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看似簡單的一個問題，卻蘊含着兩朝雄踞中原的博弈角逐。一個是滿懷着＂禮崩樂壞＂之感的宋朝，另一個則是充滿民族自信的遼朝。南北對峙，各懷心思，誰先拔得頭籌、立于不敗之地，就能主導＂華夷＂定論。可悲的是，雙方似乎都忘了當初的＂大一統＂理想，反倒沉浸在自我标高的虛妄之中。究竟是宋朝的士大夫們過于自視甚高，還是遼朝的＂中國＂意識有些越矩？亦或二者之間還隐藏着更深層的緣由？讓我們一探究竟。
遼朝＂中國＂意識的緣起
北宋君臣與遼朝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文化較量，其根源可追溯至遼朝興盛時期。當時，契丹族人逐漸接受儒學理念，掀起了一股＂尊孔崇儒＂的熱潮。契丹族興建了大量的州縣學校和書院，不遺餘力地推廣漢文化教育。此外，科舉取士制度在遼朝得以延續，為漢人赢得仕宦升遷的良機。
随着漢文化在遼朝日益風靡，越來越多的漢文典籍被遼人引入，并逐一加以研讀。漢族優秀學者如黎靖徳、歐陽修等人也被遼廷延攬而入。在這種形勢下，漢文化逐漸與本土文化融合，孕育出了一種獨特的＂契漢文化＂。
契丹人原本視中原王朝為一種外來政權，但融會漢文化後，他們的觀念發生了根本轉變。他們開始接受儒家的＂大一統＂＂夷夏等級＂理念，覺醒了＂中國意識＂。這不僅有利于統一各族，同時也大大增強了契丹人對遼朝政權的認同感。
于是，遼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鞏固統治。在農業方面，大力開墾土地，吸納大批漢人移民；在文化上，提出＂漢契一家＂的口号，号召民族融合。更為關鍵的是，遼廷在與北宋的對外關系上采取了一種＂南北并立＂的做法，試圖擷取與中原政權平起平坐的地位。
總之，遼朝統治階層借助儒學和漢文化，成功喚醒了＂中國意識＂，并逐漸樹立起＂以我為中心＂的觀念。他們不再将契丹王朝視為一種＂蕃邦＂，而是将之上升為＂中國正統＂的高度。這種觀念轉變，不但為王朝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同時也讓遼人意識到與北宋的角力已經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宋朝面臨的窘境
對于北宋而言，失去燕雲十六州後，朝野上下備受打擊。太宗在位期間，曾向往＂統一天下＂的宏圖大略，如今隻能将之深深埋藏于心。武力征伐遼朝的想法，也在連年戰事的失利中漸行漸遠。
高麗河之役和岐溝關大捷，直接動搖了北宋對外征伐的信心。宋軍在兩場戰役中傷亡慘重，元氣大傷。太宗朝廷隻得暫時放棄武力收複燕雲的企圖，轉而尋求與遼和平相處之道。
此後，朝野漸有＂望梅止渴＂之感。士大夫階層對曾經的＂天下夢＂再難回首，隻能暗自憑吊。宋真宗時的著名文學家歐陽修，在詩作中對當時的時局表達了無限惆怅:＂中夜凄涼起宮詞，隴雲暗合笙簧奇。天風吹散柳邊雪，紅樓深壓梨花枝。＂
自顧無力的宋廷，别無他法，隻得向遼朝低頭。太宗時期，兩朝通過＂澶淵之盟＂達成協定，北宋每年需向遼朝進貢歲币。到了真宗年間，歲币之稱更是一再被降格為＂納貢＂。無疑，宋朝名存實亡的＂中國正統＂地位，在遼人眼中已是虛有其名。
既失去了燕雲重鎮，又屢屢在遼人手中吃盡了閉門羹，宋室聲威在中原大為掃地。即便如此，北宋也未曾就此認賊作父，接受遼朝的＂外夷＂身份。相反，他們仍舊對＂夷夏等級＂觀念根深蒂固，自诩為華夏正統後裔。
當時的文人墨客更是如此。無能為力的他們，隻好在詩詞筆墨中對遼人進行種種貶斥，以此發洩積郁已久的無奈與失落。歐陽修在贊美宋将李綱時，就聲稱遼人＂陋習狼戾＂，根本不足與中原文明相提并論。
可以說，在對外失利、對内頹勢漸露的雙重打擊下，北宋确立了一種強烈的自衛心理。為了維護舊有的尊嚴地位，他們不惜以＂重中國、輕夷狄＂的思維方式自我麻痹。不過在強大遼朝的夾擊之下，如此一種＂裝傻＂的做法，終歸是無法徹底排解宋人心頭的焦慮與威脅感的。
契丹王朝的新舉措
面對南北僵持的局面，遼朝決不甘于隻做一個＂邊疆小國＂。他們積極采取一系列措施，謀求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突破，以期與宋朝分庭抗禮。
農業經濟是遼朝統治的重心所在。遼廷大力興修水利，鼓勵民間墾殖。荒蕪之地，遼人盡力開墾；原有的農田，則着力養殖。為了維護農業生産，遼廷還專門設立了＂農桑都監＂這一管理機構。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遼朝終于擁有了一支農業勞動大軍，為糧食自給自足奠定了堅實基礎。
與此同時，遼朝在民族融合方面亦不遺餘力。統治階層提出＂漢契一家＂的口号，号召契丹族與漢族相親相愛，以期在政權内部形成高度的凝聚力。遼朝的民族融合程序雖然還未臻于完善，但至少已經為今後的大一統奠定了民族基礎。
在對外政策上，遼朝處處與宋相持平。與宋真宗年間的＂三個年号＂并行使用相比，更加展現出遼人的＂不卑不亢＂姿态。有學者指出，遼廷給遼神宗所定的年号為＂大契丹國皇帝禦制大統曆＂，其與宋曆＂慶曆＂并列可見一斑。
此外，遼人還力圖在文化領域中樹立自身的威望。他們不僅造梯繼往，率先在東北地區振興儒學，同時還慷慨大度地收留了一批逃離宋朝的名士。遼朝的這一做法，不僅培養了自己的人才儲備，更為今後與宋朝争奪文化正統地位奠定了基礎。
總的來說，遼朝在面對北宋的過程中處處謀求與宋抗衡，努力實作南北對等的地位。他們在農業、民族融合、年号制度、文化建設等方面均不遺餘力，期望最終與宋朝分庭抗禮，在正統地位的争奪戰中占據有利形勢。
宋臣對遼朝的種種評價
面對遼朝在軍事、政治、經濟等領域的迅猛發展，北宋朝野決不願輕易認輸。他們竭力維護所謂的＂中國正統＂，并對遼人橫加诽謗，妄圖彰顯自身的文化優越性。
北宋君臣們往往将遼人貶低為＂虜＂＂狄＂＂夷＂等稱謂，藉此極盡貶抑之能事。如使節韓德讓在其遊記中，便屢屢将遼境稱作＂虜境＂，将遼君聖宗稱作＂虜主＂。類似的用語，在歐陽修、蘇轼等文人的筆下也是随處可見。
宋人甚至對遼的一切風俗習慣都予以否定和歧視。如《虜中風俗》一書中，就将遼人遺體埋葬的方式斥之為＂豕鼠之葬＂。南宋文人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更是将遼稱為＂狼羊雜處＂。可見當時士人對于遼人的民族習俗根本不予了解，且存在極大的偏見。
更有甚者，宋人對遼的民族融合政策視而不見。他們刻意無視了遼朝努力推行＂漢契一家＂理念的事實，執意将遼視為一個＂異族王朝＂。對此，歐陽修在批評遼聖宗時便聲稱:＂聖人之教，其道不傳于東夷。＂
北宋的一些文人意識到自身的武力無法與遼朝相抗衡後，便将矛頭對準了文化領域。他們無一例外地将自身的文化價值觀奉為至高無上，對遼文化則加以鄙夷與貶低。
如果說在遼文化的确存在一些粗鄙之風的話，那麼宋人對此的攻擊也未免有些過于狹隘和武斷了。事實上，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遼朝已經吸納了儒家文化的精華，并嘗試與本土文化進行融合創新。然而宋人卻對這一點了若指掌，或是故意視而不見。
換而言之，宋朝文人的所作所為更多地是出于一種狹隘的文化偏見。他們無法平等對待同為中華文明後裔的契丹族，因而對遼文化的否定和歧視也就變成了一種必然。
兩種意識形态的碰撞
在北宋與遼這場曠日持久的文化較量中，雙方實際上都是受制于＂中國意識＂這一思維定式的囚徒。他們分别從自身的立場出發，妄加推衍和主觀臆斷，最終陷入了一場＂虛妄之争＂的泥淖。
宋朝自诩為華夏文明的傳人，因而将＂中國＂定義為一種天生的文化優越性。他們不僅對遼人橫加質疑，更在文化認同感上視遼為＂東夷＂。正如歐陽修在《烏台詩銘》中所言，＂契丹雖号大國，非中國也。＂此種狹隘的民族觀念已根深蒂固，根本無法平等對待遼朝的文化成就。
相較之下，遼人的＂中國意識＂則多了一分包容性。他們注重文化融合，并通過引進儒學、科舉等制度來增強自身的正統地位。然而與此同時，遼人也難免陷入了片面＂中國中心＂論的誤區，自以為借助這一做法就可以與宋抗衡，争奪合法性。
事實上，諸如年号制度、租庸調制、開明化等舉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遼朝的形式上的正統性，但終歸隻是權宜之計。一味模仿漢人的做法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遼人的族屬，自然也無法徹底獲得＂正統＂的至高地位。
正由于雙方都執迷于此，因而在探讨＂中國＂内涵時便陷入了泥淖。宋人固步自封，認定＂中國＂就是文化上的正統繼承；遼人則視＂中國＂為一種政權合法性，企圖通過法理手段獲得正統地位。
雙方的觀點分歧由來已久，進而會引發一系列的争論和論戰。但不難看出，不論是宋朝還是遼朝，他們争論的都隻是表象，而未有深入挖掘＂中國＂内涵的意識。這便導緻了雙方的文化沖突，歸根結底隻是一場争奪＂中國意識＂的主導權的虛妄之争。
結尾
總的來說，宋遼之争的實質其實是兩種不同意識形态的碰撞。一方面是宋朝根深蒂固的天朝意識和＂禮崩樂壞＂的憂患意識，另一方面則是遼人由引進儒學而生的追求正統地位的意識。正是由于雙方對＂中國意識＂本身的錯位認知，才會産生這種曠日持久、難解難分的文化論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