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以為，“天下”者，是中國的天下、群臣的天下、百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關于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關懷和發自内心的義務感。在中國曆史上，儒家文化固然不時占主導位置，但儒學的傳承者作為一個群體在政事活動中起決議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産生的現象，被稱為“士大夫政治”。
公元1004年，遼軍打到澶州，有大臣建議退到四川，宰相寇準挺身而出，建議禦駕親征，皇帝勉強北上，但不想再去北城，覺得至少還有黃河天險，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在寇準支援下，“急麾衛士進辇，上遂幸北城”，前方軍士看到龍旗都喝彩起來，當時，遼方大将蕭撻覽被宋方射中陣亡，影響到士氣，雙方決議議和。
真宗的底線是不放棄祖宗留下的土地，銀絹數額則以100萬匹兩為限，寇準指令曹應用不許超越30萬，曹應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這一數額對宋代财政影響如何？河北在戰争時期開設宋遼間的貿易榷場，官方所收商稅，通常可達四五十萬兩。
範仲淹以為，一切為天下、國度、社稷思索，而非唯命是從聽命于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國的天下、群臣的天下、萬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關于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關懷和發自内心的義務感，他們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經學家、文學家、實幹家，他們的追求，被概括為“内聖外王”：内心要抵達聖賢的道德修養境地;在天下社會樹立一種霸道的次序，當時的士大夫“啟齒攬時勢，論議争煌煌”，正像陳寅恪先生所說，宋代是中國曆史上思想最為自由的時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性情剛烈，常常辭色俱厲，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納，王安石與朋友相處，也是信守準繩，他和司馬光曾是親密的朋友，但随着新法推行，兩人分歧嚴重，終于分道揚镳，王安石具有深邃的文學造詣，蘇轼在道教宮觀西太一宮看到王安石題壁詩：“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迹都迷。”不由“注目久之”，道：“此老野狐精也。”
“天變缺乏畏，祖宗缺乏法，人言缺乏恤。”錢穆在《國史大綱》裡講到，範仲淹、王安石改造政治的志向，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完成;但是他們為人、為學的肉體意氣不時影響到最近期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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