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最好的老師。中國共産黨的曆史是一部豐富生動的教科書，深入研究黨的曆史對我們做好現實工作、更好走向未來具有重要意義。
廣大黨員幹部如何學好用好黨的百年曆史？毛澤東同志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表率。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發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講話，不僅強調了學習研究黨史的重要意義，而且給出了學習研究黨史的主要方法。70多年過去，這篇黨史研究的重要文獻，仍然為學習研究黨史指引方向。一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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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全面系統，堅持系統觀念、整體思維，從整體上科學、全面研究、把握黨的全部曆史
毛澤東同志特别強調要做到全面系統：“現在來考慮我們過去所走的路和經驗，要有系統地去考慮。……我們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隻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别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就是提醒全黨同志，一定要堅持系統觀念、整體思維，全面系統地研究我們黨的整個曆史，要注重強調整體性、系統性、全面性、協調性，反對局部地、狹隘地、片面地、孤立地看待和處理問題，不僅要研究整個黨的發展過程，而且要研究黨的路線和政策，研究要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生态文明等領域的重大成就，要從整體上科學看待黨的成就和失誤、錯誤，從整體上科學、全面研究、把握黨的全部曆史。不僅要研究我們黨的曆史，而且要研究整個中國革命曆史乃至整個中國曆史，并且也要研究我們的朋友、同盟者的曆史，還要研究我們敵人的曆史。
科學和全面是密切相連的，隻有真正做到全面系統地研究、看待我們黨的整個曆史，才能真正做到客觀、科學。不僅對待整個黨的曆史如此，對待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重要思想等也是如此，都必須全面系統地研究、看待，這樣才能真正弄清楚曆史事件的實質和它的客觀原因，才能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全面系統地研究、看待我們黨的整個曆史，真正看清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經驗主義的本質和危害，進而公平、公正地評價黨的整個曆史和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重要思想等，更加堅定我們的曆史自信、政治自信、價值自信。
深入研究黨的百年曆史，我們更加深刻認識到，黨的曆史是一個整體，前面時期的努力奮鬥是後面時期發展壯大的基礎，一代代中國共産黨人接力奮鬥才有了今天的偉大成就，隻有堅持從整體上科學把握黨的偉大奮鬥、光輝曆程，堅持從整體上把握從毛澤東思想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脈相承，堅持從整體上把握建黨百年來的幾個重大曆史時期的連續性、一貫性，才能學習好、研究好、總結好黨的曆史。如何正确看待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曆史時期就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要全面客觀地看待，并且是要站在政治高度看待這個問題。他特别警醒全黨同志要深刻認識到：“正确處理改革開放前後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關系，不隻是一個曆史問題，更主要的是一個政治問題。”就是要求我們必須把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曆史時期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全面系統地、發展地看待這兩個曆史時期的奮鬥、成就的連續性、一貫性，決不能為了擡高一個曆史時期而貶低、抹黑甚至否定另一個曆史時期，也決不能為了擡高、美化一個曆史人物而貶低、否定其他曆史人物。
要做到曆史辯證，堅持曆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實事求是認識、評價黨的曆史
唯物史觀是我們共産黨人認識把握曆史的根本方法，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重要思想路線。黨史研究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堅持曆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進而科學把握曆史發展規律和大勢，始終掌握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曆史主動。特别是如何看待和評判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時期、重要會議、重要人物、重要思想等，更是必須如此，否則就會有失公正甚至犯曆史虛無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同志一生堅持曆史辯證地看待問題，特别是對黨的曆史更是如此。他在這篇重要文獻中提出研究黨史的辦法是“古今中外法”，并進一步解釋：“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曆史條件下的曆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曆史的發展……”很重要的就是要求全黨要有曆史思維，堅持曆史主義的方法，堅持正确的黨史觀、曆史觀。比如對應該如何看待陳獨秀，他不僅客觀評價了陳獨秀擔任黨的最高上司人的大革命時期，而且特别指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曆史的時候，将來我們修中國曆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同時，毛澤東同志不僅要求全黨同志要曆史辯證地看待我們黨的曆史，而且要曆史辯證地看待與我們黨的曆史有關的其他曆史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曆史，其中他對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評價就很有代表性。他指出：“我們寫曆史時常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其實并不能說完全失敗，辛亥革命有它的勝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賴帝國主義的清朝皇帝。”“五四運動是民族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的統一戰線，帶着自發的性質。但是這種自發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覺醒，許多人贊成十月革命，贊成列甯的革命。……五四運動發展到共産黨的成立，勞工運動向前發展了，這才有後來的國共合作。”就是提醒全黨同志，隻有曆史辯證地看待、客觀公允地評價辛亥革命的勝利和失敗、五四運動的偉大和不足，深刻認識到五四運動相比辛亥革命的巨大進步等，才能把黨的曆史學習研究好。
改革開放以來，曆史研究特别是黨史研究中的曆史虛無主義問題不斷出現，一次次攻擊、诋毀、抹黑甚至否定黨的領袖、革命英雄、黨的曆史，并造成了惡劣影響。對此，鄧小平同志在主持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就特别強調：“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丢不得。丢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習近平總書記更是不僅多次指出曆史虛無主義的巨大危害和本質，而且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特别強調：“如果曆史觀錯誤，不僅達不到學習教育的目的，反倒會南轅北轍、走入誤區。”“要旗幟鮮明反對曆史虛無主義，加強思想引導和理論辨析，澄清對黨史上一些重大曆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就是提醒我們要深刻認識到曆史虛無主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産黨的上司和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在學習研究黨史時一定要準确把握黨的曆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旗幟鮮明反對曆史虛無主義，正确認識和科學評價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時期、重要會議、重要人物、重要思想等，這樣才能實事求是地科學認識、正确評價黨的曆史，并從黨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幫助我們作出正确決策，制定正确的路線、方針、政策。
要做到中外貫通，堅持以我為主、以中國為主，貫通中國和外國、己方和彼方來學習研究黨史
我們黨成立、發展、壯大的曆史不僅和中國革命曆史乃至整個中國曆史密切相連，而且與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曆史乃至整個世界曆史密切相連，如果不了解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曆史、世界曆史，不知道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關系、中國共産黨和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關系，就無法真正正确認識黨的曆史，自然也無法學習研究好黨的曆史。毛澤東同志對此認識十分深刻，他的“古今中外法”中的“中外”就有中國和外國：“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談到中國的反帝鬥争，就要講到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如何兇惡地侵略中國。講到中國無産階級，就要講到世界無産階級，講到中國無産階級政黨——共産黨的鬥争，就要講到馬、恩、列、斯他們怎樣上司國際無産階級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作鬥争。這就叫‘中外法’。中國是‘中’，外國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對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認真研究黨的曆史可以發現，雖然共産國際、蘇聯對我們黨也有錯誤指導甚至粗暴幹涉，但其正确的指導和幫助仍然是主要的，功勞是主要的。是以，毛澤東同志明确指出：“中國共産黨是在列甯的号召之下組織起來的，是共産國際派人來幫助組織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有國際代表到會。”這就啟示我們，研究黨的曆史，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國際視野，真正做到中外貫通，要重視研究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曆史、世界曆史，既要看清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本質，又要重視世界無産階級對中國革命的幫助和貢獻，還要弄明白中國共産黨和中國革命對世界的貢獻，放在世界曆史的大視野中去看待中國共産黨奮鬥的貢獻、價值和意義。
做到中外貫通，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為世界革命和人類解放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堅持以我為主、以中國為主，貫通中國和外國、己方和彼方來學習研究黨史，更好發展、壯大自己，決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全盤洋化、崇洋媚外。對此，毛澤東同志在這篇重要文獻中特别強調：“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我們研究中國就要拿中國做中心，要坐在中國的身上研究世界的東西。我們有些同志有一個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國為中心，作留聲機，機械地生吞活剝地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不研究中國的特點。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不僅強調了以中國為中心的重要性，而且闡釋了如何處理好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并特别提醒全黨同志一定要堅決反對黨史研究中的洋八股，決不能食洋不化、全盤洋化，而是要真正做到洋為中用。
真正做到中外貫通，不僅要貫通中國和外國，而且要貫通更廣泛含義的“中外”，要深入研究先進的、革命的對立面，深入研究我們黨的對立面，來促進我們深化對黨史的研究，這樣研究黨史才能真正發展壯大自己。是以，毛澤東同志對“中外”進行了進一步解讀：“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運動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軍閥是‘外’；内戰時期，共産黨是‘中’，國民黨是‘外’。”同時提出，将來需要編兩種材料來系統地研究中共黨史，黨内的包括國際共産主義運動，黨外的包括帝國主義、地主、資産階級等，兩種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後編排，并且對照起來研究，運用這種“古今中外法”來研究黨史，不僅會讓我們更加清醒，而且會進一步堅定我們的曆史自信、政治自信、價值自信。
要做到史論結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要成果和黨的發展深度融合，以提升理論水準推動黨史研究
黨的曆史表明，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共産黨成立和發展、壯大，中國共産黨也發展和創新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是這種良性互動得以實作的最佳中介。而毛澤東同志則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創者和大力倡導者，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突出貢獻者和偉大思想家，毛澤東思想不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的偉大理論成果，更是我們永遠的黨魂、軍魂、國魂。毛澤東同志始終注意做到史論結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要成果和黨的發展深度融合來提升理論水準、增強發展動力，他特别強調：“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隻有一般的理論，不用于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就是強調要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堅決反對教條主義，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毛澤東同志參加革命之後一直在與教條主義進行堅決鬥争，但讓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我們黨的思想自覺、行動自覺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甚至可以說是很不容易，是在鮮血換來的教訓面前才讓越來越多人醒悟的。建黨之初，“以俄為師”是我們黨的自覺選擇，但随之而來的是教條主義盛行，陳獨秀、李立三、王明……教條主義在黨内幾度十分盛行。盡管毛澤東同志在1930年5月就寫出了後來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的《調查工作》一文，旗幟鮮明地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但仍然沒能徹底阻止教條主義的流行。遵義會議确立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上司地位後，教條主義在黨内仍有不小的市場，如何肅清教條主義的毒害成為總結、研究黨的曆史必須直面和回答好的重要問題。是以，在上司、組織編輯出版《六大以前》《六大以來——黨内秘密檔案》《兩條路線》等黨内重要文獻時，毛澤東同志特别強調要堅決反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等。毛澤東同志特别強調：“現在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在研究曆史時也應該注意曆史上有沒有這些東西。把這些問題搞清楚了，才能學得一種科學的方法。這種科學的方法不是主觀主義，不是宗派主義，也不是黨八股。”不僅警示全黨同志不要在研究黨史時犯這樣的錯誤，而且也提醒全黨任何時候都要堅決反對教條主義，堅決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結合毛澤東同志此前寫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等重要文獻，我們可以更加深刻了解他堅決反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緊迫性、重要性，進而自覺以提升理論水準推動黨史研究。
要真正做到史論結合，認真學習好、運用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是關鍵所在，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學習研究黨的曆史，而且要認真學習好、貫徹好黨的理論創新成果，并繼續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良性互動。不僅要搞明白其中蘊含着怎樣的理論和思想，而且要結合黨的曆史、中國革命的曆史、中國曆史乃至世界革命的曆史、世界曆史弄清楚領袖為什麼要寫這篇著作、經曆了怎樣的寫作過程、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最早發表的、發表後對當時黨的建設和中國革命以及世界革命産生了怎樣的影響、後來又經過怎樣的修改、今天有什麼重要的時代意義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學以緻用、學用相長。
選自 | 《人民論壇》雜志12月上
原标題 | 學習研究中共黨史的方法論——重讀毛澤東同志《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啟示
作者 |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态建設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毛澤東思想研究室主任、創新工程首席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朱繼東
新媒體編輯 | 王思楠
原文責編 | 韓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