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看似简单的一个问题，却蕴含着两朝雄踞中原的博弈角逐。一个是满怀着＂礼崩乐坏＂之感的宋朝，另一个则是充满民族自信的辽朝。南北对峙，各怀心思，谁先拔得头筹、立于不败之地，就能主导＂华夷＂定论。可悲的是，双方似乎都忘了当初的＂大一统＂理想，反倒沉浸在自我标高的虚妄之中。究竟是宋朝的士大夫们过于自视甚高，还是辽朝的＂中国＂意识有些越矩？亦或二者之间还隐藏着更深层的缘由？让我们一探究竟。
辽朝＂中国＂意识的缘起
北宋君臣与辽朝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较量，其根源可追溯至辽朝兴盛时期。当时，契丹族人逐渐接受儒学理念，掀起了一股＂尊孔崇儒＂的热潮。契丹族兴建了大量的州县学校和书院，不遗余力地推广汉文化教育。此外，科举取士制度在辽朝得以延续，为汉人赢得仕宦升迁的良机。
随着汉文化在辽朝日益风靡，越来越多的汉文典籍被辽人引入，并逐一加以研读。汉族优秀学者如黎靖徳、欧阳修等人也被辽廷延揽而入。在这种形势下，汉文化逐渐与本土文化融合，孕育出了一种独特的＂契汉文化＂。
契丹人原本视中原王朝为一种外来政权，但融会汉文化后，他们的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们开始接受儒家的＂大一统＂＂夷夏等级＂理念，觉醒了＂中国意识＂。这不仅有利于统一各族，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契丹人对辽朝政权的认同感。
于是，辽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统治。在农业方面，大力开垦土地，吸纳大批汉人移民；在文化上，提出＂汉契一家＂的口号，号召民族融合。更为关键的是，辽廷在与北宋的对外关系上采取了一种＂南北并立＂的做法，试图获取与中原政权平起平坐的地位。
总之，辽朝统治阶层借助儒学和汉文化，成功唤醒了＂中国意识＂，并逐步树立起＂以我为中心＂的观念。他们不再将契丹王朝视为一种＂蕃邦＂，而是将之上升为＂中国正统＂的高度。这种观念转变，不但为王朝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也让辽人意识到与北宋的角力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宋朝面临的窘境
对于北宋而言，失去燕云十六州后，朝野上下备受打击。太宗在位期间，曾向往＂统一天下＂的宏图大略，如今只能将之深深埋藏于心。武力征伐辽朝的想法，也在连年战事的失利中渐行渐远。
高丽河之役和岐沟关大捷，直接动摇了北宋对外征伐的信心。宋军在两场战役中伤亡惨重，元气大伤。太宗朝廷只得暂时放弃武力收复燕云的企图，转而寻求与辽和平相处之道。
此后，朝野渐有＂望梅止渴＂之感。士大夫阶层对曾经的＂天下梦＂再难回首，只能暗自凭吊。宋真宗时的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诗作中对当时的时局表达了无限惆怅:＂中夜凄凉起宫词，陇云暗合笙簧奇。天风吹散柳边雪，红楼深压梨花枝。＂
自顾无力的宋廷，别无他法，只得向辽朝低头。太宗时期，两朝通过＂澶渊之盟＂达成协议，北宋每年需向辽朝进贡岁币。到了真宗年间，岁币之称更是一再被降格为＂纳贡＂。无疑，宋朝名存实亡的＂中国正统＂地位，在辽人眼中已是虚有其名。
既失去了燕云重镇，又屡屡在辽人手中吃尽了闭门羹，宋室声威在中原大为扫地。即便如此，北宋也未曾就此认贼作父，接受辽朝的＂外夷＂身份。相反，他们仍旧对＂夷夏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自诩为华夏正统后裔。
当时的文人墨客更是如此。无能为力的他们，只好在诗词笔墨中对辽人进行种种贬斥，以此发泄积郁已久的无奈与失落。欧阳修在赞美宋将李纲时，就声称辽人＂陋习狼戾＂，根本不足与中原文明相提并论。
可以说，在对外失利、对内颓势渐露的双重打击下，北宋确立了一种强烈的自卫心理。为了维护旧有的尊严地位，他们不惜以＂重中国、轻夷狄＂的思维方式自我麻痹。不过在强大辽朝的夹击之下，如此一种＂装傻＂的做法，终归是无法彻底排解宋人心头的焦虑与威胁感的。
契丹王朝的新举措
面对南北僵持的局面，辽朝决不甘于只做一个＂边疆小国＂。他们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谋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突破，以期与宋朝分庭抗礼。
农业经济是辽朝统治的重心所在。辽廷大力兴修水利，鼓励民间垦殖。荒芜之地，辽人尽力开垦；原有的农田，则着力养殖。为了维护农业生产，辽廷还专门设立了＂农桑都监＂这一管理机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辽朝终于拥有了一支农业劳动大军，为粮食自给自足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辽朝在民族融合方面亦不遗余力。统治阶层提出＂汉契一家＂的口号，号召契丹族与汉族相亲相爱，以期在政权内部形成高度的凝聚力。辽朝的民族融合进程虽然还未臻于完善，但至少已经为今后的大一统奠定了民族基础。
在对外政策上，辽朝处处与宋相持平。与宋真宗年间的＂三个年号＂并行使用相比，更加体现出辽人的＂不卑不亢＂姿态。有学者指出，辽廷给辽神宗所定的年号为＂大契丹国皇帝御制大统历＂，其与宋历＂庆历＂并列可见一斑。
此外，辽人还力图在文化领域中树立自身的威望。他们不仅造梯继往，率先在东北地区振兴儒学，同时还慷慨大度地收留了一批逃离宋朝的名士。辽朝的这一做法，不仅培养了自己的人才储备，更为今后与宋朝争夺文化正统地位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辽朝在面对北宋的过程中处处谋求与宋抗衡，努力实现南北对等的地位。他们在农业、民族融合、年号制度、文化建设等方面均不遗余力，期望最终与宋朝分庭抗礼，在正统地位的争夺战中占据有利形势。
宋臣对辽朝的种种评价
面对辽朝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迅猛发展，北宋朝野决不愿轻易认输。他们竭力维护所谓的＂中国正统＂，并对辽人横加诽谤，妄图彰显自身的文化优越性。
北宋君臣们往往将辽人贬低为＂虏＂＂狄＂＂夷＂等称谓，藉此极尽贬抑之能事。如使节韩德让在其游记中，便屡屡将辽境称作＂虏境＂，将辽君圣宗称作＂虏主＂。类似的用语，在欧阳修、苏轼等文人的笔下也是随处可见。
宋人甚至对辽的一切风俗习惯都予以否定和歧视。如《虏中风俗》一书中，就将辽人遗体埋葬的方式斥之为＂豕鼠之葬＂。南宋文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更是将辽称为＂狼羊杂处＂。可见当时士人对于辽人的民族习俗根本不予理解，且存在极大的偏见。
更有甚者，宋人对辽的民族融合政策视而不见。他们刻意无视了辽朝努力推行＂汉契一家＂理念的事实，执意将辽视为一个＂异族王朝＂。对此，欧阳修在批评辽圣宗时便声称:＂圣人之教，其道不传于东夷。＂
北宋的一些文人意识到自身的武力无法与辽朝相抗衡后，便将矛头对准了文化领域。他们无一例外地将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奉为至高无上，对辽文化则加以鄙夷与贬低。
如果说在辽文化的确存在一些粗鄙之风的话，那么宋人对此的攻击也未免有些过于狭隘和武断了。事实上，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辽朝已经吸纳了儒家文化的精华，并尝试与本土文化进行融合创新。然而宋人却对这一点了若指掌，或是故意视而不见。
换而言之，宋朝文人的所作所为更多地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文化偏见。他们无法平等对待同为中华文明后裔的契丹族，因而对辽文化的否定和歧视也就变成了一种必然。
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
在北宋与辽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较量中，双方实际上都是受制于＂中国意识＂这一思维定式的囚徒。他们分别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妄加推衍和主观臆断，最终陷入了一场＂虚妄之争＂的泥淖。
宋朝自诩为华夏文明的传人，因而将＂中国＂定义为一种天生的文化优越性。他们不仅对辽人横加质疑，更在文化认同感上视辽为＂东夷＂。正如欧阳修在《乌台诗铭》中所言，＂契丹虽号大国，非中国也。＂此种狭隘的民族观念已根深蒂固，根本无法平等对待辽朝的文化成就。
相较之下，辽人的＂中国意识＂则多了一分包容性。他们注重文化融合，并通过引进儒学、科举等制度来增强自身的正统地位。然而与此同时，辽人也难免陷入了片面＂中国中心＂论的误区，自以为借助这一做法就可以与宋抗衡，争夺合法性。
事实上，诸如年号制度、租庸调制、开明化等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辽朝的形式上的正统性，但终归只是权宜之计。一味模仿汉人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辽人的族属，自然也无法彻底获得＂正统＂的至高地位。
正由于双方都执迷于此，因而在探讨＂中国＂内涵时便陷入了泥淖。宋人固步自封，认定＂中国＂就是文化上的正统继承；辽人则视＂中国＂为一种政权合法性，企图通过法理手段获得正统地位。
双方的观点分歧由来已久，进而会引发一系列的争论和论战。但不难看出，不论是宋朝还是辽朝，他们争论的都只是表象，而未有深入挖掘＂中国＂内涵的意识。这便导致了双方的文化冲突，归根结底只是一场争夺＂中国意识＂的主导权的虚妄之争。
结尾
总的来说，宋辽之争的实质其实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碰撞。一方面是宋朝根深蒂固的天朝意识和＂礼崩乐坏＂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则是辽人由引进儒学而生的追求正统地位的意识。正是由于双方对＂中国意识＂本身的错位认知，才会产生这种旷日持久、难解难分的文化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