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133 無衣

《詩經》133 無衣

兵士相語的口吻，當時軍中的歌謠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誰說沒有衣服穿？你我共同披戰袍。

國王興兵要作戰，修好我們戈和矛，同仇敵忾赴戰壕。

誰說沒有衣服穿？你我共同穿汗衫。

國王興兵要作戰，修好我們矛和戟，并肩攜手齊向前。

誰說沒有衣服穿？你我共同穿戰裙。

國王興兵排戰陣，修好我們甲和兵，同心協力殺敵人。

1、袍：長衣。行軍者日以當衣，夜以當被。就是今之披風，或名鬥篷。“同袍”是友愛之辭。　　2、于：語助詞，猶“曰”或“聿”。興師：出兵。秦國常和西戎交兵。秦穆公伐戎，開地千裡。當時戎族是周的敵人，和戎人打仗也就是為周王征伐，秦國伐戎必然打起“王命”的旗号。　　3、戈、矛：都是長柄的兵器，戈平頭而旁有枝，矛頭尖銳。　　4、仇：《吳越春秋》引作“讐”。“讐”與“仇”同義。與子同仇：等于說你的讐敵就是我的讐敵。　　5、澤：汗衣。　　6、戟：兵器名。古戟形似戈，具橫直兩鋒。　　7、作：起來。

這首詩充滿了激昂慷慨、同仇敵忾的氣氛，讀之不禁受到強烈的感染。可是《毛詩序》卻說：“《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陳奂《詩毛氏傳疏》也認為：“此亦刺康公詩也。”《詩經》固然講究美刺，但這裡明明是美，卻被說成刺。按其内容，當是一首愛國主義的戰歌。據今人考證，周幽王十一年（秦襄公七年，公元前771年），周王室内讧，導緻戎族入侵，攻進鎬京，周王朝土地大部淪陷，秦國靠近王畿，與周王室休戚相關，遂奮起反抗。此詩似在這一背景下産生。

當時的秦國位于今甘肅東部及陝西一帶。那裡木深土厚，民性厚重質直。班固在《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中說秦地“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詩，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焉。”朱熹《詩集傳》也說：“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于詩如此。”這首詩意氣風發，豪情滿懷，确實反映了秦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在大敵目前、兵臨城下之際，他們以大局為重，與周王室保持一緻，一聽“王于興師”，他們就一呼百諾，緊跟出發，團結友愛，協同作戰，表現出崇高無私的品質和英雄氣概。

由于此詩旨在歌頌，也就是說以“美”為主，是以對秦軍來說有巨大的鼓舞力量。據《左傳》記載，魯定公四年（前506年），吳國軍隊攻陷楚國的首府郢都，楚臣申包胥到秦國求援，“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于是一舉擊退了吳兵。可以想像，在秦王誓師的時候，此詩猶如一首誓詞；對士兵們來說，則又似一首動員令。

如前所述，秦人尚武好勇，反映在這首詩中則以氣概勝。誦讀此詩，不禁為詩中火一般燃燒的激情所感染，那種慷慨激昂的英雄主義氣概令人心馳神往。無怪乎吳闿生《詩義會通》評為“英壯邁往，非唐人出塞諸詩所及”。之是以造成這樣的藝術效果，第一是每章開頭都采用了問答式的句法。陳繼揆《讀詩臆補》說：“開口便有吞吐六國之氣，其筆鋒淩厲，亦正如嶽将軍直搗黃龍。”一句“豈曰無衣”，似自責，似反問，洋溢着不可遏止的憤怒與憤慨，仿佛在人們複仇的心靈上點上一把火，于是無數戰士同聲響應：“與子同袍！”“與子同澤！”“與子同裳！”第二是語言富有強烈的動作性：“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使人想像到戰士們在磨刀擦槍、舞戈揮戟的熱烈場面。這樣的詩句，可以歌，可以舞，堪稱激動人心的活劇！

詩共三章，采用了重疊複沓的形式。每一章句數、字數相等，但結構的相同并不意味簡單的、機械的重複，而是不斷遞進，有所發展的。如首章結句“與子同仇”，是情緒方面的，說的是我們有共同的敵人。二章結句“與子偕作”，作是起的意思，這才是行動的開始。三章結句“與子偕行”，行訓往，表明詩中的戰士們将奔赴前線共同殺敵了。這種重疊複沓的形式固然受到樂曲的限制，但與舞蹈的節奏起落與回環往複也是緊密結合的，而構成詩中主旋律的則是一股戰鬥的激情，激情的起伏跌宕自然形成樂曲的節奏與舞蹈動作，正所謂“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禮記·樂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