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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覓走向幸福的道路
動物隻要不生病，有足夠的食物，便快樂了。我們覺得人類也該如此，但在近代社會裡并不然，至少以大多數的情形而論。倘使你自己是不快樂的，那你大概會承認你并非一個例外的人。倘使你是快樂的，那麼試問你朋友中有幾個跟你一樣。當你把朋友檢讨一番之後，你可以學學觀望氣色的藝術；平常日子裡你遇到的那些人的心境，你不妨去體味體味看。
雖然不快樂的種類互異，但你總到處和它碰面。
假定你在紐約，那是大都市中現代化到最标準的一個啰。假定你在辦公時間站在一條熱鬧的街上，或在周末站在大路上，再不然在一個夜舞會中；試把你的“自我”從腦子裡丢開，讓周圍的那些陌生人一個一個的來占據你的思想，你将發見每組不同的群衆有着不同的煩惱。在上工時間的群衆身上，你可看到焦慮，過度的聚精會神，消化不良，除了鬥争以外對什麼都缺少樂趣，沒有心思玩，全不覺得有他們的同胞存在。在周末的大路上，你可看到男男女女，全都景況很好，有的還很有錢，一心一意地去追逐歡娛。大家追逐時都踩着同樣的速度，即是坐着慢到無可再慢的車子魚貫而行；坐車的人要看見前面的路或風景是不可能的，因為略一旁視就會闖禍；所有的車中的所有的乘客，唯一的欲望是越過旁人的車輛，而這又因為擁擠而辦不到；倘若那般有機會不自己駕駛的人，把心思移到别處去時，那麼立刻有一種說不出的煩悶抓住他們，臉上印着微微懊惱的表情。一朝有一車黑人膽敢表露出真正的快樂時，他們的荒唐的行為就要引起旁人的憤慨，最後還要因為車輛出了亂子而落到警察手裡：假日的享樂是違法的。
再不然，你去端詳一下快樂的夜會裡的群衆。大家來時都打定了主意要尋歡作樂，仿佛咬緊牙齒，決意不要在牙醫生那裡大驚小怪一般。飲料和狎習，公認是歡樂的大門，是以人們趕快喝，并且竭力不去注意同伴們怎樣的可厭。飲料喝到相當的時候，男人們哭起來了，怨歎說，他們在品格上怎樣不配受母親的疼愛。酒精對他們的作用，是替他們挑起了犯罪意識，那是在健全的時間被理性抑捺着的。
這些種類不同的不快樂，一部分是由于社會制度，一部分是由于個人心理——當然，個人心理也大半是社會制度的産物。關于消滅戰争，消滅經濟剝削，消滅殘忍與恐怖的教育，等等，都不是我在這裡想談的。要發見一個能避免戰争的制度，對我們的文化确是生死攸關的問題；但這種制度決無成功之望，因為今日的人們那樣的煩悶，甚至覺得互相毀滅還不及無窮盡的捱延日子來得可怕。要是機器生産的利益，能對那般需要最切的人多少有所裨益的話，那當然應該阻止貧窮的延續；但若富翁本身就在苦惱，那麼教每個人做富翁又有何用？培養殘忍與恐怖的教育是不好的，但那批本人就做了殘忍與恐怖底奴隸的人，又能有什麼旁的教育可以給？
以上種種考慮把我們引到個人問題上來：此時此地的男男女女，在我們這患着思鄉病的社會裡，能有什麼作為，可替他們或她們本身去擷取幸福？在讨論這個問題時，我将集中注意在一般并不受着外界的苦難的人身上。
我将假定他們有充分的收入，可以不愁吃不愁住，有充分的健康可以作普通的肉體活動。大的禍害，遭受公衆恥辱，等等，我将不加考慮。關于這些題目，當然有許多話好說，而且是挺重要的，但和我在此所要讨論的屬于兩類。我的目的，是想提出一張治療日常煩悶的方子，那煩悶是文明國家内大多數人感着痛苦的，而且因為并無顯著的外因，是以更顯得無可逃避，無可忍受。
我相信，這種不快樂大部分是由于錯誤的世界觀，錯誤的倫理學，錯誤的生活習慣，終于毀掉了對一般可能的“事物”的天然的興緻和胃口，殊不知一切的快樂，不問是人類的或野獸的，都得以這些事物為根基。觀念和習慣，等等，都是在個人權力範圍以内的，是以我願提出若幹改革的方案，憑了它們，隻要你有着中等的幸運，就有獲得幸福的可能。
切勿深陷在“自我沉溺”之中
幾句簡單的自我介紹，或許對我所要辯護的哲學可以做一個最好的楔子。我不是生來快樂的。童時，我最愛的聖詩是“世界可厭，負載着我深重的罪孽”那一首。5歲時，我曾想如果我得活到70歲，那麼至此為止我不過捱了全生涯的1/14，于是我覺得長長地展開在我面前的煩悶，幾乎不堪忍受。少年時，我憎恨人生，老是站在自殺的邊緣上，然而想多學一些數學的念頭阻止了我。如今，完全相反了，我感到人生的樂趣；竟可說我多活一年便多享受一些。這一部分是因為我發見了自己最迫切的欲望究竟是什麼，并且慢慢地實作了不少。
一部分是因為我終于順順利利地驅除了某些欲望——例如想獲得關于這個那個的确切的知識——當作根本不可求的。但最大部分，還須歸功于一天天的少關心自己。像旁的受過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樣，我慣對自己的罪過、愚忘和失敗作種種的冥想。我覺得自己是——當然是準确地——一個可憐的标本。慢慢地，我學會了對自己和自己的缺陷不再耿耿于懷；而對外界的事物，卻一天天地集中我的注意：譬如世界現狀，知識的各部門，以及我抱有好感的個人等。
不錯，對外界的關切也會有各别的煩惱帶給你：世界可能陷入戰争，某種知識可能難于企及，朋友可能死亡。但這一類的痛苦，不像因憎惡自己而發生的痛苦那樣，會破壞人生的主要品質。再則，每種對外的興趣，都有多少活動配置設定給你；而興趣活潑潑地存在到多久，這活動就能把苦悶阻遏到多久。相反地，對自己的關切絕對不能領你去作任何進取的活動。它可以鼓勵你記日記，把自己作心理分析，或者去做修士。但一個修士，必得在修院的功課使他忘掉自己的靈魂的時光，才會幸福。他以為靠了宗教得來的幸福，其實靠着清道夫的行業一樣可以得到，隻要他真正做一個清道夫。有一般人是因為深陷在“自我沉溺”之中而無可救藥的，對于他們，外界的紀律确是一條引向幸福的路。
“自我沉溺”種類繁多。我們可以挑出“畏罪狂”、“自溺狂”、“自大狂”3種最普通的典型。
我說“畏罪狂”，并非說那些人真正犯罪：罪惡是人人犯的，也可說沒有人犯的，要看我們對社會所下的界說而定。我指的乃是沉溺于犯罪意識的人。他永遠招惹着自己的厭惡，假令他是信教的話，還要把這種自我憎惡認作神的憎惡。他認為自己應該如何如何，這幅理想的圖畫，卻和他所知的實際的他，不斷發生沖突。即使在清明的思想裡他早已把在母親膝上學來的格言忘得一幹二淨，他的犯罪感覺可能深埋在潛意識内，隻在醉酒或熟睡時浮現。但一切東西都可引起這味道。他心裡依舊承認他兒時的戒條。賭咒是惡的；喝酒是惡的；普通生意上的狡狯是惡的；尤其，性行為是惡的。
當然他并不會割棄這些娛樂，但這些娛樂為他是全部毒害了，毫無樂趣可言，因為他覺得自己是為了它們而堕落的。他全靈魂所願望的一種樂趣，是受着母親的寬容的撫愛，為他記得在童時經曆過的。既然此種樂趣不可複得，他便覺得一切都乏味；既然他不得不犯罪，他就決意痛痛快快地犯罪了。當他堕入情網時，他是在尋找慈母式的溫柔，但他不能接受，因為，心中存着母親的圖像，他對任何與他有性關系的女子，感不到絲毫敬意。失望之餘，他變得殘忍，随又忏悔他的殘忍，重新出發去兜着那幻想的罪過和真正的悔恨凄慘的圈子。多少表面看來是狠心的浪子，其心理狀态就是如此。把他們誘入迷途的，是對于一個無法到手的對象的崇拜（母親或母親的代替物），加上早年所受的可笑的倫理教訓。從早年信仰和早年情愛中解放出來，是這批“孺慕”德性的犧牲者走向快樂的第一步。
“自溺狂”在某個意義上是普通的犯罪意識的反面；特征是慣于自贊自歎，并希望受人贊歎。在某種程度内，這情操無疑是正常的，無所用其惋惜；它隻在過度的時候才成為一樁嚴重的禍害。有許多女子，特别在富有社會裡，愛的感覺力完全消失了，代之而興的是一股強烈的欲望，要所有的男人都愛她們。當這種女子确知一個男人愛她時，她便用不着他了。同樣的情形，在男子方面也有，不過較為少見罷了。虛榮心到了這個高度時，除了自己以外，對任何人都感不到興趣，是以在愛情方面也沒有真正的滿足可以得到。可是旁的方面的趣味，失敗得還要悲慘。譬如，一個自溺狂者，被大畫家所受到的崇拜鼓動之下，會去做一個藝術學生；但既然繪畫之于他不過是達到一個目标的手段，技巧也就從來引不起他的興味，且除了和他自身有關的以外，别的題材都不會給他看到。結果是失敗和失望，期待的是恭維，到手的是冷笑。還有那般老把自己渲染成書中的英雄的小說家，也是蹈了同樣的覆轍。工作上一切真正的成功，全靠你對和工作有關的素材抱有真正的興趣。成功的政治家，一個一個地倒台，這悲劇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他把自溺狂代替了他對社會的關切，代替了他素來擁護的方策。隻關懷自己的人并不可贊可羨，人家也不覺得他可贊可羨。是以，一個人隻想要社會欽仰他而對社會本身毫不感到旁的興味時，未必能達到他的目的。即使能夠，他也不能完全快樂，因為人類的本能是從不能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自溺狂者勉強限制自己，恰如畏罪狂者的強使自己給犯罪意識控制。原始人可能因自己是一個好獵手而感到驕傲，但同時也感到行獵之樂。虛榮心一過了頭，把每種活動本身的樂趣毀掉了，于是使你不可避免地無精打采，百無聊賴。原因往往是缺少自信，對症的藥是培養自尊心。但第一得憑着客觀的興趣去做進取性的活動，然後可以獲得自尊心。
“自大狂”和自溺狂的不同之處，是他希望大權在握而非動人憐愛，他竭力要令人畏懼而非令人愛慕。很多瘋子和曆史上大多數的偉人，都屬這一類。權力的愛好正和虛榮一樣，是正常的人性中一個強有力的分子，隻要不出人性這範圍，我們是應該加以容納的；一朝變得過度，而且同不充分的現實意識聯接一塊時，那才可悲了。
在這等情形下，一個人或是憂郁不快，或是發瘋，或竟兩樣都是。一個自以為頭戴王冠的瘋子，在某種意義上也許是快樂的，但他的快樂決非任何意識健全的人所豔羨的那一種。亞曆山大大帝，心理上便和瘋子同型，雖然他賦有雄才大略，能夠完成瘋子的夢。然而他還是不能完成他自己的夢，因為他愈成功，他的夢也愈擴大。當他眼見自己是最偉大的征略者時，他決意要說自己是上帝了。但他是不是一個幸福的人呢？他的酗酒，他的暴怒，他的對女人的冷淡，和他想做神明的願望，令人猜想他并不幸福。犧牲了人性中一切的分子來培植一個分子，或把整個世界看作建造一個人的自我的顯赫的素材，是決無終極的快慰可言的。自大狂者，不問是病态的或名義上說來是健全的，通常是極度屈辱的産物。
拿破侖在學校裡，在一般富有的貴族同學前面感到自慚形穢的苦惱，因為他是一個粗鄙的苦讀生。當後來準許亡命者回國時，他看着當年的同學向他鞠躬時，他滿足了。多幸福！依舊是這種早年的屈辱，鼓動他在沙皇身上去尋求同樣的滿足，而這滿足把他送到了聖·赫勒拿。既然沒有一個人是全能的，一場完全被權力之愛所控制的人生，遲早要碰到無可克服的難關。要自己不發覺這一點，唯有假助于某種形式的瘋狂才辦得到，雖然一個人倘有充分的威權，可以把膽敢指出這種情形的人禁锢起來，或者處以極刑。政治上的與精神分析學上所謂的抑止，便是這樣地一代一代傳下來的。隻消有任何形式較顯的“抑止”（心理分析上的抑止）出現，就沒有真正的幸福。限制在适當的範圍内的權勢，可大大地增加幸福，但把它看作人生唯一的目标時，它就闖禍了，不是闖在外表，就是闖在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