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這個過去被視為人間最富庶的天堂，在抗戰時遭受摧殘，已不再是過去的景象。當時的報刊文章已有人以“劫後的天堂”為标題，描述淪陷後的蘇州慘狀。那在這動蕩的八年，身處淪陷區的蘇州百姓又是如何度過的？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大學問品牌新書《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跳出以往抗戰“抗敵”研究層面，把焦點放到淪陷區的普通群眾，是一部眼光向下的城市社會史著作，讓我們看到抗戰時期蘇州城的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變遷。此外，本書透過對淪陷區的城市史研究，試圖擴大抗戰史的研究視野，從普通市民大衆及淪陷區百姓的生活生命體驗的角度，揭示不同面向的抗戰曆史。
蘇州站内擠滿逃難群眾的列車
為什麼要關注抗戰淪陷後的城市，聚焦淪陷區的百姓生活？為何會選擇蘇州這座城市？主要從哪些方面來探讨抗戰淪陷後的城市生活？作者巫仁恕在書中對以上問題都做出了相應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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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後“天堂”》創作之緣起
關于抗戰時期的回憶，我從小到大，聽過不少長輩的故事，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以下三則。我将這三則故事按照時間發生的先後略述之。
第一則故事是蘇州淪陷前後的個人曆史記憶。本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退休研究員，也是明清法制史權威學者張偉仁先生，他的童年是在蘇州度過的。他回憶起那段日子，内心還是非常難過。張老師在抗戰全面爆發、蘇州将要淪陷之際，随着父母親避難到蘇州城郊的鄉村。他回憶當時印象最深刻的幾件事，其一就是某日在城郊的河道上，目睹一幕凄慘的景象。原來是不知從何處漂來許多門闆，門闆上有一個半裸的孕婦屍體，肚子已遭剖開。然而，這還不是最凄慘的。接下來的幾天，他又看到有位日本軍人乘着小船，後面拖着許多門闆，上面都是慘死的婦人。日本兵此舉顯然是來示威。他說抗戰期間有時必須到城裡采買民生必需品，在蘇州城内商業中心的觀前街上，随處可見許多屍體。他覺得那時活得毫無尊嚴，直到抗戰勝利後，才終于能吐出一口怨氣，可以擡頭挺胸走路了。
第二則故事是發生在廣東一個偏僻的縣份興甯縣城。當時日軍已經打通粵漢鐵路與湘桂鐵路的沿線，占領廣州及附近重要的大城市，但興甯縣因為不是位居交通要點，沒有太大的戰略價值而逃過一劫。然而，這并不太代表縣城裡的人就可安穩無憂。家父當時隻是個國中生，就讀于城郊的中學，他回憶起當時上課的氣氛非常緊張，因為不時有日本的飛機從汕頭的機場起飛來空襲縣城及縣城附近神光山的中國軍隊營房，是以往往上課到一半，聽到空襲警報，就得緊急疏散。至于日常生活還算是正常。
第三則故事是聽聞自本所老前輩，著名的近代中國史學者張朋園先生，在一次聊天中，他提及令人鼻酸的往事。他說抗戰時他在貴陽，1944年底日軍發動的“一号作戰”已經攻占離貴陽僅有六十裡的獨山。當時人心惶惶，以為國家将亡，就連要逃到哪裡都不知道。他還記得他的老師上課說：“即使國家亡了，你們還是要記得自己是中國人。”我問老師見過日本兵嗎？張老師回答說，他在醫院裡曾經看過受傷被俘的日本兵，其實他們也不過是十來歲的小孩子。
這三則親自經曆的回憶，反映了戰時平民的生活，是逃難、躲避與努力生存；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心态，是恐慌、緊張、無助與絕望。這些故事刺激了我撰寫一本以社會生活史的角度，來呈現抗戰曆史專書的念頭。
這本書寫作的緣起，其實也是很偶然的。筆者的專業領域是明清社會經濟史，雖然在服役期間因為接觸軍事曆史檔案而引發筆者的興趣，撰寫過一兩篇抗戰史的論文，但那隻能算是玩票性質的習作，難登大雅之堂。一直要到受法國學者安克強（ChristianHenriot）教授的邀約，參加了他所主持的蔣經國基金會主題研究計劃“動亂中的城市：曆史地理資訊系統與近代中國的城市生活”（City in Turmoil），才開啟了我研究淪陷區城市生活的一扇窗。同時，也要特别感謝本所的孫慧敏博士，因為她告知我本所收藏有抗戰時期蘇州的兩份報紙。若是沒有安克強教授的刺激與孫博士提供的史料，這本書根本無法問世。
過去筆者主要從事的是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江南地區是很重要的研究重心，尤其蘇州更是江南研究的核心。我對明清的蘇州算是比較熟悉，當參加安克強教授的研究計劃時，自然就選擇以民國時期的蘇州作為研究對象。中國的俗語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這個過去被視為人間最富庶的天堂，在抗戰時遭受摧殘，已不再是過去的景象。當時的報刊文章已有人以“劫後天堂”為标題，描述淪陷後的蘇州慘狀。或許有讀者看到本書的部分内容，尤其是提到蘇州淪陷後的休閑服務業更盛于戰前，會誤以為筆者是企圖為當時汪精衛僞政權翻案。筆者在此要特别聲明，本書絕非為合理化汪僞政權或日本人統治淪陷區而作，其實最原始而單純的動機隻是想重新找尋曆史的一個面向，也就是當時淪陷區的百姓如何度過那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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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北京、上海和南京
蘇州，也是探讨淪陷區城市生活的絕佳例子
八年的全面對日抗戰是中國人的“聖戰”，其間中國最富庶的華中地區先後淪陷，1943 年日本占領地區（包括華北、華中、華南地區）的耕地面積約占全中國的 46%；農作物産量所占的比重，小麥是 54%，棉花是 60%；近代化的工廠勞工數量占全國的 90%，生産額占 94%。而華中占領區的地位，就農業生産力而言，約與華北占領區相當，但工業生産力是日本所有占領區的四分之三。淪陷後的華中地區受到日本與僞政權的掠奪與統制，經濟凋敝、工商業與金融業萎縮、農業衰退；再加上糧食緊缺、生活日用品匮乏、物價飛漲等因素，緻使民不聊生。而城市方面則是人口減少、城市建設破壞嚴重、城市功能退化等現象，成了一般人的印象。然而，1943 年 10 月，淪陷的蘇州報紙上，有一則《閑話吳中四館》的社論如是說：
誠然的，我們蘇州地方，畢竟是天堂，雖則生活底指數，一天加高一天，凡百物價，如同飛機般的上翔，但，四館的生意，卻還是“座上客常滿”，就這一點上瞧來，也就可以透視出社會的畸形。……至于本文所說的四館是什麼呢？就是“茶館、酒菜館、旅館，及煙館”。
該文指出蘇州在淪陷後到抗戰末期，該地的這四種業者不但未受物價飛漲的影響，反而是“座上客常滿”的畸形繁榮。這樣的景象和我們過去的印象有極大的落差，難道是報紙誇大粉飾？還是确實如此？如果屬實，說明我們過去對抗戰時期淪陷區的研究不夠充分。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現象又是什麼樣的原因所造成的呢？背後反映了戰時的城市發生了什麼樣結構性變化？
蘇州車站站台被毀
抗戰時期是民國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領域，過去對于抗戰時期的研究已經累積了相當豐碩的成果。然而，無論是中文學界或是歐美學界，大部分的焦點仍然是以“抗敵”的層面為主，長期以來學者的注意力較少拓展到抗敵活動以外的讨論；當時幾乎占中國領土三分之一，擁有人口一半以上的廣大淪陷區是以被學者忽略。若再從城市史的角度來觀察，雖然近 20 年來近現代中國城市史的研究蓬勃發展，不過，到了抗戰時期的城市研究，尤其是淪陷區的城市生活，除了少數的著作外，整體而言非常貧乏。蘇州在抗戰時期淪陷，僞政權成立後成為僞江蘇省的省會，是探讨淪陷區城市生活的絕佳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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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對四種休閑業的分析
探讨淪陷時期蘇州的城市生活
前面提到 1943 年報紙上的那篇《閑話吳中四館》社論，指引了我們一條路徑。筆者拟透過對茶館、菜館、旅館與煙館這四種行業的分析，來探讨淪陷時期蘇州的城市生活。
第一章“從傳統走向現代”，将探讨戰前蘇州重要的休閑業“四館”，從傳統到現代所發生的轉變。此四者早在傳統時期，也就是明清時代就已經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到了民國時期，這四種行業也逐漸走向現代化，無論是從茶館、菜館還是旅館都可以看到現代化的轉型，如新式茶館、西式大菜館與洋式現代化旅館開始出現，且與上海的影響密切相關。煙館的起源較前三者皆晚，要從晚清開始，蘇州城内出現許多鴉片煙館。至民國時期，特别是軍閥混戰的時代，蘇州的煙館特别盛行。到了北伐之後，國民政府開始禁鴉片，遂成立了不少禁煙所，鴉片吸食的風氣才稍稍衰微。
蘇州城内被炸之慘狀
第二章标題是“從天堂到地獄”，此章探讨的時間是從抗戰初期到淪陷以後，蘇州從破壞到恢複，再到僞政權成立的經過。1940年3月汪僞政權在南京成立，逐漸穩定了淪陷區的秩序。汪僞政府的财政結構中，消費特稅是來自城市的茶館、菜館、旅館等業者；物資統制政策中，糧食統制與配給對茶館、菜館的影響頗大；汪僞政權所發動的“新國民運動”，在推行節約消費方面對城市休閑業者也有很大的影響，特别是“除三害”中的禁煙運動，關閉了許多煙館。與其同時，蘇州的行政地位也開始出現變化，自從成為僞江蘇省省會之後，大量的外來移民促使城市社會結構出現轉變，也成了造就蘇州畸形繁榮的重要背景。
第三章涉及茶館。茶館是中國城市内街頭文化的代表之一，本章想要探讨的問題是：茶館這種所謂街頭文化之代表到了抗戰時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過去茶館所具有的多元功能是否依舊？在物價高漲與政府管制嚴格的時代，茶館的經營者如何生存？消費者又如何透過茶館這個公共空間來表達抵抗？更重要的是淪陷後蘇州的茶館反映了政府對公共空間的進一步控制。淪陷之後的蘇州茶館并沒有是以而蕭條，反而生意興隆更勝于戰前。淪陷後蘇州人熱衷于茶館的現象背後，其實反映了一種集體的社會心理，也就是在未來不确定感的情況之下，找尋一種排解苦悶的出路。而當局對于茶館内的公共論壇，也明示“禁談國事”。這些都說明了在淪陷區城市裡的日常生活，即使是休閑生活，也往往無法逃離政治，政治的力量甚至更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第四章是關于蘇州的菜館。蘇州菜館反映淪陷下的休閑産業如何在戰時的各種管制體系下，仍然足以經營獲利的最佳例子。淪陷後的蘇州菜館業，除了被日軍占領的初期，之後的繁榮盛況甚至超越戰前。無論是菜館數量的增長，還是消費者光顧的盛況，都超越戰前。菜館業其實也面臨許多難題，在經濟方面因為通膨與物價的高漲，使其成本陡增。汪僞政權對菜館業與其同業公會的控制也不斷強化，不但規定限價，還有筵席捐的勒派，甚至到戰争後期不斷提高稅率。不過，懂得經營的菜館業仍可以獲利一半以上。蘇州的菜館業本身在這段時間發生許多變化。如戰前盛極一時的徽州菜館，此時走向式微。還有許多菜館與飯店紛紛成立咖啡座或咖啡廳，可見在飲食文化裡出現中西合璧的現象。
淪陷時期蘇州報紙的旅館廣告
第五章拟探讨的是蘇州的旅館。旅館的消費者多是外來人口，是以蘇州旅館業的興盛，可以反映蘇州在淪陷區内的特殊經濟地位，以及其城市社會結構的變化。淪陷後蘇州的報紙報道當地的旅館業繁榮倍極，甚至比起戰前有過之而無不及。蘇州旅館業雖繁榮至極，但該行業者也面臨許多經營上的問題。旅館業者也是僞政府重要的征稅對象，從旅館捐、旅客捐到旅館消費特稅，業者都要付出代價。時而又有勞資糾紛，同業公會與職業工會在處理這類糾紛時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戰前的勞資糾紛與苛捐雜稅的問題之外，還要面對汪僞政權對社會的管制。而經營上，面對物價飛漲、通貨膨脹，業者在調漲房費與當局限價政策之間進行抗争。抗戰後期，蘇州旅館的形象不好，常被視為社會問題叢生之源，是“煙”“賭”“娼”的淵薮。從旅館的消費者與旅館案件中的旅客身份，都反映出蘇州的社會結構在當時所發生的變化，亦即大量的外來者聚居于此。
關于煙館，是第六章所要探讨的主題。本章探讨淪陷之後鴉片煙館如何在蘇州蓬勃地發展，并以 1942 年下半年作為分界點，呈現淪陷前期與後期的變化。蘇州煙館的盛行，在四館中與政治關系最為密切，蘇州煙館的盛行直接導源于日本人及僞政權的政策。蘇州在抗戰時期淪陷之後，就由日本人主導鴉片合法化，并且壟斷鴉片的銷售。日本人和“維新政府”充分合作，成立了三個主要壟斷鴉片貿易的機構，也就是戒煙總局、宏濟善堂與特業公會，同時鴉片貿易也是其重要的收入來源。當時有政府執照成立的煙館，被稱作戒煙所和戒吸所，其實就是鴉片煙館。戒吸所受到當局的控制更嚴，而且必須購買一定比例的官土。當時吸食鴉片的顧客層，除了社會高層階級外，還有許多平民。因為鴉片價格的高漲，讓許多平民的吸煙者走投無路，這時候我們看到報紙上出現了大量的戒煙廣告，戒煙醫院與各種戒煙藥成為當時的新興産業。
抗戰時期諷刺戒煙漫畫
本書上述章節的讨論，呈現了抗戰時期淪陷區城市生活的一個特殊案例。蘇州四館“畸形繁榮”的例子，與過去想象中抗戰時期淪陷後城市生活的窘境有很大的落差。在結論部分，本書将進一步深入探讨四個主要問題：
第一個，為何在淪陷時期蘇州的休閑業呈現畸形繁榮的現象？筆者将嘗試從戰時城市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心理的變化，來回答這個問題。
第二個重要的問題涉及對僞政權統治淪陷區的評價。過去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的觀點，仍視之為傀儡、漢奸、通敵者，但歐美學界有稱汪僞政權與日本的關系是一種“協力”（collaboration）。筆者将僞政權放在“傀儡／協力”兩端的光譜上來比較，并嘗試從市民大衆的生活，來評估僞政權在淪陷區的角色與其所發揮的作用，但絕非為其翻案。
第三，淪陷後蘇州的休閑業者面對僞政府的統治與稅收政策，如何生存下去？如何持續經營且獲利？這些業者又透過什麼方式來達到“日常反抗”（daily resistance）。
第四，将此時期的蘇州經驗置于近代中國城市發展的脈絡中，探讨與申論其所具有的意義，并提出其代表一種城市發展的模式。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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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城市生活》
巫仁恕 著
廣西師大出版社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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