，北韓王室曾經進行過多次辯誣，除了“仁祖反正”辯誣以外，還曾在明代進行了長達二百多年的北韓始祖的宗系辯誣。值得注意的是，與“仁祖反正”辯誣相比，明代宗系辯誣一事曆時更加漫長。
北韓在清代開國之初，對于清朝的史書并未如之前對待明代史書般重視。然而到了康熙年間，卻不得不為了“仁祖反正”一事進行辯誣。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北韓對清态度的變化。
之是以顯宗、肅宗兩朝要進行這樣的辯誣，最直覺的原因是為了維持自身政局的穩定。而這種穩定，也變成了北韓與清朝宗藩關系維持的一種重要基礎。
在辯誣過程中，北韓曾經多次試圖說服清廷對《明史》進行删改，這其實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前者對于後者文化和政治中心位置的重視。
在清代開國之初，北韓自居“小中華”之名，将神州陸沉之後建立的清朝看做蠻夷，然而到了康熙年間，為了繼續維持自身的政局，北韓國王以及士大夫也不得不承認修訂《明史》的清廷自身的正統性和合法性。
結語
北韓對于明清兩朝書籍的引入，是一種基于邊緣地區對中原文化的向往。在明代，這樣的慕華思想毋庸置疑。然而從清朝建立開始的近一百年間，由于曾經慘痛的戰争記憶，北韓對于清廷一直處于一種若即若離的疏遠之中。其保留明代衣冠、私自使用前朝年号皆有着這種心态的考慮。另一方面，一直視清朝如蠻夷同樣也是其“小中華”定位下的驕傲使然。
不過這樣的驕傲并不能一直持續，等到康熙時代，“胡虜無百年之運”的說法幾成笑談，盛世之下，北韓也不得不對此服膺。
相反，已經立國數百年的北韓，國内政局一直風雨飄搖，為此它不得不依靠清廷的宗藩體系維持自身的正統性。這才是“仁祖反正”的野史辯誣背後，真正的邏輯底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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