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以为，“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百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关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义务感。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固然不时占主导位置，但儒学的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议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产生的现象，被称为“士大夫政治”。
公元1004年，辽军打到澶州，有大臣建议退到四川，宰相寇准挺身而出，建议御驾亲征，皇帝勉强北上，但不想再去北城，觉得至少还有黄河天险，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在寇准支持下，“急麾卫士进辇，上遂幸北城”，前方军士看到龙旗都喝彩起来，当时，辽方大将萧挞览被宋方射中阵亡，影响到士气，双方决议议和。
真宗的底线是不放弃祖宗留下的土地，银绢数额则以100万匹两为限，寇准命令曹应用不许超越30万，曹应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这一数额对宋代财政影响如何？河北在战争时期开设宋辽间的贸易榷场，官方所收商税，通常可达四五十万两。
范仲淹以为，一切为天下、国度、社稷思索，而非唯命是从听命于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关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义务感，他们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经学家、文学家、实干家，他们的追求，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心要抵达圣贤的道德修养境地;在天下社会树立一种霸道的次序，当时的士大夫“启齿揽时势，论议争煌煌”，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性情刚烈，常常辞色俱厉，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纳，王安石与朋友相处，也是信守准绳，他和司马光曾是亲密的朋友，但随着新法推行，两人分歧严重，终于分道扬镳，王安石具有深邃的文学造诣，苏轼在道教宫观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题壁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不由“注目久之”，道：“此老野狐精也。”
“天变缺乏畏，祖宗缺乏法，人言缺乏恤。”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讲到，范仲淹、王安石改造政治的志向，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完成;但是他们为人、为学的肉体意气不时影响到最近期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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