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内外皆故鄉

盤踞在峰巒之間，蜿蜒在沙漠之上，長城是世界上修建時間最長、工程量最大的冷兵器時代的國家軍事防禦工程。橫貫東西的長城，是遊牧和農耕生産方式的過渡地帶，見證着中原農耕文化和草原遊牧文化的碰撞和交融。長城地帶也是一條特殊的文化地帶，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

近日，由中國國家博物館和内蒙古自治區文化和旅遊廳、内蒙古自治區文物局聯合主辦，内蒙古博物院承辦的“長城内外皆故鄉—内蒙古文物菁華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展覽分“農牧結合的早期形态”“長城的修建與民族交融”“長城沿線多元文化的交融”三大部分，展出精美奪目的動物紋金帶飾，神秘古樸的突厥石人像，華麗考究的契丹貴族馬具等240餘件（套）展品，系統揭示幾千年來長城地帶農耕與遊牧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發展的曆史與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展覽中的一級文物超過40件，這些精選的文物均出自北方長城地帶，集數十年考古研究成果，并結合着民俗文化。它們的集體亮相為長城文化展覽組合出全新視角。

展覽将持續至12月28日。

農牧結合的早期形态

一般來講，長城以北宜牧，長城以南适農。長城文化帶的形成不僅是自然與生态環境使然，也是不同族群與文化在此互相作用的結果。自全新世以來，氣候的變化導緻時農時牧成為這裡主要的經濟社會形态。從夏商時期開始，農耕與畜牧業區域的變化，使長城地帶文化的多元性日益凸顯出來。

長城地帶不僅具有中國古代北方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特征，也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彙點。考古發現，中國最早的北方式青銅器就誕生于此，并不斷向外傳播。而中原農耕文明的極強吸引力，又使得草原早期遊牧部落不斷東來南下，并聚集于此，進而形成與中原農耕民族交彙、交流與交融的社會态勢。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在很多人的印象裡，内蒙古以草原遊牧生活為主。事實上，早在新石器時代，中國北方族群的經濟生活是以農業為主，兼營畜牧、狩獵的混合經濟。距今約3500年前，由于受幹冷氣候影響，草原地區才逐漸形成“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

第一單元“農牧結合的早期形态”，分“西東共鳴—黃河流域和西遼河流域”以及“遊牧漸強—考古學上的多元因子”兩個章節，主要講夏商周時期所謂“長城地區”農牧結合的早期形态。

展中的一把内蒙古鄂爾多斯市出土商代龍首青銅匕形器，即為展現夏商周時期所謂“長城地區”農牧結合早期形态的重要物證。龍首、蛇首、羚首、羊首或鹿首匕形器是鄂爾多斯青銅器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種器皿。由于其刃部并不鋒利，有的還很鈍笨，顯然不适宜日常生活中的切割、穿刺，這類器物應該是在特殊場合下使用的，類似匙、叉類功用的器具。

文物“許季姜”青銅簋在赤峰市甯城縣小黑石溝出土，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北方長城地帶考古發現的重要青銅器之一。此簋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甯城縣，是春秋時期許國（今河南許昌一帶）鑄造的禮器，有使用痕迹，後在戰國時期才随墓主人入葬。器底鑄銘文“許季姜作尊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有學者推測這是許國姜姓女子嫁入内蒙古地區時的随嫁禮器。“許季姜”青銅簋上隐藏着中國自古以來的禮樂文化以及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交流融合的印記。

在展覽的第一單元，幾件夏商時期的彩繪陶器引人矚目。這些陶器是當時專門制作的随葬品，器身上繪有連續、繁缛的幾何紋，這與中原青銅器上的紋飾較為相似，當地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密切關系一目了然。

長城的修建與民族交融

春秋戰國時期，北方民族對中原諸侯的威脅日益增強，秦、趙、燕等諸侯國紛紛修築長城。随着匈奴部落聯盟的日益強大，秦漢兩朝亦大規模修建長城，并不斷完善其防禦功能。但長城的修建依然無法阻擋雙方的交流與交往，漢匈和親、邊關貿易、張骞“鑿空”、東西交流等，都無法避開長城兩側的漢匈雙方。東漢晚期，鮮卑占據匈奴故地，并在逐漸南遷中融合漢化。隋唐時期，北方草原的突厥、回鹘等，尊崇中原禮法，聯通西方諸邦，為中西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助力添彩。

第二單元為“長城的修建與民族交融”，分“萬裡長城—阻不斷的南北交往”“民族熔爐—拓跋鮮卑的融合之路”“走向統一—隋唐時期的繁榮”三個章節，展現戰國至隋唐時期長城地帶的民族交流和融合。

此單元的展品“晉鮮卑歸義侯”金印由純金制成，是西晉王朝賜給鮮卑烏桓族首領的印信。西晉王朝國力不足，對衆多遊牧民族采用分封的懷柔政策。在内蒙古烏蘭察布市涼城縣出土的窖藏金銀器中，先後發現“晉鮮卑歸義侯”和“晉鮮卑率善中郎将”等金印。印中的“歸義”“率善”等字樣都反映了這一史實。

展品中多出現與動物形象有關的展品。

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西溝畔出土戰國虎豕咬鬥紋金帶飾很可能就是班固《與窦将軍箋》所稱的“犀毗金頭帶”之“金頭”，也通稱為“帶頭”。牌飾正面周邊錾刻繩索紋框，框内為凸起的猛虎與野豬争鬥撕咬圖案。背面有半圓形鈕兩個，上有粗麻布印痕。兩件牌飾圖案相同，背面邊緣處均有刻劃文字。有孔的這件，背面的左、右兩端的邊緣處，豎向直行“一斤二兩廿朱少半”“故寺豕虎三”。“豕虎”顯然是表示金牌飾的圖案内容，“故寺”可能與制作器物的官府有關，“三”是器物編号，“一斤二兩廿朱少半”是記重。另一件飾牌背面緊靠左端邊緣處，豎向直行“一斤五兩四朱少半”，實際重量330克。牌飾上的衡制機關和刻字作風皆受秦國的影響，無疑與秦有密切的關系。

展覽還展出了一件虎頭形銀節約。“節約”作為一種古代馬具，和銜、镳、當盧一樣，是古代騎馬禦車時的必要裝備。“節約”用途主要是歸攏收齊馬的缰繩或皮條。現存最早的“節約”，在商代晚期就已經鑄造成型。随着馬和馬車的廣泛使用，各式馬具也在不斷發展。“節約”材質大多為青銅或骨質，由一個或兩個空心小管組合而成，一般較為小巧，皮條可以從中穿過去，由此連為一體。這個小配件雖然看上去并不起眼，卻非常實用。

在中國古代戰國至秦、漢，水禽形或者說鴨首形金飾、金節約較常見，此外水禽形帶鈎也較常見。其中間部分有時會呈凸起狀，上面裝飾螺旋紋、弦紋、蟠螭紋、動物紋等圖案。節約的材質也很豐富，有金有銀，也有合金。這些精美紋飾，是馬主人尊貴身份的象征。

長城沿線多元文化的交融

宋遼金元時期，是中原宋王朝與北方割據政權—遼、金并立的時期。雖然彼此間設定了軍事防禦設施，但北方民族仿照中原王朝建制、加強經濟文化交流交往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入元以後，統治者采行漢法、實行行省制度；尊孔重儒，開科取士；暢行驿路交通、鼓勵經濟貿易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行，有效地促進了民族的融合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注入了強勁的動力，長城也失去了其軍事防禦的意義。

第三部分“長城沿線多元文化的交融”，分“并存與更替—遼、宋、金的交往”“多元彙聚—元朝的大一統”“并立與交融—明朝與蒙古的互動”“守疆衛土—清朝的漠南蒙古”四個章節，講述了宋遼金元到明清時期長城沿線各民族的融合。

此次展覽不僅彙集了内蒙古多家文博考古機關的文物精品，還展示了國博“壓箱底”的寶貝，《九邊圖》屏就是首次展出，值得仔細欣賞。

明朝為防禦蒙古的南下，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始，逐漸在北部邊疆設定了九個軍事重鎮，這就是九邊防禦體制。九邊各鎮設有鎮守總兵、副總兵、參将、遊擊将軍、守備、千總、把總等官，無固定品級、無定員。九邊各鎮駐有重兵。常駐兵稱主兵，額設60萬左右；此外還有臨時調集的軍隊，數量相當可觀。九邊屯戍連綿，城堡遍布，是明朝抵禦蒙古入侵的屏障，但在和平時期，又是明蒙之間進行政治、經濟交往的地帶。《九邊圖》屏正是反映了這一體制。

《九邊圖》屏的正面為絹本，粘貼于12塊木闆之上，畫面整體采用寫實的青綠重彩山水的畫法繪簡略地圖。東起遼東半島山海關，西至嘉峪關，其間邊陲要地稱“鎮”者共九個，分别為：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榆林鎮、甯夏鎮、甘肅鎮、太原鎮、固原鎮，故名《九邊圖》。《九邊圖論》為研究明代邊防體制和北疆曆史地理提供了寶貴資料。

内蒙古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遼代鎏金高士圖銀杯目前藏于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此杯極緻精美，杯體共有7面，口沿、圈足、器腹均以凸起的聯珠紋作邊框，口沿下外側錾飾一周對鳥銜花紋，器腹7面錾飾7個閑逸的高士，均頭戴花冠，身着寬袖長袍，有撫琴、看書、書寫、舉杯、閑坐等，形态各異。人物背飾柳枝，魚子紋地。腹底刻一周草葉紋，圈足刻山形紋。

這種帶柄杯與粟特銀杯的器形非常接近，也是唐代金銀器中常見的器形。耶律羽之墓的這件銀杯特殊之處在于七棱杯體和柄缺失，有異于粟特常見的八棱杯體和完整的環柄。杯體七面體内各錾一位高士，如果确為中國傳統的竹林七賢題材，那麼，這隻銀杯則是契丹工匠為了安排7位高士形象，而對粟特器形的改良。

展覽還展出了一套蒙古象棋。蒙古象棋源于波斯，13世紀成吉思汗西征時引入蒙古地區。蒙古象棋的棋盤和國際象棋的棋盤一樣，也是一個正方形的棋盤，由顔色一深一淺，交替排列的六十四個小方格組成。棋盤每邊有八個小方格，淺色的稱白格，深色的稱黑格。展覽中的棋盤為藍白相間的盒式棋盤，邊緣有紅、黃、藍、綠色相間的花瓣紋。

蒙古象棋的棋子也分為兩種顔色，淺色的稱白子，深色的稱黑子，一共三十二個，雙方各執十六個棋子，即每方都有一王，一後（也就是帥），雙車，雙象，雙馬和八個卒子。其中王爺在蒙古語中叫做“諾顔”，王後則被稱為“哈屯”或“波日斯”。

蒙古象棋走法、規則更接近國際象棋。據清葉名沣《橋西雜記》載，蒙古象棋的棋制和着法是：“局縱橫九線，六十四罫。棋各十六枚：八卒、二車、二馬、二象、一炮、一将，别以朱墨，将居中之右，炮居中之左，車，馬、象左右列，卒橫于前，棋局無河界，滿局可行，所謂随水草以為畜牧也。其棋形而不字，将刻塔，崇象教也。象改駝或熊，迤北無象也。卒直行一罫至底，斜角食敵之在前者，去而複返，用同于車，嘉有功也。馬橫行六罫，駝可斜行九罫， 因沙漠之地，駝行疾于馬也。車行直線，進退自由。群子環擊一塔，無路可出。始為敗北。”

展覽在最後還展出了一系列帶着濃厚生活氣息的展品，如蒙古族婦女頭飾、帽等。頭飾由冠飾和兩側下垂的長圓形鍊椎組成。冠飾的額箍用嵌有珊瑚的圓形錾花銀托排列圍合，以小銀珠串編的前額流蘇依眉心呈“人”字形，額箍兩側各墜數十條由珊瑚、松石珠及嵌寶銀花串連的流穗。

琺琅彩抿酒壺銀質扁圓壺，每側上下各有一個穿帶孔。壺面施琺琅彩釉花卉紋。抿嘴附一細長管，插入壺内，便于吸抿。草原牧人外出放牧時喜歡将其揣在懷裡。銅奶桶的桶身飾三道銀箍，兩側有環形提扣。本件為蒙古族傳統器皿，多用于盛放水、茶水、乳汁等，也用于家族祭祀活動。如意形柄壽字紋銅東布壺，藏語稱“多穆”，因其形制源于元代中亞的多穆壺而得名，元代時就已流行于蒙古地區。東布壺結實耐用，便于攜帶，一直在蒙藏地區沿用，為蒙古族喜用的盛放奶茶等的器皿。紫銅荼壺的壺身口沿處飾蓮瓣、二龍戲珠及花卉紋。壺蓋、壺嘴和提手錾刻壽字紋等吉祥圖案，為蒙古族熬制奶茶之器。

蒙醫羊皮藥袋是一個羔羊皮縫制的長方形藥袋，用于盛放各種蒙藥，每一個小藥袋口部拴系寫有藥名的木簽。此藥袋攜帶友善，可卷起裝在馬背上背搭裡，有“馬背上的藥庫”之譽。鑲銀鍍金龍紋蒙古刀的刀身以優質鋼打制，刀柄鑲飾牛角，刀柄柄首及刀鞘鑲飾銀箍。系墜的火鐮上用鑲珊瑚、松石等的銀飾裝飾。蒙古刀是蒙古人傳統的裝飾物，也是不可或缺的實用具。

展品中既有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鄂爾多斯市博物院、烏蘭察布博物館的館藏，還有國家博物館館藏的與之相關的文物精品，以及内蒙古赤峰市大營子村驸馬贈衛國王墓出土相關器物。整個展覽展現了古代生活在長城地帶各族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從中能真切感受中華民族形成的真實軌迹，領略流光溢彩的中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