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百年之際，由新華社、全國婦聯和芒果TV共同出品的100集紀錄片《黨的女兒》，全景式展現傑出女共産黨員的英雄群像，引發熱烈反響。
在這些優秀黨員代表之外，其實還有一些傑出的女性，雖然沒有入黨，卻也在黨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尤其是在建黨前後，有三位非凡的女性守望了建黨偉業，她們是：葛健豪、高君曼、王會悟。
走進上海的一些紅色地标，是追憶這三位傑出女性的最佳切入點。
楊樹浦黃浦碼頭
1919年12月25日，上海楊樹浦黃浦碼頭，汽笛長鳴，法國郵船公司的“盎特萊蓬”号緩緩離岸，人們揮手作别。
這艘船上的幾個年輕人，後來都名垂青史：陳延年、陳喬年兄弟，蔡和森、蔡暢兄妹，向警予，熊雄，還有畫家林風眠，他們的身份是留法勤工儉學生。
岸上送别的有曾國藩外孫聶雲台、中國婦女運動先驅劉清揚、民國著名出版家汪孟鄒，皆是風雲人物。十來天前，毛澤東專程從武漢繞道上海為好友蔡和森一家和向警予等送行，但因為他們啟程時間推遲，正忙着湖南驅張運動的毛澤東不能久待，即離上海去北京。
電視劇《覺醒年代》中，陳獨秀到碼頭送别兩個兒子，三人相擁，依依惜别。不過，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陳獨秀研究專家徐光壽表示，這是藝術虛構，當時陳獨秀還在北京，等他回到上海時，已是翌年1月27日，此時，“盎特萊蓬”号剛剛抵達法國馬賽。徐光壽曾與《覺醒年代》編劇龍平平交流過此細節，龍平平表示：“大事不虛，小節不拘”，虛構碼頭送别，是為了與結尾處延年喬年的英勇犧牲相對照，以期産生更加強烈的藝術效果。事實證明，這個效果确實達到了。
《覺醒年代》劇照。
在這批年輕的留法學子中，有一個不再年輕的人：葛健豪，時年54歲。她是蔡和森、蔡暢的母親，半年後，向警予成為她的兒媳，三年後，李富春成為她的女婿。她是以被譽為培養了四位中央委員的“革命母親”。
葛健豪原名葛蘭英，1865年8月17日生于湖南省雙峰縣荷葉桂林堂，她的父親葛葆吾湘軍出身，與曾國藩有姻親關系。這層關系，也讓她在1919年留法旅費匮乏時，找到時任上海工商界首領的聶雲台，向裕豐紗廠借來600銀元，解了燃眉之急。
從留存至今的照片來看，葛健豪與當年的老太太并無太大差別，但她絕非凡人：從小性格倔強，頗有主見。1914年春，她已經48歲，帶着兒子、女兒和一個4歲的外孫女，一家三代進了省城長沙，報考湖南女子教員養成所。學校見她偌大年紀還帶着兒孫來讀書，不肯收。她怒了，讓兒子代寫一紙訴狀告到縣衙，并将名字“葛蘭英”更改為“葛健豪”，自述：“‘健’就是要做改造社會的健将，‘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強”。縣官先驚後敬，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學校破格錄取。就這樣，她進了湖南女子教員養成所。一家三代人進省城求學，一時傳為佳話。
長沙學成畢業後，葛健豪回鄉辦學，親任校長，雖受封建勢力打擊，始終無畏。1917年夏天，她為了支援兒子蔡和森在長沙的革命行動，又舉家來到省城。當時葛家已經破落，葛健豪帶子女在長沙日子過得頗為清苦，但豪爽大氣的性格，吸引了很多有志青年，其中就有毛澤東。他稱葛健豪為“蔡伯母”，常過來“蹭飯”，電視劇《覺醒年代》中就有這個場景。但葛健豪不隻是做飯燒菜，她經常參加年輕人的讨論，并發表意見。1918年4月14日，在中國當代曆史中有重要地位的新民學會成立了，發起人是蔡和森、毛澤東、蕭子升等，成立地點就在葛健豪的家中——嶽麓山下河西劉家台子。葛健豪傾家中所有做了一桌好菜，慶祝新民學會成立。
在毛澤東的一生中，“劉家台子”始終是一個溫暖的地名。1919年4月，毛澤東的母親文氏患病，在長沙醫治期間，就寄住在葛健豪家裡，毛澤東在此親侍湯藥。葛健豪将文氏安排同自己住一間房子，精心照顧。
葛健豪在法國，也始終溫暖着一衆年輕人的心。當時法國男女學生不同校，她和女兒蔡暢及向警予等女生入讀蒙達尼女子公學，蔡和森入男子中學。她像國小生一樣苦讀法文，經過不懈努力，此前沒有任何外語基礎的葛健豪，居然能夠用法文對話和閱讀報刊了。葛健豪擅長刺繡，白天學習，晚上帶蔡暢、向警予一起刺繡，直至深夜。中國工藝精湛的繡品，深受法國婦女喜愛，這筆可觀的收入，除了生活開支外，還經常被葛健豪用于資助他人。
1920年，葛健豪（第一排左二）和女兒蔡暢（第二排右一）在法國。新華社發
葛健豪不僅是一個好媽媽，她積極參加留法學生的革命活動，曾發起組織了“開放海外大學女子請願團”，到裡昂大學請願。在向北洋軍閥政府駐法公使館的請願鬥争中，她與蔡暢、向警予等人走在400多名留法學生的最前列，沖進北洋政府駐法公使館，迫使其作出了讓步。
她是兒女們革命行動的堅定支援者。
衆所周知，蔡和森是提出“中國共産黨”名稱的第一人。在法國期間，蔡和森、向警予一直與毛澤東書信不斷。《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收錄了蔡和森給遠在國内的毛澤東寫的兩封長信，以及毛澤東給蔡和森的回信。蔡和森在信中闡述了成立共産黨之必要，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産黨”。在1920年12月及1921年1月，毛澤東給蔡和森的回信中，對蔡和森的主張，表示“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老漁陽裡2号
就在葛健豪一家與陳延年陳喬年兄弟抵達法國的同時，陳獨秀與夫人高君曼也從北京回到了上海，入住老漁陽裡2号。
2021年1月18日拍攝的老漁陽裡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華社記者劉穎攝
高君曼，一個在曆史中湮沒已久，卻因為《覺醒年代》而漸為人知的非凡女性。
有不少網友剪輯出劇中夫妻二人的對手戲片段，回味“甜度爆表”。劇中，陳獨秀被罵“僞君子”時，高君曼對他說：“我雖在家相夫教子，但我的心時時刻刻跟你在一起。我如果因為這三兩聲蚊子蒼蠅嗡嗡叫就哭哭啼啼、聞之落淚，那我就不是你當初要尋找的那個高君曼。”陳獨秀在京要去上海接胡适回國，高君曼硬是塞給他5個包裹，為的是給在上海的陳延年、陳喬年帶去“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在陳獨秀後人心中，高君曼絕對當得起這樣的“表白”。徐光壽告訴記者，1992年5月，他在安徽安慶參加關于陳獨秀的一次研讨會，聽陳獨秀孫女陳祯祥親口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1991年，上海電影制片廠為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70周年拍攝了電影《開天辟地》。陳祯祥去香港看望父親陳哲民時，勸他去看了這部電影。陳哲民原名陳鶴年，是陳獨秀和高君曼所生，也是陳獨秀最小的兒子。這是他第一次在銀幕上看到父親陳獨秀比較公正的形象，他全神貫注，看得入迷，沒講一句話。
電影散場，陳祯祥看父親還未回過神的樣子，打趣問道：“電影裡演得像我奶奶嗎？”陳哲民說：“你奶奶比演員漂亮多了……”
在徐光壽看來，高君曼是值得關注的，但長期以來，這種關注并不多。“在《開天辟地》《建黨偉業》等影片中，高君曼都有一定内容。不過，更多是一種‘家庭婦女’的形象。而高君曼不應局限于此。”
真實的高君曼兼具傳統女性和新女性特質，不僅賢惠、善良、明理，還深明大義、知書識禮、追求進步。她與陳獨秀共同生活約15年，這也是陳獨秀的“高光”15年——從創辦《新青年》到五四運動再到建黨偉業。高君曼支援陳獨秀的革命事業，也對建黨事業作出積極貢獻。
高君曼是陳獨秀第一任妻子高曉岚同父異母的妹妹，1886年生于安徽安慶，父親是清朝安慶府副将高登科。從小，高君曼就是家裡的掌上明珠，性格活潑，自由成長。在當時的封建社會，高君曼雖為女子，但接受新式教育，家中請塾師上門，教她讀書識字，後來還千裡迢迢送她到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堂讀書。
在那裡，高君曼進一步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眼界逐漸開闊。放假回到安慶時，在姐姐家中接觸到陳獨秀。“與姐姐高曉岚相比，她對陳獨秀所從事的革命活動給予了更多好奇、關注和贊成。”徐光壽說，當陳獨秀為赴日本求學的差旅費與高曉岚發生争執的時候，高君曼則對陳獨秀表示了了解和支援。
按陳獨秀好友潘贊化所說，高曉岚與陳獨秀的“思想距離相隔不止一世紀”。而高君曼的談吐，讓陳獨秀對這個小妹也産生了好感。“志同道合，情投意合，大概從1909年開始，兩人比翼雙飛。”徐光壽說。
高君曼跟随丈夫，輾轉安慶、杭州、北京、上海等地，生活颠沛流離，少有長期固定居所。但她一直精心照顧陳獨秀生活，協助他的事業。
陳獨秀父子關系一度緊張，高君曼努力化解他們的沖突。陳獨秀到北大任職前，陳延年和陳喬年在上海求學，一直沒有住在家裡，寄宿于《新青年》雜志發行所（四馬路亞東圖書館）的店堂地闆上，相當清苦。高君曼非常關心兄弟倆的生活，力勸陳獨秀允許他們在家吃住，但陳獨秀不以為然，高君曼請人相勸，陳獨秀卻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聽他自創前途可也。”高君曼隻能背地裡給延年喬年哥倆塞些好吃的。
陳獨秀研究大家唐寶林認為：陳獨秀與高君曼後來出現感情裂痕，就是源于對待子女教育問題上的分歧。陳獨秀是一個無情的父親嗎？1936年底，正在南京蹲監獄的陳獨秀聽說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被扣留，簡直像兒童過年一般高興。他托人打了一點酒，買了點菜，斟第二杯時，突然嗚咽起來，說延年啊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了！把酒灑在地上，老淚縱橫，痛哭失聲。當時在現場的友人濮清泉回憶說：“人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如此傷心地痛哭失聲。”
人非完人，曆史才更真實。當年，陪伴在陳獨秀身邊的高君曼，雖有怨言，仍深愛着自己的丈夫。“高君曼是有個性、有主見的進步女性，也富有文學才華，寫過一些詩作。”徐光壽說。
1916年7月的《民國日報》上，曾刊登署名“君曼”的詩詞，根據推斷，應為高君曼在1914年至1915年間所作，也就是陳獨秀第五次赴日本期間。那時，高君曼帶着孩子在上海，生活全靠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接濟，她自己身體也不好，患有肺病。她的詩詞中飽含對陳獨秀深深思念的真摯感情。
在上海，老漁陽裡2号就見證了她作為妻子、母親、進步青年好朋友的多重身份。包惠僧在《回憶老漁陽裡二号》中記述了這個家當時的樣子：“陳獨秀夫婦的卧室在當時的眼光看起來算是很漂亮，有銅床、有沙發、有梳妝台、有寫字台，壁上還挂了幾張精緻的字畫。”
這座老石庫門建築如今更為人所知的，卻是另外一個身份——如門口的石牌上所寫的：中國共産黨發起組成立地（《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新青年》第6卷第5号“馬克思研究專号”。新華社記者劉穎攝
“當時，一樓是會客廳，也是《新青年》編輯部，堆滿了《新青年》雜志，陳獨秀和家人住在二樓。”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漁陽裡曆史文化研究會會長李瑊說。
今天，這裡經過修繕成為上海重要紅色地标。人們走進一樓的會客廳，一眼就能看到牆壁上挂着一塊小黑闆，上書“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
“《新青年》在當時影響很大，很多進步青年慕名來拜訪陳獨秀。來的人太多，于是就有了這個時間限制。”李瑊說。
站在天井裡，仿佛仍能看到100多年前這裡充滿朝氣與希望的樣子：進步志士紛至沓來，視解民族危亡為己任，在交談中思考國家前途命運、尋找出路。他們當中，有專程來拜訪陳獨秀并由此确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毛澤東，常為《新青年》撰稿的沈雁冰、施存統，翻譯出《共産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的陳望道，後來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李漢俊，第一個勞工黨員李中……
這裡是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高君曼同樣如此。“要知道，這是在陳獨秀的家裡，如果沒有女主人的支援，沒有高君曼接待、照顧客人，端茶倒水做飯，這樣的場景怎麼能實作？更何況，當時有的青年還曾住在這裡，比如李達、陳望道等，李達曾在這裡的亭子間住了一年多。”徐光壽說。
老漁陽裡2号向北約100米，是新漁陽裡6号，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所在地。走入裡弄深處，可在角落裡發現一間教室，外牆挂着魏碑體書法銘牌“外國語學社”。這個洋氣的名字不過是個掩護，實際是送革命青年到俄國留學而創辦的學校。
高君曼也常常出入這裡。外國語學社學員許之祯曾回憶：第一次慶祝紀念“三八”節也是在這裡舉行的，高君曼在會上發表了演說。
這應是當時名媛的樣子：思想獨立，追求進步；因志同道合而選擇夫妻，忠貞卻不依附。高君曼甚至曾與陳獨秀一起被捕坐牢，出獄後依然支援丈夫的革命事業。
徐光壽說：“對陳獨秀的事業、對黨的建立，高君曼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也受到早期黨員和進步人士的尊重與懷念。”
輔德裡625号
就在漁陽裡2号，高君曼還當了“紅娘”，成功撮合李達與王會悟，高君曼做了桌菜，就算是簡單的“婚禮”。1980年，年逾八旬的王會悟還清晰回憶：“陳獨秀夫人高君曼燒點菜，我們結了婚，這是1920年的事。”
王會悟終生未入黨，卻是建黨史上繞不過去的人物。在今天的中共一大紀念館，存放着她回憶一大召開的手稿。
1898年，王會悟出生于嘉興桐鄉縣的書香門第，父親王彥辰是晚清秀才，開着一家私塾，母親賢惠能幹，刺繡技術遠近聞名。王會悟從六七歲起就開始啟蒙教育，從小就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思想進步。
1919年底，王會悟在家鄉積極聲援五四運動，為保守勢力所不容，在同鄉沈雁冰的介紹下來到上海。沈雁冰即著名作家茅盾，比王會悟大2歲，但按輩分他還得叫她表姑。
“1920年春，王會悟為躲避當局抓捕，由上海籍同學張佩英陪同，前往上海尋找婦女解放途徑。”中共一大紀念館陳列研究部主管韓晶說。
王會悟的青春和人生在上海有了更深刻的印迹。經張佩英介紹，她結識了上海學聯評議長何世桢，暫住何家一周。後經介紹，她到上海女界聯合會兼任文秘工作，受該會負責人徐宗漢（黃興夫人）賞識，轉住徐家。
當時的上海女界聯合會就設在博文女校，這裡經常邀請上海的文化名人和知名女性來舉辦有關愛國教育、女子覺悟和兒童教育的演講，在協助徐宗漢開展活動的過程中，王會悟能力迅速提升，還結識了許多優秀的女性，其中就包括高君曼。
高君曼與王會悟一見如故，又把王會悟引薦給陳獨秀——這可是她多年的偶像。在《新青年》編輯部，她又認識了李達。
“當時，李達作為中國留日學生總會代表，與女界聯合會有工作聯系，王會悟就在那裡見到了李達。”韓晶說。李達也是陳獨秀當時籌建中共早期組織的核心成員，就住在漁陽裡2号一樓《新青年》編輯部隔壁的房間裡。
進出漁陽裡的這些人，都讓王會悟充滿敬佩。當她得知編輯傳播先進思想的刊物工作十分繁重，需要一名助手時，就自告奮勇站了出來。陳獨秀欣喜不已，随即讓高君曼把王會悟接來漁陽裡二樓居住，友善工作。在漁陽裡，她經常幫助李達謄抄稿件、校對刊印。而讓李達經常通宵達旦忙碌的那份刊物，就叫《共産黨》。
“在多次的接觸中，李達的崇高信仰和淵博的學識，使王會悟十分敬佩；王會悟的獨立和對新思想的追求，也使李達對她産生了愛慕之情，他們結為伉俪。”韓晶說。
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展示的李達、王會悟夫婦的照片。新華社發
在電影《1921》中，李達在天台上慷慨激昂地唱着《國際歌》，倪妮飾演的王會悟流着淚，但目光堅韌，眼神中滿是對未來、對丈夫的希望與信心。這是電影中極具感染力的一個鏡頭。
李達王會悟婚後半年，中共一大在距離漁陽裡2号不遠處的望志路106号召開，當會議中途遭到密探破壞後，王會悟的提議得到代表們的贊同：到浙江嘉興南湖去，那裡不惹人注意，而且通火車，來去友善。
晚年，王會悟仍記得當時的提議和讨論：“火車來來去去都通的，打聽的偵探也少。我說嘉興的情況我熟悉，要是有事的話還有我同學，我在嘉興讀過書，朋友都是有錢的。至少我的朋友不是地痞流氓，不會出賣……我還跟他們講，桌上要放一副麻将，有情況時可以作掩護……”
最終，中共一大在南湖的一艘遊船上繼續。王會悟一直坐在船頭，但全無賞景的閑情。“假如有船靠近，我就叩擊船艙門，提醒他們停止開會。”
以這樣的方式，王會悟見證了中國共産黨的誕生。
中共一大閉幕後，李達、王會悟夫婦搬出老漁陽裡2号，租住進輔德裡。在輔德裡，這對年輕夫妻迎來了自己可愛的女兒，工作也更加忙碌。
10月7日，人們在參觀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原輔德裡625号）。新華社記者劉穎攝
一年後，王會悟同樣以“會務王”的身份，親曆了中共二大的召開。而那次大會的召開地點上海輔德裡625号，就是她和李達的家。代表們開會時，她就抱着剛出生不久的女兒在外面放哨。
“你會不會想她，輔德裡的燈塔；她依然在守望，她守護着希望……”展現中共二大曆史的非虛構戲劇《輔德裡》，正是以王會悟的講述貫穿始終。《輔德裡》謝幕前，舞台上的王會悟在一片光亮中回望，回望她身邊那些曾奔向了遠方的年輕人——那些年輕的中共黨員，帶着理想，在時光裡刻下了紅色的印迹。這些印迹，也刻進了她的一生。
她們被曆史銘記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1922年2月，上海平民女校在輔德裡632号開辦，這是中國共産黨創辦的第一所培養婦女幹部的學校，教師有高君曼、王會悟，向警予1922年初回國後，也在平民女校任教。1922年秋冬，李達到湖南自修大學主持教務，王會悟随之同行，帶着一歲多的大女兒李心田，從上海奔波到長沙，暫住在毛澤東與楊開慧位于清水塘的家裡，平民女校就作為黨的一項工作交由蔡和森和向警予辦理。1923年底，葛健豪帶着李富春與蔡暢的孩子李特特回國，在上海與蔡和森、向警予團聚。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腥風血雨，形勢逆轉，許多人的命運發生了改變，面臨着背叛與忠誠的生死抉擇。
1927年7月4日，陳延年在上海就義；1928年5月1日，向警予在武漢就義，同一年6月6日，陳喬年在上海就義；1931年8月4日，蔡和森在廣州就義，這一年，高君曼貧病交加，在南京去世。
葛健豪颠沛流離多年後，晚年回到老家，租種田地為生。臨終前，她還不知道蔡和森已經壯烈犧牲。她問長女蔡慶熙：“和森、鹹熙（蔡暢）有信回沒有？”并要長女寫信告訴他們：“母親已看不到他們的事業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會勝利的！”1943年3月16日，葛健豪病逝于永豐石闆沖，終年78歲。
毛澤東在延安得知葛健豪病逝後，提筆寫下“老婦人，新婦道；兒英烈，女英雄”的挽聯，給“蔡伯母”以最好的褒獎。葛健豪不是中共黨員，卻是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人物傳》中第一位非黨員傳主。
1993年10月20日，王會悟以95歲高壽在北京病逝。她大半生坎坷，從未居高位，卻始終忠誠于黨和國家的事業。就在同一年，上海因為建設南北高架，沿途大動遷，但是輔德裡被保留下來——銘記着她的青春與幸福的輔德裡。
100年前，無論是葛健豪，還是高君曼、王會悟，她們走到曆史聚光燈下，看似機緣巧合，其實是曆史的必然。100年大浪淘沙，有犧牲也有貪生，有忠貞也有背叛，有高尚也有卑鄙……在這麼長的時間跨度下，審視這三位非凡的女性，人們會更清晰了解世道人心、理念信念，會更清晰了解中國共産黨由弱到強的秘密。
人終有一死，但有些人，注定被曆史銘記。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編輯/陶寅生
審簽/謝威
監制/席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