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人在本地說“冷娃”，并不在前面加陝西，而說“是個冷娃”，“你這個冷娃”，“真是個冷娃”等等。有人以為“冷娃”就是“愣娃”的音變，其實是不對的。
在關中方言裡，“愣”的釋義與國語相近，含有呆、傻、缺心眼等意思，組詞如“二愣”、“發愣”、“愣頭愣腦”等。
“冷娃”的“冷”，則不含這些意思。“冷”的釋義，是從溫度冷熱的冷引申出來的，陝西人常用的歇後語，“東北風——冷慫”可證。因為關中冬天多東北風，特别是落雪前。“冷慫”的用法，略同于“冷娃”，隻是語氣更加重了。凡說冷娃時，如果含有驚異、感慨、貶責、倍加稱贊等情感色彩，都可以換成“冷慫”。
“冷娃”，像“關西大漢”一樣，是專門形容男人的。不同在于一指外行身高，一指内在精神。冷娃，作為一種性格特點或人的精神氣質，包括了諸多特别勇敢，特别果決，埋頭苦幹，拼命硬幹，認準了的事情，就全力以赴，絕不回頭，有狠勁，有韌性等多重意思。
但冷娃作為一種地域文化品性和氣質，又存在着正負兩極，正的一極除了上述這些複雜的層面以外，還有如金代忻州大文豪元好問在《送秦中諸人引》中所說的“關中風土完厚，民質直而尚義”的層面。質直尚義，是一種倫理性的價值判斷。這種品格，在個人，是道德素質；在群體，則是整個地域普泛的文化風尚和文化心理。
陝西，特别是關中，是中國禮樂文化的搖籃，是周公的故鄉。周公旦制禮作樂，就是在這裡。孔子“克己複禮”，其所複之禮，也正是周禮。秦有周的故地，雖因宗社丘墟而被後世論者目為殘暴無道的典型，但看《詩經》中的《秦風》，特别是其中的《無衣》，還是不難發現秦人的公而好義的品質。秦兵東向而擊，所向披靡，天下歸一，是很有些冷娃精神的。其協調軍旅内部，号令隊伍整饬，上下同欲，而後克敵制勝，靠的不隻是嚴刑峻法，不隻是重獎，更重要的是“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倫理凝聚力，即尚義的道德自覺。
冷娃的品格還包含了某種開拓精神和冒險精神。陝西人窩在關中，自我禁锢，就不可能有大出息。要有大出息，就得像渭河、延河、漢江、嘉陵江一樣，彙入黃河，彙入長江，而後奔向大海。
周武王姬發吊民伐罪，兵臨朝歌，滅殷商而得天下，是開拓；秦自穆公之後，以東進為國策，終于在嬴政的手裡“六王畢，四海一”，也是開拓。至于秦将白起，那更是很有些冷娃精神的名将，曾出武關而擊楚，一舉拿下郢都，強楚不堪一擊，屈原的《哀郢》寫的就是這件事；與趙決戰于長治，坑趙卒四十萬，使雄踞北中國的強趙，從此一蹶不振。可惜他像許多能臣一樣，遭讒毀而被貶，被賜死，沒有像樣的軍事著作和理論留下了，空存了一個“武安君”的封号。
白起
秦的國君中也有冷娃。據史書記載，秦武王好力戲，喜歡舉重，因舉鼎傷力而暴亡。他是絕對可以用“冷娃”或“冷慫”來形容的。此後，東出函谷關，成為一種地域文化，融入秦人的文化心理，遂世代傳承。是以，自周秦以降，凡想成就王霸之業者，都是先據有關中，而後逐鹿中原，争雄天下。漢如此，唐如此，大順朝也如此。至于中國共産黨人，也是先在陝北站穩了腳跟，然後才有天下的。
走西口，是向西的開拓。也是陝西人冷娃精神的積極面的表現。秦代曾經西并戎狄、巴蜀，南取漢中，北收上郡。漢以降，長安是交通中西的絲綢之路的起點。漢武帝劉徹的雄才大略且不說，以臣工而論，西漢張骞的出使西域，東漢班超的投筆從戎，都是很有些陝人的冷娃勁兒的。而後，詩人們才能詠歎“一縣葡萄熟，秋山苜蓿多”。
張骞出使西域
當然，這種向西的拓展，也往往表現出某些窮兵黩武的傾向，這種傾向多數發生在王朝的鼎盛時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唐明皇李隆基。當時，住上好開邊，邊将多邀功。“百萬攻一城，獻捷不雲輸”，“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對内橫征暴斂，對外用兵無度，遂使“開元盛世”很快地步入了亂世，生靈塗炭，烽火燭天，李唐王朝也就從此風光不再了。晚唐李商隐詩雲：“幾時拓土成王道，自古窮兵是禍胎”，就是對冷娃精神本來包含的某些非理性成分釀成的災難性後果所做的詩體結論。
冷娃精神負的一極，還包含了某些“匪性”，這種“匪性”與人性中暴烈的非理性因素存在着深層的文化勾連和心理勾連。展現在具體個人的性格中，往往與殘忍、離經叛道、反倫理的行為方式和行事方式聯系在一起。
李自成、張獻忠，自是農民起義的領袖無疑，他們在明末政治腐敗、哀鴻遍野的昏暗現實中，面臨着造反可能死，也可能生，不造反則隻有死路一條的嚴酷選擇時，選擇了造反，選擇了揭竿而起。但是，他們性格中都有兇殘的一面，殺人不眨眼的一面。
姚雪垠在其曆史小說《李自成》中，按照共産黨員的标志把李自成寫成了一個高大全、紅光亮的形象，有悖于曆史真實。至于張獻忠，對于他的濫殺和虐殺，殺人如麻，魯迅先生是持嚴厲的批判立場的。李自成、張獻忠，都是冷娃，具有冷娃型性格與氣質，但他們身上的匪性，也是顯而易見的。故魯迅所批判，所深惡痛絕者，蓋匪性也，我們完全用不着去護短。
在陳忠實的《白鹿原》裡，黑娃的性格是能夠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這也應該說是一個成功的形象化了的冷娃性格。在中國曆史的那個五十年間的變局中，他既沒有選擇白孝文參加的國民黨，也沒有最終選擇如他們出身的人通常會選擇的白靈和鹿兆鵬參加的共産黨，而是陰差陽錯地當了土匪。雖說也曾加入了共産黨，做了土匪還曾給共産黨幫過忙，有過合作，但還是被拖出去鎮壓了。
其實，黑娃身上的野性和匪性也是有其家族的傳承的。乃父鹿三，就既有仁義的一面，如他作為白嘉軒家的長工對主家的忠心不二；但也有其野蠻殘忍的一面，比如他就忍心用梭镖頭從背後刺死了可憐的兒媳田小娥，手都不顫一下。
《白鹿原》裡曾寫到鎮嵩軍圍城的事。那守城的就是楊虎和李虎，号稱“二虎守長安”。這是陝西人引以為豪，并且盡人皆知的史實。二虎應該說也都是典型的陝西冷娃。
城内被圍，糧草斷絕，人至相食，但還是咬緊牙關守住了，遂使圍城的劉鎮華的鎮嵩軍一敗塗地。這楊虎就是後來和張學良在西安發動兵谏，最終被蔣介石殘殺于白公館的楊虎城将軍。
《白鹿原》還寫到朱先生支援的中條山抗戰的事。抗戰時期，華北淪陷，山西淪喪，陝西長安豁口人孫蔚如率部在晉南中條山一帶與日寇周旋。日寇到了風陵渡，隔岸炮擊潼關城樓，始終未能過河，他是很有功勞的，因而頗有名氣。在當時國民黨軍望風而逃的時候，敢于并且能夠在那裡頂住打，是很要有點膽略的。這也是個陝西冷娃。但他似乎對自己故裡的鄉黨們限制不嚴，那些不争氣的子弟，仗勢持槍搶劫。從臨潼到西安，六十多裡的通衢大道，到了豁口一帶，便常發生殺人越貨的匪患，一個時期竟被視為畏途。
别看關中在曆史上的漢唐時期曾是百善之區，但到近代，也則頗多匪患。
今天，作為新一代的陝西人，我們要摒棄質實有餘而文史不足的缺陷，大力弘揚陝西楞娃身上可貴的有棱有角、獨立思考、勇往直前的精神，不斷提高自身修養，進而塑造适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新的文化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