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與辛棄疾的差別，簡單來說，主要是兩人“身份”的不同。
蘇轼是北宋時期理想的士人形象。
蘇轼是北宋時期的一代文學大家，唐宋八大家之一，開宋詞豪放一派，在整個中國古典文學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他寫詞，留下《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裡共婵娟”……一首詞，句句經典，脍炙人口，流傳千古。今人讀起來，那種士人理想中的出世與入世的沖突，至今仍然讓人揪心。
他寫文，留下《赤壁賦》。“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一篇賦文，佳句頻出，一詞一句沁入人心——蘇轼借古悲今，唱出了多少古代士大夫的精神痛苦，而這種精神痛苦的解脫似乎隻有世間的山水才懂得——“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嗎……而吾與子之所共适”。
除去文學大家的身份，蘇轼還是一位頗有政績的地方官。
在杭州擔任知州，為恢複農業生産，他動用20萬民力，疏通西湖，建成蘇公堤；
被貶到嶺南惠州，他自掏腰包，拿出皇帝賞賜的黃金，幫助疏通西湖；
流落儋州，他開學堂，教化海南民風，開創儋州文化——宋朝百年之間，海南第一個舉人姜唐佐是以誕生。時至今日，海南儋州依然可見東坡先生的遺風。
蘇轼并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甚至在王安石改革的重大變革中，他一直是一個守舊人士，但他是一個追求仁政愛民理想、并且為之付諸行動、受地方百姓擁戴的好官員。
蘇轼的身份，是比較契合古代士族的理想的。他既有精神的寄托，縱情山水，吟詩作畫，風月無邊；也有出世的處世之道，官場進退自如，堅持仁政愛民的本心，造福一方百姓。
而辛棄疾呢？
雖同為豪放派人物，但辛棄疾表現出來的，是一代俠義軍人的風骨。
辛棄疾的一生，以愛國、回複北方失地為主題。詩詞、文章與蘇東坡相比，内容更加務實、壯闊豪邁。
他寫詞，留下《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把吳鈎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倩何人換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辛棄疾空有一身才幹，卻無法主持朝局、奮力北伐恢複河山——這是英雄的沒落寂寥
“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裡如虎”，“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軍事生涯的豪氣躍然紙上，這時，辛棄疾或許想起當年在金朝起義的熱血故事——
辛棄疾出身在金國，父親在金任職。但作為一個漢人，辛棄疾沒有忘記自己的身份，終有一日他要金戈鐵馬回歸南宋。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辛棄疾聚集2000的起義隊伍，跟随耿京一起抗金。紹興三十二年，辛棄疾完成任務歸途中，聽聞耿京被張安國所殺，義憤填膺，便冒險率領50幾人的小部隊偷襲數萬人的敵軍，最終成功擒拿叛徒，榮歸南宋！
這份氣魄與決心，正是優秀軍人、勇敢俠士的作風。而青年時期的辛棄疾，正是如此。這份膽量、勇氣，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士人難以了解體諒的。
靖難之役，北宋滅亡，京師南下，宋人最後的膽也在嶽飛等人逝去之後、一一散去。但從金歸來的辛棄疾卻對此不甚了解，他以為所有的宋人對破碎的山河都有一顆必要奪回的決心。
這就是英雄、優秀軍人的悲哀——你想重振河山，人家卻隻想保住半壁河山。
他寫文，留下《美芹十論》，闡述南宋統一中原的光複大計。《美芹》一出，世人稱贊，流傳南宋，但唯獨入不了朝局的法眼——辛棄疾被派遣擔任地方重要長官，處理政務、治安之類的工作。顯然，這并非辛棄疾的理想工作，在他的夢裡，他想的是金戈鐵馬，“醉裡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沙場秋點兵”。
但人生苦短，再加上辛棄疾歸正人的身份（出生在金朝，為金朝漢人），以及辛棄疾性格上的剛直，他在有生之年，終究不能被朝局所接納，“剛拙自信，年來不為衆人所容”。
垂暮之際，恍然間遇到韓侂胄重用主戰派，意欲北伐。奈何辛棄疾已是“廉頗老矣”，成了六十多歲的老人，最終病死，再也無緣邊事。
這就是辛棄疾的一生，悲壯而憤怒，讓人歎惋。而他的詞曲，亦是如此，是對英雄、将軍殺敵陷陣的贊美，是對收複河山的無限渴望，是對國家最深沉的愛。
小結
蘇轼、辛棄疾兩個不同時代的人物，不同的社會環境塑造了不一樣的人物——一個是北宋時期悠哉悠哉，還可以閑情雅緻的理想士大夫，一個是國破山河在、壯志難酬的悲壯英雄、軍人。這就是他們最大的不同。
蘇轼想要仁政愛民，緻君堯舜上，再現政治上的太平盛世；
而辛棄疾，面對的是體無完膚的南宋，靖康之恥無法忘懷，他隻有還我河山、金戈鐵馬的壯志，以及“可憐白發生”的悲壯！還有誰有收複河山的豪氣來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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