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朝鲜自开国之后，就一直是明朝的藩臣，而到明朝末年，随着后金的崛起，迫于它的军事压力，朝鲜国最终转而承认了和对方之间的宗藩关系。然而这样的承认却仅仅限于政治上，在文化上，朝鲜却一直将明朝视为真正的中华，不仅自始至终未曾改变明代衣冠的风格，甚至还在国内的行文和史书中采用明朝的纪年方式，这些行为若是以当时人们的观点看来，正是心怀前明的一种表现。
然而在清朝开国之后，这样的敌视和不满情绪却在逐步化解，今天我们就从清代朝鲜著名的“仁祖反正”的野史辩诬事件，来分析这一变化的具体特点和根源所在。
一、“仁祖反正”的野史记载
“仁祖反正”其实是发生于明代天启朝的一次朝鲜国政变，朝鲜国王李珲倒行逆施，残杀兄弟，幽禁嫡母，最终被朝鲜西部贵族金瑬、李贵等人推翻，政变发生之后，李珲的侄子绫阳君李倧被推为仁祖，正式掌握了朝鲜国王位。
这一事件，若是以后世人的眼光来看，其实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对暴君的推翻，这也是为何史书上将之称为“仁祖反正”的原因。然而，由于朝鲜与大明朝交流受阻的原因，虽然天启帝最终同意承认仁祖朝鲜国王之位的合法性，但一些士大夫却将之视为“篡逆”，这样的记载和观点，在明朝尚未发酵，却被清人所认同。清代一些非官方史书上，类似于“朝鲜国王李珲为其侄李倧所篡，乃藉称彼国王太妃顺臣民之心、废昏立明”这样的记载数不胜数。
而更过分和露骨的说辞还曾经出现在《两朝从信录》这种半官方的史学文献上，作为一种增补《皇明从信录》的重要文献，其记载更是让朝鲜朝堂哗然一片：“按李珲，原……因间李珲有疾，遂起谋逆，先令心腹游说浮平山节度使李贵，练兵马五百调赴王京防御，又密约继祖母王太妃……绑缚李珲，投之烈焰以死，并其世子宫眷及左右亲信之人俱行杀戮，议政府有自尽者。”
这样的记载中，直接将事件的起因和结果相对调，原本因不满李珲倒行逆施而“反正”的李倧、金瑬、李贵君臣，在这些记载中成了处心积虑谋夺王位的贰臣。而且，在处置束手就擒的李珲时，前者竟然还用“投之烈焰以死”这样残忍至极的手段。
二、朝鲜针对“仁祖反正”的辩诬过程
这种私修史书，往往不会如同官修史书一般，进行多人之间的彼此校对，因此，疏漏和偏颇之处自然更是常见，在过去，朝鲜虽然也曾经就这些野史的不尽然之处向明清两朝进行汇报或者交涉，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交涉的坚决成度却并不算高。
然而，这一次，朝鲜朝堂却对于这些书籍表现出了极大地重视程度。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自然是因为这些稗官野史的描绘已经让人忍无可忍。
点燃这一纷争的是《皇明十六朝记》，这本史书以《两朝从信录》等文献作为基础进行了史料上的增补，然而，对于“仁祖反正”一事，其仍然采用了《两朝从信录》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皇明十六朝记》与《两朝从信录》等文献一样，同样为明代著作，只不过是在清代开始重新刊印。
但这时的朝鲜君臣，却没有如之前那般，将之视为毫无公信力的稗官野史，这是因此，此时清朝已经开始了对《明史》的修撰工作，一旦《皇明十六朝记》《两朝从信录》这些书籍中“投之烈焰以死”之类的记载被《明史》的修订者采用，那么也就意味着有清一朝对于“仁祖反正”的篡逆评价将无可更改。
为此，朝鲜从显宗、肃宗朝开始，针对“仁祖反正”一事进行了多次上表，要求清廷删改这些有着错误记载的史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辩诬过程并不顺利，起先，先是朝鲜内部针对是否要上书清廷产生了争论，认为：＂非但不必辩，亦无可辨者＂。
执这一主张的朝鲜大臣认为稗官野史本身就不应轻信，一旦朝鲜针对这些野史记载进行官方途径的辩诬，那么反而使得“仁祖反正”的正确性受到质疑和打击。这样的想法其实不无道理，再加上就在第二年，本应就此事上表的显宗病逝，辩诬一事也因此搁置。
而之后的辩诬过程同样充满了坎坷，在康熙一朝，朝鲜也曾经派使臣前往北京，对此事进行申辩和解释。然而康熙帝却在此事忙于“三藩”之事无暇他顾。不但没有正面解决这一问题，反而以此为由责难朝鲜使者在京期间，违抗禁令“私自盗卖”《皇明十六朝记》等书。这样的职责也使得此次出使毫无建树。
这样的波折之旅一直持续到雍正年间，为了陈清始末，并说服清帝，朝鲜以大儒西平君为谢恩兼陈奏正使，针对“仁祖反正”一事进行了当面奏对陈说，最终打动了雍正，后者下旨：＂今该国王奏称，有《明十六朝记》直篡夺书之，实属冤诬，请删除杂说，著为定论。应如所请，俟《明史》告成后，将列传之事颁发该国。＂历经三代帝王的陈情和辩诬事件，终于告一段落。
三、野史辩诬背后的朝鲜对清态度转变
其实，在明清两代，朝鲜王室曾经进行过多次辩诬，除了“仁祖反正”辩诬以外，还曾在明代进行了长达二百多年的朝鲜始祖的宗系辩诬。值得注意的是，与“仁祖反正”辩诬相比，明代宗系辩诬一事历时更加漫长。
朝鲜在清代开国之初，对于清朝的史书并未如之前对待明代史书般重视。然而到了康熙年间，却不得不为了“仁祖反正”一事进行辩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朝鲜对清态度的变化。
之所以显宗、肃宗两朝要进行这样的辩诬，最直观的原因是为了维持自身政局的稳定。而这种稳定，也变成了朝鲜与清朝宗藩关系维持的一种重要基础。
在辩诬过程中，朝鲜曾经多次试图说服清廷对《明史》进行删改，这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前者对于后者文化和政治中心位置的重视。
在清代开国之初，朝鲜自居“小中华”之名，将神州陆沉之后建立的清朝看做蛮夷，然而到了康熙年间，为了继续维持自身的政局，朝鲜国王以及士大夫也不得不承认修订《明史》的清廷自身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结语
朝鲜对于明清两朝书籍的引入，是一种基于边缘地区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在明代，这样的慕华思想毋庸置疑。然而从清朝建立开始的近一百年间，由于曾经惨痛的战争记忆，朝鲜对于清廷一直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疏远之中。其保留明代衣冠、私自使用前朝年号皆有着这种心态的考虑。另一方面，一直视清朝如蛮夷同样也是其“小中华”定位下的骄傲使然。
不过这样的骄傲并不能一直持续，等到康熙时代，“胡虏无百年之运”的说法几成笑谈，盛世之下，朝鲜也不得不对此服膺。
相反，已经立国数百年的朝鲜，国内政局一直风雨飘摇，为此它不得不依靠清廷的宗藩体系维持自身的正统性。这才是“仁祖反正”的野史辩诬背后，真正的逻辑底色。
参考文献：
1.姜龙范、刘子敏．《明代中朝关系史》．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刘为．《中朝使者往来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3.汪高蠢、程仁桃．《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