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談判過後，86個世貿組織（WTO）成員宣布在電子商務談判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将力争在2022年底前就大多數議題達成協定。
14日，WTO總幹事奧孔喬-伊維拉對此進展表示歡迎，并表示這将為中小企業帶來重要紅利，“目前所開展的工作，有望為快速增長的數字經濟領域中的消費者和企業帶來更高穩定性和可預測性”。
奧孔喬-伊維拉并說，疫情凸顯了電子商務作為包容性工具的重要性，幫助小企業、特别是女性發起的企業進入國際市場。“我鼓勵該倡議繼續向WTO其他成員敞開大門，并繼續讨論彌合數字鴻溝所需的發展問題。”她說。
目前有86個WTO成員參加該電子商務聯合聲明倡議（Joint Statement Initiative on E-commerce）。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在近期的國新辦釋出會上曾解釋道，對一些新議題，比如說像電子商務，我們認為不是所有的WTO成員都能夠接受這個規則，我們持開放的态度，可以采用聯合聲明倡議的方式，部分成員先達成一個協定即諸邊的協定來解決這些領域内的一些具體規則問題。未來條件成熟了，讓WTO所有的成員都加入。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研究部主任崔凡在接受第一财經記者采訪時則表示，從WTO的談判沿革曆史上來看，諸邊的議題，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有許多轉化為多邊協定的案例，而“考慮到數字經濟的收益如此巨大，就要想辦法去尋找成本最小的談判路徑去發展這一規則”。
取得實質性進展
作為聯合召集人，澳洲、日本和新加坡貿易部長于14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疫情突顯了數字經濟的重要性，并加強了對于數字經濟加速轉型和對管理數字貿易全球規則的需求。
聯合聲明表示，WTO電子商務聯合聲明倡議将對全球經濟至關重要的領域更新WTO規則手冊。
聯合聲明還透露，在現有WTO協定和架構基礎的成果之上，各方将繼續推動談判朝着高标準和具有商業意義的方向發展，各方将繼續促進包容性，并鼓勵盡可能多的WTO成員參與談判。
在“談判迄今取得的實質性進展方面”，聯合聲明稱，“在八項條款的談判小組中，都取得了不錯成績，這些小組包括線上消費者保護、電子簽名和驗證、未經請求的商業電子資訊、開放政府資料、電子合同、透明度、無紙化交易以及開放的網際網路通路。”
聯合聲明認為，在這些領域已經取得的成果，将帶來重要紅利，包括增強消費者信心和支援企業進行線上交易。
2022年底在大多數問題上達成一緻
同時，此次各方在其他領域也出現了提案合并，其中包括關于關稅的電子傳輸、跨境資料流、資料本地化、源代碼、電子交易架構、網絡安全和電子發票以及關于市場準入的進階讨論。
聯合聲明強調，“将從 2022 年初開始在這些領域加強談判”。
聲明還指出，能允許和促進資料流（流動）的條款是高标準和具有商業意義結果的關鍵，同時該倡議的共同召集人認為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參與者之間要認同永不征收電子關稅的做法。
該聲明還表示，鑒于迄今為止取得的巨大進展，聯合召集人将安排并確定到2022年底，各方在大多數問題上達成一緻的計劃，“在2022年全年，我們都将為各位貿易部長尋找機會，就談判中的關鍵問題提供指導”。
日本經濟産業大臣萩生田光一在聲明中表示，歡迎過去三年談判中取得的實質性進展。
“随着世界變得越來越通過數字化連接配接，數字貿易正在使世界各地的人們變得更加富裕。”他說，“WTO成員衆多，是以為WTO提供實作‘信任資料自由流動’（DFFT）的數字貿易規則，将使業務更加可預測和穩定。這将反過來促進進一步的數字貿易。為了早日取得成果，我們将努力加速并進一步推動談判。”
新加坡貿工部長顔金勇則表示：“數字貿易正在成為當今經商的一種關鍵模式。該倡議将通過加強規則和簡化法規，為數字貿易提供穩定的監管環境。倡議涉及86個成員，還将有助于彌合數字鴻溝并鼓勵采用數字化，這将使我們的經濟處于有利地位，以利用數字經濟中的新機遇帶來的好處。”
接受第一财經記者采訪的專家，對于目前WTO采取的諸邊協定的形式都較為看好。
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霍建國對第一财經記者表示，目前WTO的問題在于WTO下多邊談判停滞，其中不可控的一些成員方總是在最後關頭發難，拖累整體談判程序，但WTO仍是當今國際貿易體系中的權威機構，對推動世界經濟發展有很大貢獻，“這套規則體系是目前規範全球貿易投資最有效的體系，因而在其下進行諸邊談判效果很好”。
崔凡則對第一财經記者表示，回顧WTO和關貿總協定（GATT）曆史，在反傾銷等協定方面，都是由諸邊形成了基礎和文本，随後慢慢孕育而成。
譬如《反傾銷法典》(Anti-Dumping Code)，當時也不是所有GATT成員都參加了，且在1973-1979年東京回合時，又加以補充修改。崔凡解釋道，随後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全球化格局發生變化，條件成熟了，相關諸邊法典才變成多邊協定，這中間經曆了16年時間。
崔凡表示，目前在全球根本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面，若要求太高了，使得各國國内沖突都容易激化。“在這種情況下，制度的成本和收益，會随着時間的變化而變化。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數字經濟，數字經濟要談成的成本極高，但數字經濟要談成的收益也極高。”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