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戲曲有悠久的曆史，其中，清官判案戲是傳統戲曲的主要題材之一，海瑞、包拯常常是其中的主角，在中國民間早已家喻戶曉。他們也都是中國古代監察史上的著名人物。
一般而言，中國古代官僚體制大體可分為行政、軍事和監察三大塊。行政以文官為主，負責治民；軍事以武官為主，統領軍隊；監察以言官為主，負責對權力進行監督。用俗話來說，監察就是管官的官。
但在古代，皇權是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其設立官僚體制的初衷就是維護皇權，監察制度也并不例外。受此局限，古代監察官制度逐漸走向平庸甚至名存實亡亦是必然。
官制的敗壞與法治的缺失
在整個世界史上，中國官僚制度是最為早熟的。秦始皇統一六國，以皇權制度建立了一個大一統的帝國，便設立了丞相、太尉、禦史大夫的三權分立制度。作為皇帝的近臣，禦史大夫的地位僅次于丞相，職責是糾察百官失信與違法。
漢承秦制，到漢武帝時，全國被劃分為十三州，每州設刺史一人，代皇帝監察地方，即所謂“奉诏條察州”。刺史以下，還有督郵負責督察縣鄉。督郵身為監察官，位輕而權重。在《三國演義》中，劉備在安喜縣遭督郵輕侮，張飛怒鞭督郵。
皇權之下的中央帝國，各種權力和資源都集中于首都京師。是以，還特設“司隸校尉”一職，負責糾察和彈劾包括丞相在内的京師百官，權力之大，“無所不糾”。
在秦制基礎上，漢代在中央設禦史府（台）的同時，增設丞相司直和司隸校尉為中央監察官，此外還設有給事中與谏議大夫。其監察制度之嚴與監察官權力之大，開曆史之先河，也為以後曆朝曆代樹立了制度榜樣。從魏晉隋唐到宋元，中國的監察制度自成體系，垂直管理，更加完善和成熟，甚至出台了專門的監察法規。
在中國曆史上，唐太宗以虛心納谏聞名，他不僅将谏議大夫的品秩從五品提升到四品，還讓其參加三品以上高官的朝會。“敕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谏官随之。”事實上，中書省和門下省作為最高權力機構，其設定初衷也是為了互相監督。所謂三省六部之三省，即尚書省為行政機構，中書和門下為決策與稽核機構。
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蒙古鐵騎南征北戰，統一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帝國。忽必烈說：“中書省是我的左手，樞密院是我的右手，禦史台則是用來醫治我的左右手的。”一個管行政，一個管軍事，一個管監察百官。忽必烈以為如此完善的官僚制度，帝國将長盛不衰。
然而，大元帝國的命運并不比大秦帝國好多少。
一個國家的衰敗和走向滅亡，首先是官制的敗壞，而官制的敗壞則首先是監察制度的失靈。秦始皇在世時，就一意孤行，設官不用，“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與上。上至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等到秦始皇一死，“群臣谏者以為诽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
強秦如此，以後的漢唐也不遑多讓。每個帝國晚期，都呈現出相似的敗相：權力失衡，聚斂為奸，官制糜爛，宦官專權，内憂外患，民變四起，王朝周期性的覆滅在所難免。
任何政治制度都離不開人，指望明君良臣可以創造一時的清明盛世，但要長治久安，最終還是要依靠法治。唐太宗說：“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但以權廢法、以權代法其實是中國古代政治的常态。
宋元之後，中國的政治文化和國家治理水準都走下坡路，一方面，官僚機構疊床架屋，官吏群體數量日趨龐大，另一方面是中央集權轉向君主集權。明清兩朝徹底廢棄了宰相制度，皇帝一人大權獨攬；在權力結構失衡的同時，人治代替法治。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指出，中國兩千年以來，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症結。
再好的監察制度也有賴于皇帝品性
在早期中國曆史中，皇帝并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可以為所欲為，也不是所有皇帝都是恣意妄為的獨裁者。
在中國古代，監察制度不僅用來監督官員，也用來為皇帝的決策糾錯和糾偏。是以，古代監察制度包括兩部分：一是禦史監察系統，二是谏官言谏系統。
禦史以彈劾手段來糾察官邪，肅正朝綱；谏官發揮“苦口良藥利于病”的精神，“諷議左右，以匡人君”。與禦史相比，谏官面對的皇權這個極權，所承受的壓力和風險要大得多，無論是谏诤封駁，還是稽核诏令章奏，不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巨大的勇氣。
晚清監察禦史江春霖在任6年，上彈劾奏折68件，指名道姓的超過15人，直聲震朝野，被譽為“谏官第一人”。
不管是禦史還是谏官，他們的終極任務仍是為皇帝服務，或者說為皇權服務。監察官是“天子耳目風紀之司”，代表皇權監察各級官吏。在某種意義上，監察官扮演着皇帝與官僚之間第三方的角色：一方面，皇權借用監察官來控制官僚；另一方面，監察官作為官僚一分子，也試圖控制皇權。安史之亂中，宦官李輔國擁立肅宗，特設“察事廳子”以監督百官，又加封中書令，肅宗猶如傀儡，代宗甚至尊李輔國為“尚父”。
皇帝為了統治人民，設立了官僚機構，而為了控制官僚，又設立了監察機構。最早的監察機構尚屬于官僚體系的一部分，受丞相或少府節制，後來就直接由皇帝控制，即禦史由皇帝任命，也隻對皇帝負責。
從秦漢到明清的兩千年，監察制度不可逆轉地走向畸形，尤其是谏官，逐漸被虛置和空轉，最後廢棄，而皇權最終擺脫一切羁絆，成為一種不受監督和控制的力量。
杜甫曾經做過短暫的谏官，即“左拾遺”，一言不合皇帝的心意，便被貶了。唐代台谏并立，自宋以後，言谏制度不斷萎縮，谏官職權徹底轉向。宋代谏官的主要職責已不是谏诤君主，而是改成“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違失，皆得谏正”。此後，谏官地位每況愈下，逐漸消失。
在谏官退化消失的同時，禦史的權力卻越來越大，有的甚至受到貪官拉攏腐蝕，與之同流合污。至此，監察制度已經形同虛設。明朝甚至出現了錦衣衛這樣的特務監察機構。
早在漢朝時，刺史就以監察官的身份淩駕于太守之上，成為地方行政軍事首長。巡撫本是“巡行天下，安撫軍民”，和總督一樣，都屬于監察事務的臨時官職，因事而設，事畢即撤。按理說，總督、巡撫均歸屬都察院系統，但明清時期，總督與巡撫皆為地方軍政大員，合稱督撫。監察官越俎代庖成為行政官，乾坤獨斷，使監察消弭于無形。
庚子之亂中，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骙、四川總督奎俊、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等地方督撫聯合發起“東南互保”，朝廷權威被嚴重削弱，這為清朝覆滅敲響喪鐘。
趙冬梅在《法度與人心》中說，“具體的皇帝”與“抽象的皇帝”之間的張力，構成皇帝制度的最大沖突。傳統皇權體制的核心是皇帝，再好的監察制度，其根基依然有賴于皇帝個人的品性，這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在皇帝制度下，同一王朝之中的曆代皇帝的能力水準通常都是“遞減的”，越到後面越平庸。
在傳統制度下，唯一可以對皇帝構成限制的或許隻有曆史。按照中國“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的傳統，“君舉必書”，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會被史官記錄下來。門下省的起居郎和中書省的起居舍人都是記注官。這種“實錄”無形中構成對皇帝的監督和威懾，即使一個平庸的皇帝，也要顧慮到錯誤言行帶來的曆史後果。
監察官名垂千古卻也唏噓終老
中國自古是官本位社會，官吏地位尊貴崇高。監察制度的設計初衷是監督官吏，“以卑察尊”。對監察官最大的激勵主要是名和利——從遠處說，剛正直言可獲青史美名；從近處說，會從皇帝那裡得到豐厚的獎賞，“秩卑而賞厚，成勸功樂進”。
禦史作為皇權的代表，手握尚方寶劍，官職不高，但權力卻很大，即秩卑權重，以小制大。“官輕則愛惜身家之念輕，而權重則整傷吏治之威重。”在西漢時，禦史和刺史品秩僅為六百石，相當于低級縣令，但刺史依《六條問事》，可監察二千石地方長官。唐代監察禦史僅為正八品上，但有權監督六部尚書，奉制巡按，氣派“震懾州縣”。
到了清朝，都察院是有别于其他衙門的“清要之司”，言官被視為“清班”，不僅地位非一般官吏可比，其權威也得到極大保障。據相關記載，雍正六年（1728年）前，都察院都事、經曆、筆帖式等辦公、文秘人員，不論品級，均穿“獬豸補服”，以标志其具有鏟惡鋤奸的權威。一般官吏不準私谒監察官，故言官住宅都貼有“文武官員、私宅免見”“一應公文衙門投遞”等字樣。
對于監察官的履職，清代雖許言官“風聞言事”，但所奏所劾必須以真實确切為原則，否則要受到相應處分，以此防止監察官假公濟私、圖報私怨的讦告惡習。
不過，監察官的權威依然因受皇權的掣肘而經曆起起伏伏。監察官權威不申，不但使其盡職不成，且人身安全以難以保障。
唐貞元十九年（803年），關中大旱，韓愈為監察禦史，見災民流離失所，餓殍遍地，而當時負責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實卻封鎖消息，謊稱五谷豐登。韓愈怒上《論天旱人饑狀》疏，提出彈劾。不幸的是，韓愈的彈劾并沒有影響李實的仕途，韓愈反受其害，遭到貶谪。
海瑞孑然一身，沒有兒女，死後隻留下十餘兩銀子，連辦葬禮都不夠。
明代海瑞頗有中國傳統士人成仁取義的風範，但這在當時的官場并不受歡迎。他年逾古稀被任命為南京都察院右都禦史，見官吏貪腐成風，義憤填膺，建議皇帝恢複太祖舊制，對A錢八十貫以上的官員剝皮實草，一時間成為整個官場的公敵，被禦史房寰彈劾。
海瑞孑然一身，沒有兒女，死後隻留下十餘兩銀子，連辦葬禮都不夠。他用過的葛布帏帳和竹床破爛不堪，見者無不悲泣。
即便是在清代，監察官遭人冷遇、被人辱罵毒打甚至暗害的情況也多有發生。
曆史學者倪軍民認為，由于監察官的保障機制多為皇帝一人左右而波動運作，這就難免失衡，進而使其徒有虛名。如清代皇帝都似乎患了一種“恐明症”，對明末言路招權納賄、互立黨援等風氣深惡痛絕，矯枉未免過正。是以，曆代皇帝都極端重視對言官的反監保障，反監保障之外又有禁律，進而影響了監察官的人身和職業保障。
視覺 I 楊曉東
編輯 I 許然
稽核 I夏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