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人的文學

文 \ 周作人

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反對的非人的文學。新舊這名稱，本來很不妥當，其實“太陽底下何嘗有新的東西？”思想道理，隻有是非，并無新舊。要說是新，也單是新發見的新，不是新發明的新。“新大陸”是在十五世紀中，被哥侖布發見，但這地面是古來早已存在。電是在十八世紀中，被弗蘭克林發見，但這物事也是古來早已存在。無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見哥侖布與弗蘭克林才把他看出罷了。真理的發見，也是如此。真理永遠存在，并無時間的限制，隻因我們自己愚昧，聞道太遲，離發見的時候尚近，是以稱他新。其實他原是極古的東西，正如新大陸同電一般，早在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當作新鮮果子、時式衣裳一樣看待，那便大錯了。譬如現在說“人的文學”，這一句話，豈不也像時髦。卻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時生了人道。無奈世人無知，偏不肯體人類的意志，走這正路，卻迷入獸道鬼道裡去，旁皇了多年，才得出來。正如人在白晝時候，閉著眼亂闖，末後睜開眼睛，才曉得世上有這樣好陽光；其實太陽照臨，早已如此，已有了許多年代了。

歐洲關于這“人”的真理的發見，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紀，于是出了宗教改革與文藝複興兩個結果。第二次成了法國大革命，第三次大約便是歐戰以後将來的未知事件了。女人與小兒的發見，卻遲至十九世紀，才有萌芽。古來女人的位置，不過是男子的器具與奴隸。中古時代，教會裡還曾讨論女子有無靈魂，算不算得一個人呢。小兒也隻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認他是一個未長成的人，卻當他作具體而微的成人，是以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與教育的悲劇。自從茀羅培爾（Froebel）與戈特文（Godwin）夫人以後，才有光明出現。到了現在，造成兒童學與女子問題這兩大研究，可望長出極好的結果來。中國講到這類問題，卻須從頭做起，人的問題，從來未經解決，女人小兒更不必說了。如今第一步先從人說起生了四千餘年，現在卻還講人的意義，從新要發見“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學，總比不學該勝一籌罷。我們希望從文學上起首，提倡一點人道主義思想，便是這個意思。

我們要說人的文學，須得先将這個人字，略加說明。我們所說的人，不是世間所謂“天地之性最貴”，或“圓顱方趾”的人。乃是說，“從動物進化的人類”。其中有兩個要點，（一）“從動物”進化的，（二）從動物“進化”的。

我們承認人是一種生物。他的生活現象，與别的動物并無不同，是以我們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應得完全滿足。凡有違反人性不自然的習慣制度，都應該排斥改正。

但我們又承認人是一種從動物進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動物更為複雜高深，而且逐漸向上，有能夠改造生活的力量。是以我們相信人類以動物的生活為生存的基礎，而其内面生活，卻漸與動物相遠，終能達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獸性的餘留，與古代禮法可以阻礙人性向上的發展者，也都應該排斥改正。

這兩個要點，換一句話說，便是人的靈肉二重的生活。古人的思想，以為人性有靈肉二進制，同時并存，永相沖突。肉的一面，是獸性的遺傳；靈的一面，是神性的發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發展這神性；其手段，便在滅了體質以救靈魂。是以古來宗教，大都厲行禁欲主義，有種種苦行，抵制人類的本能。一方面卻别有不顧靈魂的快樂派，隻願“死便埋我”。其實兩者都是趨于極端，不能說是人的正當生活。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這靈肉本是一物的兩面，并非對抗的二進制。獸性與神性，合起來便隻是人性。英國十八世紀詩人勃萊克（Blake）在《天國與地獄的結婚》一篇中，說得最好：　

（一）人并無與靈魂分離的身體。因這所謂身體者，原止是五官所能見的一部分的靈魂。（二）力是唯一的生命，是從身體發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

（三）力是永久的悅樂。

他這話雖然略含神秘的氣味，但很能說出靈肉一緻的要義。我們所信的人類正當生活，便是這靈肉一緻的生活。所謂從動物進化的人，也便是指這靈肉一緻的人，無非用别一說法罷了。

這樣“人”的理想生活，應該怎樣呢？首先便是改良人類的關系。彼此都是人類，卻又各是人類的一個。是以須營一種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第一，關于物質的生活，應該各盡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換一句話，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勞作，換得适當的衣食住與醫藥，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關于道德的生活，應該以愛智信勇四事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襲的禮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實的幸福生活。這種“人的”理想生活，實行起來，實于世上的人無一不利。富貴的人雖然覺得不免失去了他的所謂尊嚴，但他們是以得從非人的生活裡救出，成為完全的人，豈不是絕大的幸福麼？這真可說是二十世紀的新福音了。隻可惜知道的人還少，不能立地實行。是以我們的在文學上略略提倡，也稍盡我們家人類的意思。

但現在還須說明，我所說的人道主義，并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衆”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類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樹木。森林盛了，各樹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去仍非靠各樹各自茂盛不可。第二，個人夫妻類，就隻為人類中有了我，與我相關的緣故。墨子說，“夫妻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便是最透徹的話。上文所謂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這個意思，是以我說的人道主義，是從個人做起。要講人道，夫妻類，便須先使自己有人的資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稣說，“愛鄰如己”。如不先知自愛，怎能“如己”的愛别人呢？至于無我的愛，純粹的利他，我以為是不可能的。人為了所愛的人，或所信的主義，能夠有獻身的行為。若是割肉飼鷹，投身給餓虎吃，那是超人間的道德，不是人所能為的了。

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其中又可以分作兩項，（一）是正面的，寫這理想生活，或人間上達的可能性；（二）是側面的，寫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這類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為我們可以是以明白人生實在的情狀，與理想生活比較出差異與改善的方法。這一類中寫非人的生活的文學，世間每每誤會，與非人的文學相溷，其實卻大有分别。譬如法國莫泊三（Maupassant）的小說《一生》（Une Vie），是寫人間獸欲的人的文學；中國的《肉蒲團》卻是非人的文學。俄國庫普林（Kuprin）的小說《坑》（Jama），是寫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學；中國的《九尾龜》卻是非人的文學。這差別就隻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個嚴肅，一個遊戲。一個希望人的生活，是以對于非人的生活，懷着悲哀或憤怒；一個安于非人的生活，是以對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滿足，又多帶些玩弄與挑撥的形迹。簡明說一句，人的文學與非人的文學的差別，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為是呢，非人的生活為是呢這一點上。材料方法，别無關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節--的文章，表面上豈不說是“維持風教”；但強迫人自殺，正是非人的道德，是以也是非人的文學。中國文學中，人的文學本地極少。從儒教道教出來的文章，幾乎都不合格。現在我們單從純文學上舉例如：

（一）色情狂的淫書類

（二）迷信的鬼神書類（《封神榜》《西遊記》等）

（三）神仙書類（《綠野仙蹤》等）

（四）妖怪書類（《聊齋志異》《子不語》等）

（五）奴隸書類（甲種主題是皇帝狀元宰相，乙種主題是神聖的父與夫）

（六）強盜書類（《水浒》《七俠五義》《施公案》等）

（七）才子佳人書類（《三笑姻緣》等）

（八）下等諧谑書類（《笑林廣記》等）

（九）黑幕類

以上各種思想和合結晶的舊戲這幾類全是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統應該排斥。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極有價值。在文藝批評上，也有幾種可以容許。但在主義上，一切都該排斥。倘若懂得道理，識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如能研究批評，便于世間更為有益，我們也極歡迎。

人的文學，當以人的道德為本，這道德問題方面很廣，一時不能細說。現在隻就文學關系上，略舉幾項。譬如兩性的愛，我們對于這事，有兩個主張:

（一）是男女兩本位的平等。

（二）是戀愛的結婚。

世間著作，有發揮這意思的，便是絕好的人的文學。如諾威伊孛然（Ibsen）的戲劇《娜拉》（Et Dukkehjem）《海女》（Fruen fra Havet），俄國托爾斯泰（Tolstoj）的小說Anna Karenina,英國哈兌（Hardy）的小說《台斯》（Tess）等就是。戀愛起原，據芬闌學者威思德馬克（Westermarch）說，由于“人的對于我快樂者的愛好”。卻又如奧國盧闿（Lucke）說，因多年甚的進化，漸變了高上的感情。是以真實的愛與兩性的生活，也須有靈肉二重的一緻。但因為現世社會境勢所迫，以緻偏于一面的，不免極多。這便須根據人道主義的思想，加以記錄研究。卻又不可将這樣生活，當作幸福或神聖，贊美提倡。中國的色情狂的淫書，不必說了。舊基督教的禁欲主義的思想，我也不能承認他為是。又如俄國陀思妥也夫斯奇（Dostojevskij）是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但他在一部小說中，說一男人愛一女子，後來女子愛了别人，他卻竭力斡旋，使他們能夠配合。陀思妥也夫斯奇自己，雖然言行竟是一緻，但我們總不能承認這種種行為，是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外，是以不願提倡。又如印度詩人泰戈爾（Tagore）做的小說，時時頌揚東方思想。有一篇記一寡婦的生活，描寫對的“心的撒提（Suttee）”(撒提是印度古話，指寡婦與她丈夫的屍體一同焚化的習俗)，又一篇說一男人棄了他的妻子，在英國别娶，他的妻子，還典賣了金珠寶玉，永遠的接濟他。一個人如有身心的自由，以自由選擇，與人結了愛，遇着生死的别離，發生自己犧牲的行為，這原是可以稱道的事。但須全然出于自由意志，與被專制的因襲禮法逼成的動作，不能并為一談。印度人身的撒提，世間都知道是一種非人道的習俗，近來已被英國禁止。至于人心的撒提，便隻是一種變相。一是死刑，一是終身監禁。照中國說，一是殉節，一是守節，原來撒提這字，據說在梵文，便正是節婦的意思。印度女子被“撒提”了幾千年，便養成了這一種畸形的貞順之德。講東方化的，以為是國粹，其實隻是不自然的制度習慣的惡果。譬如中國人磕頭慣了，見了人便無端的要請安拱手作揖，大有非跪不可之意，這能說是他的謙和美德麼？我們見了這種畸形的所謂道德，正如見了塞在壇子裡養大的、身子像羅蔔形狀的人，隻感着恐怖嫌惡悲哀憤怒種種感情，快不該将他提倡，拿他賞贊。

其次如親子的愛。古人說，父母子女的愛情，是“本于天性”，這話說得最好。因他本來是天性的愛，是以用不着那些人為的束縛，妨害他的生長。假如有人說，父母生子，全由私欲，世間或要說他不道。今将他改作由于天性，便極适當。照生物現象看來，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續，與哺乳的努力，這是動物無不如此。到了人類，對于戀愛的融合，自我的延長，更有意識，是以親子的關系，尤為濃厚。近時識者所說兒童的權利，與父母的義務，便即據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時新的東西。至于世間無知的父母，将子女當作所有品，牛馬一般養育，以為養大以後，可以随便喚他騎他，那便是退化的謬誤思想。英國教育家戈思德（Gorst）稱他們為“猿類之不肖子”，正不為過。日本津田左右吉著《文學上國民思想的研究》卷一說，“不以親子的愛情為本的孝行觀念，又與祖先為子孫而生存的生物學的普遍事實，人為将來而努力的人間社會的實際狀态，俱相違反，卻認作子孫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顯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祖先為子孫而生存，是以父母理應愛重子女，子女也就應該愛敬父母。這是自然的事實，也便是天性。文學上說這親子的愛的，希臘诃美羅斯（Homeros）史詩《伊理亞斯》（Ilias）與歐裡畢兌斯（Euripides）悲劇《德羅夜兌斯》（Troiades）中，說赫克多爾（Hektor）夫婦與兒子的死别的兩節，在古文學中，最為美妙。近來諾威伊孛然的《群鬼》（Gengangere），德國士兌曼（Sudemann）的戲劇《故鄉》（Heimat），俄國都介涅夫（Turgenjev）的小說《父子》（Ottsy idjeti）等，都很可以供我們的研究。至于郭巨埋兒、丁蘭刻木那一類殘忍迷信的行為，當然不應再行贊揚提倡。割股一事，尚是魔術與食人風俗的遺留，自然算不得道德，不必再叫他混入文學裡，更不消說了。

照上文所說，我們應該提倡與排斥的文學，大緻可以明白了。但關于古今中外這一件事上，還須追加一句說明，才可免了誤會。我們對于主義相反的文學，并非如胡緻堂或乾隆做史論，單依自己的成見，将古今人物排頭罵例。我們立論，應抱定“時代”這一個觀念，又将批評與主張，分作兩事。批評古人的著作，便認定他們的時代，給他一個正直的評價，相應的位置。至于宣傳我們的主張，也認定我們的時代，不能與相反的意見通融讓步，唯有排斥的一條方法。譬如原始時代，本來隻有原始思想，行魔術食人的人，那便隻得将他捉住，送進精神病院去了。其次，對于中外這個問題，我們也隻須抱定時代這一個觀念，不必再劃出什麼别的界限。地理上曆史上，原有種種不同，但世界交通便了，空氣流通也快了，人類可望逐漸接近，同一時代的人，便可相并存在。機關是個我，總數是個人。不必自以為與衆不同，道德第一，劃出許多畛域。因為人總與人類相關，彼此一樣，是以張三李四受苦，與彼得約翰受苦，要說與我無關，便一樣無關，說與我相關，也一樣相關。仔細說，便隻為我與張三李四或彼得約翰雖姓名不同，籍貫不同，但同是人類之一，同具感覺性情。他以為苦的，在我也必以為苦。這苦會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因為人類的運命是同一的，是以我要顧慮我的運命，便同時須顧慮人類共同的運命。是以我們隻能說時代，不能分中外。我們偶有創作，自然偏于見聞較确的中國一方面，其餘大多數都還須紹介譯述外國的著作，擴大讀者的精神，眼裡看見了世界的人類，養成人的道德，實作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