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産科男醫生走開，恢複性别隔離？莫舉最前衛的旗，做最愚昧的事

無論是醫生、患者還是整個社會都接受性别邊界在醫療環境中的變遷，即醫生的“去性别化”，醫學倫理、醫學知識與臨床經驗賦予了醫生跨越性别邊界來對病人身體進行檢查的權力。（ICphoto/圖）

近日，某網絡娛樂節目一場關于“婦産科醫生該不該女性化”的辯論引發觀衆争議，并進一步發酵成為公共議題，在公共輿論領域引起激烈讨論，有趣的是，論辯雙方都将“以患者為中心”作為自己的核心論點，使這場論戰從表面上看起來，像諸多公共議題的讨論一下，具有促進社會進步的積極意義，然而深究起來，其背後卻是令人擔憂的滑坡與倒退。

在前現代社會，有性别隔離的戒律很常見，如男女授受不親。進入現代社會，這些戒律被打破，既解放了女性，也解放了男性。更多的公共場所、更多的職業向男女同時開放是大趨勢。

在這一背景下，醫學倫理也獲得了相應的發展。無論是醫生、患者還是整個社會都接受性别邊界在醫療環境中的變遷，即醫生的“去性别化”，醫學倫理、醫學知識與臨床經驗賦予了醫生跨越性别邊界來對病人身體進行檢查的權力。

但不可忽視的是，前現代社會的習俗依然存在于當代社會之中，且在某些領域非常頑固，也造成了一些特殊情況。比如，在進行神經内科診療活動時，患者大機率能夠認可性别邊界的變遷，接受醫生在診療中的“去性别化”。對患者來說，醫生隻有職稱學曆、醫學知識、臨床經驗、溝通技巧上的差異，但醫生是什麼性别則無關緊要。

但在乳腺外科、婦産科等涉及性器官的科室，情況則有顯著不同，鑒于性器官、性行為和性羞恥之間的複雜關系，一部分女性患者不能接受診療活動中性别邊界的變遷，是以容易将“男醫生”視為“陌生男性”，将診療視為“可能受到侵犯的過程”，将查體視為“侵犯”，進而引發患者拒診和醫患糾紛。這是現代化程序中常見的“傳統沖突”之一。通常的處理原則一是在診療中使用去性别化/去性化政策，盡量淡化診療情境中可能引發患者恐懼的性意味，二是在采取讓患者感到安全的診療措施，比如由男婦産科醫生為女性患者診療時，有女性醫輔人員在場，有患者家屬陪同等。

總的來講，這種“傳統沖突”與不同地區的文化背景與現代化程度有關，比如在北美，超過一半的婦産科患者對醫生的性别完全不在意，同時婦産科醫生中超過一半是男性。而在伊拉克，隻有18%的患者對醫生的性别不在意，隻有8%的患者願意選擇男醫生，在其他擁有相同宗教信仰的地區，情況也相仿。

但即使在這些地區，男婦産科醫生雖然“處境艱難”，卻也依然存在。這是因為婦産科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學科，許多診斷與治療都需醫生親手完成，作為一個外科科室，大量的手術對體力、動手能力和技巧性有很高的要求。是以，一方面男性醫生和醫學生的接受度不高，另一方面卻不可或缺，有學者提出男性在婦産科診療活動中是“重要但不被接受的角色”，或曰“不可接受但重要的角色”。與某些患者糾結而敏感的心理不同，大量文獻和資料顯示，無論是醫院管理者、婦産科專家還是女性同仁，都對男性婦産科醫生持高度肯定和歡迎态度，也顯示出男性在這一領域獨特的、不可替代性的優勢和重要性。

現代醫學是一個完整的、内部結構彼此聯系日益緊密的、不斷更新的知識體系。醫學人才的産生仰賴于專門的教育機構系統性的訓練。婦産科“逐男”不但意味着完全不顧天賦和意願，徹底扼殺和剝奪了男性成為婦産科醫生的機會，同時也意味着醫學教育體系被破壞——男性醫學生失去了進入婦産科進行臨床實習的機會，其醫學知識體系是殘缺不全的，即使他之後從事了其他學科的工作，在面臨與婦産科交叉領域的問題時也可能無法作出正确的判斷。

同時，“婦産科逐男”造成的醫學倫理學滑坡很可能蔓延到存在相同或相近情況的學科，比如乳腺外科和泌尿外科。一旦這些學科也開始“逐男”，其連鎖反應勢必導緻婦女的生存和健康權受到嚴重侵害。

是以，這種可以預見的災難性後果使“婦産科逐男”這種荒謬愚昧的議題在任何已知的文明社會中都不存在公開讨論的基礎。在那些被公認為不那麼文明的社會中，也并非主流觀點。

“婦産科逐男”，最大後果是恢複與重建立立“性别隔離”，向前現代社會回歸。搞笑的是，“逐男論”的鼓吹和支援者，往往宣稱自己是前現代社會性别規範最激烈的反抗者，并且擁有“最先進”的性别意識。這是舉着最前衛的大旗，做着最愚昧的事情。

而“婦産科逐男”能夠成為公共議題并引發廣泛的争議，也意味着某些極端勢力長期挑動性别對立的惡果初顯，對這種輿論與苗頭當保持足夠的警惕。

（作者系曆史學者）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劉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