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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看鴉片戰争曆史，常常會為一個問題感到困惑。英國陸海軍遠涉重洋而來，能夠進攻中國沿海城市的機動兵力不過數千，而清王朝不但占據了主場作戰優勢，還擁有龐大的人口基數與多達80萬人的軍隊（20萬八旗兵、60萬綠營兵）。
按常理推斷，即便雙方在指揮水準和武器品質上存在差距，也不至于每戰多以清軍慘敗收場。可實際情況卻是，清軍不但屢屢處于下風，而且在兵力投入上和英軍竟相差無幾。例如發生在浙江和廣東沿海的一些戰鬥中，清軍一次性隻能拿出幾千人的部隊作戰。如果細究其中人員構成，這些軍隊還都是從内地諸省臨時征調過來的，其中甚至還包括老人和小孩。
曾經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以不到萬人的兵力重創明王朝數倍于己的精兵良将的滿洲集團，為何在軍事動員上的反差如此巨大？清末重臣李鴻章對清朝軍事動員能力上的時代變化深有感觸，曾說：
“前代用兵多而饷數少，我朝用兵少而饷數多。”
意思是說，明朝在軍事動員上比清王朝強多了，不但一次性動員的軍隊數量大，而且花的錢還比清朝少。那麼李鴻章這種評價究竟是帶有主觀臆斷的厚古薄今，還是有一定曆史依據呢？換句話說，清王朝的軍事動員能力，真的不如明朝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得先看看兩個王朝面對的具體曆史情況。
清王朝的軍事動員能力
真的不如前代嗎？
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1780-1831）曾言，“軍事是政治的延伸”，一國軍事動員能力的高低，根源于其内政外交的情況。
先說明朝，我們印象中，明朝每一次打大仗，都能拿出數量可觀的兵力。比如土木堡之役，明軍号稱50萬，實則拿出了20萬左右的兵力。萬曆援朝戰役前後陸、海軍加在一起也有10多萬。努爾哈赤上司的女真部落崛起後，明廷派兵剿殺，四路進兵，合在一起也有10萬之巨，至于最後押上明王朝國運的松錦戰役，明薊遼總督洪承疇統率下的野戰兵團合計也有13萬之多，這還不算遼東據點内的祖大壽一軍。是以，明朝動員軍隊數額之大，應該是沒有異議的。
再看清朝，從努爾哈赤在薩爾浒之戰前的動員來看，建州女真當時初露頭角，努爾哈赤能夠控制的人口基數本身就少，而且此時蒙古部落還沒有完全加盟，是以滿洲一次性拿出的兵力在數量上隻能和一路明軍相抗衡，這也是努爾哈赤會選擇集中兵力先吃掉四路明軍中某一路的根本原因。
清軍入關後，作為“國本”的八旗軍數量固定在20萬上下。看起來兵力數額不小，但清朝的部署安排讓20萬這個數字瞬間變得單薄很多。
根據中央集權居重馭輕的原則，20萬八旗兵中的一半多一點都要駐防京師，其他則配置設定到地方的各個關口要隘。
中國版圖之龐大，平均下來這10萬人就喪失了軍事意義。舉個例子，太平天國運動後不久，太平軍順長江而下攻克東南财賦重心南京。南京是明朝的陪都，是當時整個南方地區的經濟中心，各方面意義都很重要，而駐守南京的八旗兵連同其眷屬僅有兩萬人，而且更主要的是，面對洪秀全和楊秀清的部隊，這兩萬人幾乎沒什麼抵抗能力，或者這兩萬人壓根沒做什麼抵抗。是以，八旗兵額總數并不算大，軍事上的意義更是不宜高估。
如果說南京處于内地，沒有什麼戰争需要，不需要屯駐太多軍隊，那麼清王朝在邊地用兵中，能拿出的軍隊數量也遠遜于明朝。乾隆朝準噶爾部陷入内亂，西北清軍大舉反擊，為了打赢這場決戰，乾隆不但調動了京師和陝甘二省的駐防八旗，還從東北抽調索倫兵，從漠南蒙古抽調察哈爾旗兵，連同前線及來自全國其他各省的綠營軍隊等，一共湊了兩路大軍，加在一起也隻有兩萬多人。據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一書中的相關統計，鴉片戰争中清朝從7個省調兵支援廣東，合計隻有1萬7千人左右，而浙江在第一次鴉片戰争中獲得的兩萬援軍，竟來自12個省份。
是以，單純看數量上的比較，清朝的軍事動員能力确實不如明朝，李鴻章的評價說對了一半。但要說清朝在軍事動員上花的錢比明朝多、不劃算，那就顯得不客觀了。
明清兩朝不同的内外局勢
還是先從明朝說起，明朝是一個很講究華夷之辨的朝代。在軍事層面上，表現在明朝皇帝把防禦重心放在北方的蒙古上。蒙古當時的威脅不小，但也不至于威脅到明王朝的生存。因為蒙古部落内部四分五裂，沖突重重，土木堡之役中的明軍雖然遭遇潰敗，明英宗也淪為階下囚，但其國家基礎并沒有受到傷筋動骨打擊，此後在嘉靖朝雖然有俺答汗統兵直抵北京城郊區，東南沿海又有倭寇作亂，但這些都說不上是什麼嚴重威脅。
明王朝真正的威脅是在萬曆朝及其之後，這也是花錢最多的時候。這一時期，豐臣秀吉舉全國之力侵略北韓，這件事恰恰又和明朝鎮壓甯夏與貴州等地區的叛亂糾纏在一起，财政幾乎被拖垮，此後明朝國力還沒有恢複過來，又遇上東北的努爾哈赤崛起，在薩爾浒之戰一次性就重創明軍10餘萬人。
在這種情勢下，明朝陷入了軍事動員的死循環。每當有軍事上的慘敗，明廷最先想到的是加大賦稅征收的力度，對農民進行榨取，最為典型的就是“遼饷”“剿饷”和“練饷”。三個名頭的開支，每個都有300多萬兩白銀，相當于萬曆朝一年的實際收入（400萬兩左右），而這三個加在一起就有千萬之巨。諷刺的是，這些還不算明朝皇帝與閹黨出于私欲的加征。是以說清朝為動員軍隊花的錢确實不少，但是李鴻章口中的“前代”也不見得就優越到哪去。相反，恰恰是因為明朝在軍事動員上“太舍得花錢”，缺乏克制與詳細規劃，才導緻像李自成、張獻忠這樣的人振臂一呼，就瞬間得到數以十萬計的饑民響應，明朝也因為自己對農民财力的過度壓榨而覆亡。
接下來看清朝，誠然，清王朝用兵花的錢也不在少數，雍正朝對準噶爾部用兵，5千萬兩白銀的積蓄基本見底。乾隆二十年後策劃對西北大舉用兵，也是因為知道了國庫裡有3千萬兩白銀的儲蓄，才敢放手博一次。可以看出來，與明朝用透支社會經濟潛力來應付軍事用度相比，清朝皇帝相對謹慎一些，而且一旦發現财政運轉瀕于崩潰，還懂得适可而止。比如雍正帝固然軍事指揮不高明，傅爾丹和馬爾賽等人作戰失利，但皇帝并未像前代那樣去大量加征稅收擴大戰争，而是果斷按下了西北戰場的暫停鍵。
與明朝随意将軍事開銷攤派到群眾頭上不同，從政策本身來看，清朝皇帝采取了保護民力的做法。例如康熙五十一年以後就确定了“盛世添丁，永不加賦”的方針，把人頭稅固定下來。雍正朝推行“攤丁入畝”的政策，在稅收政策上追求公平，防止對貧民壓迫過深，這些措施在實際執行上難免出現偏差，但确實起到了緩沖作用，避免像明朝那樣讓軍事開支的重擔直接砸到百姓頭上。
清朝在軍事開支上大，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清代的實際疆域遠遠超出明代，防守正面擴大，補給線也拉長，這些都是明代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例如乾隆派征西将軍烏雅兆惠深入回疆，路途中大多是沙漠和戈壁灘，就地補給根本無從談起，後勤花費自然多很多。乾隆朝中後期清軍遠征廓爾喀，戰鬥是在青藏高原上打；和緬甸的戰争則是在亞熱帶雨林遍布的山嶺之中進行，這些作戰環境對清軍來說既陌生又複雜，壓力都給到了後勤上。清廷在用兵上數量比明朝少也在情理之中。不能單純用軍隊動員數量多少來評判雙方的軍事動員能力。是以，李鴻章之前的評價沒有綜合考量明清兩代的社會情況。
明清兩朝軍制的異同
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清王朝在軍事動員程度上遜于明朝是繞不開的基本事實。這還得從兩朝軍制上來找原因。
明代一開始采取了兵農合一的衛所體系，開國皇帝朱元璋想讓軍隊自給自足，中央和地方政府再補貼一點，給社會養兵減輕負擔。可在實際執行上，衛所官兵生活苦不堪言，不但要承受上司的各種差使，實際收入也難以供養一家人的開銷。這種問題蔓延得很快，連朱元璋也有所聽聞，在《大诰》中警告衛所的軍官不要過分壓榨部下：
“那小軍每一個月隻關得一擔兒倉米，丈夫不在家婦人去領米，除了幾升作腳錢，那害人的管倉庫官又斛面上打減了幾升。待到家裡面過來，隻有七八鬥兒米（月糧為六鬥米更普遍），全家上下要飯吃，要衣裳穿，他哪裡有閑錢給人……”
衛所的軍兵收入少，負擔重，活不下去自然要成群結夥地出逃。到了明英宗朝，衛所官兵數竟少了百萬之巨。明廷為了維持軍力，隻能接受募兵制度，從南方和北方邊鎮向内地推廣。
募兵制度的實施使将帥和底層官兵之間建立起密切的私人聯系。例如戚繼光以江浙地區的礦工為基礎，組成“戚家軍”；祖籍鐵嶺的遼東鎮總兵李成梁在關外一手遮天，把家族内部其他人安排在了重要崗位上——兒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梅等出任總兵官，李如桂、李如楠等當參将，幹兒子李甯、李興等也當上了遊擊或參将等。不過這樣做的好處是軍隊戰鬥力尚能靠私人關系來維護，明廷也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案，隻能聽之任之，并負擔起一部分的養兵開銷。這樣，即使主将離職或辭世，軍隊也不至于淪為一盤散沙，而是可以通過他的親屬或者義子來繼續維持。再退一步講，即使暫時沒有戰事，減少軍隊人數，這些暫時解甲歸田的将帥親屬也能随時回歸軍旅。
募兵制發展下的明朝官兵私人隸屬關系的增強，也提高了對财政用度的需求，明廷為了激勵這些邊軍為朝廷效力，不得不把軍費維持到一定的水準。倘若降低或者欠饷，就容易釀成兵變，給周邊少數民族入侵制造可乘之機。拿崇祯舉例，即使他對前線将領再猜忌，也不敢在錢上打折扣。然而，這種勉強維持的平衡無法持續太久。随着國内流民起義的浪潮愈演愈烈，朝廷的财政收入受到了嚴重影響，主要的錢糧來源被切斷，崇祯不得不指令洪承疇将軍主動出擊，試圖通過一場主力決戰來快速擺脫财政困局。然而，這一決策恰恰落入了皇太極精心布置的陷阱。結果洪承疇兵敗松山，崇祯帝底牌用盡，隻能困守北京孤城。
清朝統一中原後，多少吸取了明朝在養兵上的一些教訓。為了維護國家的穩定，清朝在軍隊的規模和編制上都采取了謹慎的态度。一方面，清朝建立了綠營制度，以應對三藩之亂；另一方面，在軍隊規模上采取了适度的控制，因為廣大内地長期處于和平穩定的狀态，實際上并不需要維持龐大的軍隊。清朝在軍事上的幾次擴編，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地區，即使在綠營兵力最多的時候，總數也僅有66萬。到了嘉慶時期，清朝甚至減少了一部分軍隊的規模。至于八旗兵，由于長時間訓練不足，戰備松弛，他們的角色逐漸從軍事主力轉變為依賴國家财政的寄生階層。到了乾隆時期，八旗兵的角色更多地轉變為綠營督戰隊，參與鎮壓起義和維持秩序。例如，在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時，綠營兵出動了近萬人，而八旗兵僅出動了大約100人。
清朝時期，内地雖然整體安定，但偶爾也會有小規模的民間起義，如天地會和白蓮教等組織的基層暴動。為了迅速應對這些局部的叛亂，綠營兵的組織結構和在基層的駐軍規模都調整得更加分散。這種政策雖然有助于将反叛活動遏制在初期，但也增加了軍事動員的複雜性。例如，在鴉片戰争中，清朝不得不從十幾個省份調集兵力，以支援一兩個省份的戰事。
綠營兵的分散駐防旨在将起義扼殺在萌芽之中，可是新問題也随之而來，當嘉慶朝的白蓮教以流動作戰的方式發動叛亂後，綠營兵在應付上就有些吃力，不得不依賴地方的團練民兵。太平天國運動之後，綠營體制已經名存實亡，團練鄉勇逐漸成為軍事主力，湘軍和淮軍的崛起也就成為必然的趨勢。
不過，從曆史史實來看，由于清朝在财政上實行了一定改革，又利用政治和文化等手段來降低統治成本，即使八旗綠營再不堪戰，也不會成為影響其統治的緻命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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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争再研究》，2014年10月。
5、孫文良 李治亭：《明清戰争史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10月。
6、王慧明：《明代募兵制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年。
END
作者 | 李文暢 段益隆
編輯 | 胡心雅 鄭美玲（實習）
校對 | 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