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統治者眼裡來看，曆代之是以貪官輩出，此起彼伏，原因隻是一個，工資太低，官員窮困是導緻集體腐敗的原因，這種總結過度強調了物質水準決定腐敗程度的高低，忽略了人性中的道德品質、政治操守在為政廉潔上的重要影響。
這種認識上的錯誤，決定了這種制度設計的必然失敗。正如宋太宗所說：“廪祿之制，宜從優異，庶幾豐泰，責之廉隅。”(《宋史·職官志十一》是以，北宋從宋太祖至徽宗，都曾為百官養廉而不斷增俸。
據《宋史·職官志》的記載，宰相、樞密使一級的高官，每月俸錢三百千(即三百貫)，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祿粟月一百石；地方州縣官員，大縣(萬戶以上)縣令每月二十千，小縣縣令每月十二千，祿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還有各種補貼，如茶、酒、廚料、薪、蒿、炭、鹽諸物以至喂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糧、夥食費等，數量皆相當可觀。
以宋朝的一品大員（宰相、樞密主官）為例，即使沒有爵位，其月薪也能達到300至400貫（《宋史》，職官志篇），是漢代的10倍，是清代的6倍。
有學者按照黃金為參照物計算，宋代的三百千，相當于人民币二十萬元，無論換算是否極為精确，可以肯定的是，宋代的高工資水準是無需置疑的，宋朝大小官員錦衣玉食，生活奢華。這種“高薪養廉”在宋代就率先“試水”，時間不可謂不早，但宋代恰恰是中國曆史上最腐敗的朝代。造成這種局面，高薪養廉的錯誤頂層設計要負主要責任。
以宋代最為著名和清廉的包拯為例，包拯年薪最高的時候，應該是在臨終前，他既是樞密副使，又是朝散大夫、給事中、上輕車都尉，同時還被封為東海郡開國侯，官品和爵位之高僅次于當朝宰相，是以這時候肯定是他一生中拿工資最高的時候。包拯的工資條是這樣的 “20856貫銅錢、2180石大米、180石小麥、10匹绫、34匹絹、2匹羅、100兩綿、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幹草。”以上是史料中出現的距包拯任職開封府時間較近的物價資料。
利用這組物價資料，我們可以把包拯每年的各項實物收入都換成錢，加起來大緻是1022貫，加上20856貫貨币收入，總共是21878貫。這就是包拯任職開封府時的年薪。按當時400文銅錢的購買力和現在250元人民币的購買力是相仿的，鑒于資料精确問題，我們保守估計，包拯年薪最低不低于500萬元。清官包拯尚能有如此的工資水準，其餘那些高官除了“高薪養廉” 的那批錢财之外，加上各項“額外收入”，和A錢受賄所得，可以說錢财額度之大讓人觸目驚心。
包拯的清廉絕非高薪所打造，完全憑借的是獨立的政治人格和儒家的高尚操守，他平常沒有私人信件，連朋友、親戚都斷絕來往。雖然地位高貴，但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飲食跟當百姓時一樣。他曾說：“後代子孫當官從政，假若貪贓枉法，不得放歸老家，死了不得葬入家族墓地。假若不聽從我的意志，就不是我的子孫。”這種決絕式的拒絕貪腐的警示，恰恰反映當時為政清廉的艱難程度。
宋代的腐敗手段比較明顯，主要有A錢坐贓、行賄受賄、苞苴舞弊和盤剝百姓，較曆代A錢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
官吏的廉與貪，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精神品質、人格追求決定的，而不是由俸祿的多寡“養”成的。在同等俸祿的情況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貪者自貪。廉者是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貪者則是利用職權，見利忘義，棄廉恥而苟得，鬼使神差，志在必貪。
最顯著的事例是在“公用錢”和“職田”上。此制目的本在養廉，對此，廉者盡歸公有，貪者則“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宋史·向經傳》)。其泾渭竟是如此分明！質言之，以高俸養廉隻能是一種善良的、主觀的願望，而把現實中人性的複雜性看得太簡單了，乃至誤認為廉與貪是俸祿的多寡“養”成的。祿厚，終有止境，而貪官贓吏的欲壑則是無底黑洞，決不是任何厚祿所能填滿的，且貪官贓吏既無人格，何來“自重”！對于本來就沒有的品質，豈是厚祿所能“養”出來的？至此高薪養廉是一個僞命題也不是危言聳聽。
在高薪養廉的薪酬制度設計上，宋朝并不是唯一。清代雍正在工資基礎上，變了一個以養廉銀名義，在補助官員生活之外，力求在根本上遏止貪腐，衆所周知，雍正皇帝是繼朱元璋以後，打擊腐敗最為堅決徹底的政治家，然而在高壓打擊龐大的腐化政治隊伍後，也不得不做出适當的政策調整。養廉銀的推出就是旨在提高官員福利待遇，以此遏止他們的貪腐之風。
養廉銀，又稱養廉錢，是中國清朝官員的俸祿制度，在中國曆史上為清朝特有。
雍正元年（1723年），清世宗創立了這種薪給制度，本意是想借由高薪，來培養鼓勵官員廉潔習性，并避免A錢情事發生，是以取名為“養廉”。但是，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後，清政府将所有稅收（包括酒醋稅等地方稅）改歸朝廷所有，緻使地方财政困難，看似高薪養廉，實際上将地方行政費用歸于地方首長所有，養廉銀并沒有完全解決官員的生計問題，是以反而加重A錢，一般的京官因為沒有統治地方沒有火耗或稅賦，京城開銷又大，并未有足夠的銀錢收入，所依賴的是地方官的冰敬與炭敬等行賄，李慈銘在日記中稱：“京官貧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論年世鄉誼，曲計攀援。”
曾國藩擔任翰林院檢讨後，家書提到：“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尚可勉強支援。至明年則更難籌畫。”。而各地又有肥瘦之分能調到繁榮地區當官當然收益大，這就促使地方官和京官的權錢交易關系，誰能調到哪裡去當官，京官往往有實質影響力。
另一方面養廉銀又助養官員的豪奢，張集馨從道員升任按察使後進京觐見的花費是：“别敬軍機大臣，每處四百金，賽鶴汀不收；上下兩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辦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書、總憲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遞減；同鄉、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應酬，共用别敬一萬五千餘兩”《清朝文獻通考》批評：“入愈豐而累愈重，知有私不知有公。
縱倍給薪津，歲增經費，何補若人之揮霍，空益小民之負擔”，這是因為“廪入既厚，縱侈随之，酬應則踵事增華，服用則豪奢逾度。”再加上晚清财政困難，俸銀、養廉銀常常停支，官員“借口于養廉不足，肆行侵漁”。康熙帝曾對大臣說：“治天下之道，以寬為本”，“夫官之清廉，隻可論其大者。今張鵬翮居官甚清，在山東兖州為官時，亦曾受人規例。張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書甚多。刻一部書，非千金不得，此皆從何處來者？此等處亦不必究。兩淮鹽差官員送人禮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聖祖實錄》卷二四五）
無論宋代還是清代，在力圖徹底解決官員腐敗問題上的願景是良好的，隻不過反貪倡廉，求治興邦，裁冗省官可行，但僅僅依靠增加俸祿，或是發放各種補助資金，畢竟從根本上不能解決貪腐。
從宋代祿制水準與吏治狀況的關系看，俸祿相對低廉并不一定導緻A錢盛行，相反，高薪也并不一定就能夠養廉止貪。是以，宋代既有“寡嗜欲”、“淡泊不知富貴味”，“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的士大夫，更多是雙俸高利祿之外，貪得無厭，窮奢極侈的A錢國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