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在本地说“冷娃”，并不在前面加陕西，而说“是个冷娃”，“你这个冷娃”，“真是个冷娃”等等。有人以为“冷娃”就是“愣娃”的音变，其实是不对的。
在关中方言里，“愣”的释义与普通话相近，含有呆、傻、缺心眼等意思，组词如“二愣”、“发愣”、“愣头愣脑”等。
“冷娃”的“冷”，则不含这些意思。“冷”的释义，是从温度冷热的冷引申出来的，陕西人常用的歇后语，“东北风——冷怂”可证。因为关中冬天多东北风，特别是落雪前。“冷怂”的用法，略同于“冷娃”，只是语气更加重了。凡说冷娃时，如果含有惊异、感慨、贬责、倍加称赞等情感色彩，都可以换成“冷怂”。
“冷娃”，像“关西大汉”一样，是专门形容男人的。不同在于一指外行身高，一指内在精神。冷娃，作为一种性格特点或人的精神气质，包括了诸多特别勇敢，特别果决，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认准了的事情，就全力以赴，绝不回头，有狠劲，有韧性等多重意思。
但冷娃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品性和气质，又存在着正负两极，正的一极除了上述这些复杂的层面以外，还有如金代忻州大文豪元好问在《送秦中诸人引》中所说的“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的层面。质直尚义，是一种伦理性的价值判断。这种品格，在个人，是道德素质；在群体，则是整个地域普泛的文化风尚和文化心理。
陕西，特别是关中，是中国礼乐文化的摇篮，是周公的故乡。周公旦制礼作乐，就是在这里。孔子“克己复礼”，其所复之礼，也正是周礼。秦有周的故地，虽因宗社丘墟而被后世论者目为残暴无道的典型，但看《诗经》中的《秦风》，特别是其中的《无衣》，还是不难发现秦人的公而好义的品质。秦兵东向而击，所向披靡，天下归一，是很有些冷娃精神的。其协调军旅内部，号令队伍整饬，上下同欲，而后克敌制胜，靠的不只是严刑峻法，不只是重奖，更重要的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伦理凝聚力，即尚义的道德自觉。
冷娃的品格还包含了某种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陕西人窝在关中，自我禁锢，就不可能有大出息。要有大出息，就得像渭河、延河、汉江、嘉陵江一样，汇入黄河，汇入长江，而后奔向大海。
周武王姬发吊民伐罪，兵临朝歌，灭殷商而得天下，是开拓；秦自穆公之后，以东进为国策，终于在嬴政的手里“六王毕，四海一”，也是开拓。至于秦将白起，那更是很有些冷娃精神的名将，曾出武关而击楚，一举拿下郢都，强楚不堪一击，屈原的《哀郢》写的就是这件事；与赵决战于长治，坑赵卒四十万，使雄踞北中国的强赵，从此一蹶不振。可惜他像许多能臣一样，遭谗毁而被贬，被赐死，没有像样的军事著作和理论留下了，空存了一个“武安君”的封号。
白起
秦的国君中也有冷娃。据史书记载，秦武王好力戏，喜欢举重，因举鼎伤力而暴亡。他是绝对可以用“冷娃”或“冷怂”来形容的。此后，东出函谷关，成为一种地域文化，融入秦人的文化心理，遂世代传承。因此，自周秦以降，凡想成就王霸之业者，都是先据有关中，而后逐鹿中原，争雄天下。汉如此，唐如此，大顺朝也如此。至于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先在陕北站稳了脚跟，然后才有天下的。
走西口，是向西的开拓。也是陕西人冷娃精神的积极面的表现。秦代曾经西并戎狄、巴蜀，南取汉中，北收上郡。汉以降，长安是交通中西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汉武帝刘彻的雄才大略且不说，以臣工而论，西汉张骞的出使西域，东汉班超的投笔从戎，都是很有些陕人的冷娃劲儿的。而后，诗人们才能咏叹“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
张骞出使西域
当然，这种向西的拓展，也往往表现出某些穷兵黩武的倾向，这种倾向多数发生在王朝的鼎盛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唐明皇李隆基。当时，住上好开边，边将多邀功。“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对内横征暴敛，对外用兵无度，遂使“开元盛世”很快地步入了乱世，生灵涂炭，烽火烛天，李唐王朝也就从此风光不再了。晚唐李商隐诗云：“几时拓土成王道，自古穷兵是祸胎”，就是对冷娃精神本来包含的某些非理性成分酿成的灾难性后果所做的诗体结论。
冷娃精神负的一极，还包含了某些“匪性”，这种“匪性”与人性中暴烈的非理性因素存在着深层的文化勾连和心理勾连。体现在具体个人的性格中，往往与残忍、离经叛道、反伦理的行为方式和行事方式联系在一起。
李自成、张献忠，自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无疑，他们在明末政治腐败、哀鸿遍野的昏暗现实中，面临着造反可能死，也可能生，不造反则只有死路一条的严酷选择时，选择了造反，选择了揭竿而起。但是，他们性格中都有凶残的一面，杀人不眨眼的一面。
姚雪垠在其历史小说《李自成》中，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志把李自成写成了一个高大全、红光亮的形象，有悖于历史真实。至于张献忠，对于他的滥杀和虐杀，杀人如麻，鲁迅先生是持严厉的批判立场的。李自成、张献忠，都是冷娃，具有冷娃型性格与气质，但他们身上的匪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故鲁迅所批判，所深恶痛绝者，盖匪性也，我们完全用不着去护短。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黑娃的性格是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也应该说是一个成功的形象化了的冷娃性格。在中国历史的那个五十年间的变局中，他既没有选择白孝文参加的国民党，也没有最终选择如他们出身的人通常会选择的白灵和鹿兆鹏参加的共产党，而是阴差阳错地当了土匪。虽说也曾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土匪还曾给共产党帮过忙，有过合作，但还是被拖出去镇压了。
其实，黑娃身上的野性和匪性也是有其家族的传承的。乃父鹿三，就既有仁义的一面，如他作为白嘉轩家的长工对主家的忠心不二；但也有其野蛮残忍的一面，比如他就忍心用梭镖头从背后刺死了可怜的儿媳田小娥，手都不颤一下。
《白鹿原》里曾写到镇嵩军围城的事。那守城的就是杨虎和李虎，号称“二虎守长安”。这是陕西人引以为豪，并且尽人皆知的史实。二虎应该说也都是典型的陕西冷娃。
城内被围，粮草断绝，人至相食，但还是咬紧牙关守住了，遂使围城的刘镇华的镇嵩军一败涂地。这杨虎就是后来和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谏，最终被蒋介石残杀于白公馆的杨虎城将军。
《白鹿原》还写到朱先生支持的中条山抗战的事。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山西沦丧，陕西长安豁口人孙蔚如率部在晋南中条山一带与日寇周旋。日寇到了风陵渡，隔岸炮击潼关城楼，始终未能过河，他是很有功劳的，因而颇有名气。在当时国民党军望风而逃的时候，敢于并且能够在那里顶住打，是很要有点胆略的。这也是个陕西冷娃。但他似乎对自己故里的乡党们约束不严，那些不争气的子弟，仗势持枪抢劫。从临潼到西安，六十多里的通衢大道，到了豁口一带，便常发生杀人越货的匪患，一个时期竟被视为畏途。
别看关中在历史上的汉唐时期曾是百善之区，但到近代，也则颇多匪患。
今天，作为新一代的陕西人，我们要摒弃质实有余而文史不足的缺陷，大力弘扬陕西楞娃身上可贵的有棱有角、独立思考、勇往直前的精神，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从而塑造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文化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