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劉伯堅是中國共産黨早期的傑出革命者，他早年旅歐勤工助學，參與籌建旅歐中國少年共産黨等一系列革命活動，從蘇聯回國後，在黨的上司下改造西北軍，尤其是1931年11月，他參與上司甯都暴動，成為甯都暴動的靈魂人物，暴動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紅軍士氣，對中央蘇區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甯都暴動誕生了紅軍又一支主力紅五軍團，有力地推動了紅軍建設。
劉伯堅是中國共産黨第一代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革命者的傑出代表，他生前參與了自建黨到土地革命時期的一系列重大曆史事件，為中國共産黨上司的革命鞠躬盡瘁。甯都暴動是“中國蘇維埃革命中一個最偉大的士兵暴動”，“革命曆史上的一個偉大的光榮的一頁”，這次暴動直接打擊了國民黨的“圍剿”，而劉伯堅就是此次甯都暴動中的一個關鍵人物。
劉伯堅早期革命活動
劉伯堅生于1895年，四川平昌縣人。他從小接受過傳統教育，後接受新式教育，還崇尚習武，自幼萌生愛國思想和反抗意識。成年後，在四川軍閥陳炳坤處擔任秘書，深入了解了當時的中國國情。1918年毅然辭去蒼溪縣知事，考入成都高師。1919年五四運動影響了全國，劉伯堅在成都帶領其他學生走上街頭，融入進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潮之中。到了1919年秋，劉伯堅來到北京法文專修館學習，以備參加旅法勤工儉學。1926年，劉伯堅經上海乘船告别祖國前往法國，于當年8月4日抵達馬賽，在法國，劉伯堅樂于助人，勤奮好學，在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中享有較高聲譽，與趙世炎、徐特立等人共同上司了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反對中法大借款的愛國主義的鬥争、占領裡昂中法大學的鬥争，并在《旅歐周刊》等報刊發表了一系列進步文章，吸收了法國大革命和法國勞工運動的有益影響，傳播了馬克思主義，宣傳了俄國十月革命。1922年參加旅歐共産主義小組，參與上司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産黨，後擔任旅比支部書記，成為中國共産黨最早的組織工作成員。1923年11月，受黨的委派，劉伯堅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主要學習革命理論、紅軍建軍經驗和軍隊政治工作經驗，後擔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書記，負責中國班黨和團的政治說服，制定《軍事訓練二十一條》，有力地推動了旅莫支部工作的發展。
劉伯堅與西北軍（1925-1927）
1925年，國内形勢風雲突變，北京事變後，馮玉祥部國民軍被打敗，在李大钊的安排下，馮玉祥赴蘇聯考察學習，與劉伯堅建立起了聯系。1926年5月，劉伯堅動員旅莫斯科支部和各高校學生，熱烈歡迎馮玉祥抵達莫斯科。安頓好馮玉祥後，劉伯堅常至馮玉祥的住所通路，交流俄國革命經驗，商談國内形勢變化。因當時國共已開始第一次合作，劉伯堅本人亦按照黨組織意見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是以，他對馮玉祥介紹了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精神，宣傳國共合作，對馮玉祥産生了極大影響，劉伯堅和馮玉祥也在短時間内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7月，南方國共合作上司下的北伐風起雲湧，在劉伯堅等人的推動下，馮玉祥決定回國參加北伐，馮提出劉伯堅随其回國的請求得到了共産國際和黨組織的同意。在回國路上，劉伯堅深感馮玉祥軍閥部隊不良習氣明顯，要求馮玉祥改造自己的部隊，嚴肅紀律。9月17日，馮玉祥、劉伯堅等在五原誓師，舉起革命大旗，組建國民聯軍正式參加北伐，革命形勢為之一變。五原誓師後，劉伯堅就任政治部副主任，實際主持政治部工作，馮玉祥曾表示國民聯軍“黨務、政治、宣傳、組織、訓練等工作概由他負責。他的話，就是我的話，他的訓示，就是我的訓示，如有違抗，軍法從事”。國民聯軍在劉伯堅等共産黨人的參與改造之下，“注重整饬軍紀，官兵精神一振”。劉伯堅還非常重視團結國民聯軍各級官兵，稱贊國民聯軍是革命軍隊，馮玉祥是革命将軍。在劉伯堅的建議下，馮玉祥為國民聯軍提出了三個口号：軍隊政治化；打破官僚習氣；廢除陽奉陰違的惡根。劉伯堅推動組織了國民聯軍特别黨部，推動召開了中國國民黨國民聯軍全軍代表大會，并在大會作《國民黨的主張與大會的意義》，會上當選為執行委員，大會釋出了由其起草的《關于軍隊所到之處必須幫助發展地方黨務和群眾團體的電令》，促進了西北的革命發展。同時劉伯堅還在國民聯軍中發展黨的組織，除已在西北軍工作的宣俠父、劉振亞、袁血卒外，在劉伯堅的推動和中共北方局負責人李大钊的關心下，又有兩百多名共産黨員來到西北軍工作，他們中有陳延年、鄧小平、劉志丹等，他們為改造國民聯軍做了艱苦努力的工作。
對于劉伯堅上司的國民聯軍的政治工作，黨組織給予了充分肯定，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黨作出《關于國民軍令工作方法的決定》，高度評價劉伯堅在莫斯科系統地學習和研究過蘇聯紅軍的政治工作和政勞工員制度。劉伯堅在黨的訓示下，加強了國民聯軍政治工作，制定了《國民軍聯軍政治工作大綱》，明确提出要使每個土兵都能徹底了解革命的目的，使每個土兵成為有覺悟的為中國自由獨立而奮鬥的戰士。劉伯堅還加緊訓練幹部學生，為他們講授三民主義，使他們短期内成為政工幹部。而在國民聯軍，劉伯堅對董振堂的影響尤其大，他到董振堂部做演講，使其部明白為什麼要當兵，宣傳革命軍隊應當團結工農群眾，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
正是有了出色的工作，國民聯軍上下對劉伯堅評價極高。馮玉祥曾說劉伯堅“辦事極有精神，對于部屬，雖一分一刻鐘的時間，亦要查問其如何度過，并填表報告之。他自己每日工作十八小時，整日孜緻不倦，真是眠食俱廢，故工作有特殊成績。部屬同僚間對此之深為信仰敬佩，我不能因為他是共産黨員，就抹殺事實，說他不好。是為是，非為非，劉确實有熱心，有毅力，有才幹，有卓著的工作表現，我即無法不欽佩他。”劉伯堅還在國民聯軍上層努力做統一戰線工作，保持了與于右任、鄧寶珊等進階将領的密切聯系，并影響了一大批青年将領。1927年5月1日，劉伯堅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政治部部長，随後第二集團軍攻下鄭州，取得重大勝利。馮玉祥在總結勝利原因時充分肯定了劉伯堅上司的軍隊政治工作，使官兵“知有黨，知有主義”，“對農工群眾，尤其推心置腹”。
然而在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後，馮玉祥逐漸迷失了方向，與劉伯堅等共産黨人的分歧和沖突逐漸加深，馮玉祥決定“清黨”，将劉伯堅等共産黨員“禮送”出境，而沒有公開的黨員則繼續留在國民聯軍中，等待革命形勢的變化。劉伯堅雖然離開了西北軍，然而他卻在那裡種下了革命的火種。
劉伯堅與甯都暴動
大革命失敗後，黨組織安排劉伯堅再次赴蘇聯學習。1930年，劉伯堅回國，黨安排其赴江西革命根據地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部工作，在毛澤東、朱德的上司下，劉伯堅适應了革命根據地的戰争與生活，主動學習和貫徹古田會議精神，贊成和支援毛澤東的積極防禦方針，後擔任紅軍學校政治部主任，成為紅軍學校重要的上司者群組織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劉伯堅在新成立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工作。
而西北軍在馮玉祥的上司下參加了國民政府初期的新軍閥混戰，最終以失敗告終，其孫連仲等餘部被蔣介石收編為26路軍。1931年，蔣介石調26路軍開往江西贛南“圍剿”紅軍。一連串的挫折使得26路軍部分進階将領對前途産生懷疑，重新反思劉伯堅等在西北軍提倡的的共産黨革命主張，為甯都暴動埋下伏筆。5月，在朱德、葉劍英、劉伯堅等人的指揮下，紅軍擊敗26路軍高樹勳師。第三次反“圍剿”時期，26路軍進抵甯都，蔣介石指令其駐守甯都，陷入紅軍和國民黨嫡系部隊的夾縫之中。而26路軍多數是北方人，由于得不到供給，士兵許多人得瘧疾等疾病，造成了全軍怨聲不斷。此時，九一八事變爆發，為擺脫不利局面，26路軍部分進步軍官聯名通電國民黨中央，要求北上抗擊日本侵略者，被國民黨中央無情拒絕，在此形勢下，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聯合起來，成立“同志會”，為甯都暴動打下了堅實基礎。
在26路軍進駐甯都後不久，王超、袁血卒、李肅建立26路軍黨組織，決定在26路軍中發動暴動，制定了工作大綱和宣傳大綱，拟定了暴動的兩個辦法：一是急幹的，如紅軍與26路軍作戰時組織破壞；一個是緩幹的，以73旅學兵連作基幹發展黨的組織，加強其教育和訓練，然後将這批黨員分發73旅各連，在各連建立黨的組織，以作暴動的主力軍。後因黨派駐26路軍特派員王超在南昌誤投情報，使國民黨發現26路軍裡的黨組織，在嚴峻的形勢下，26路軍黨組織決定與中央蘇區取得聯系，積極準備暴動。
在進退維谷之際，季振同等人想到要聯合紅軍方為出路，怎麼樣才能聯合紅軍呢？同志會的主要成員都想到了劉伯堅，他們聯名給劉伯堅寫信，描述了他們過去被軍閥愚弄和欺騙，國民黨代表封建資産階級帝國主義者得利益，壓迫和剝削全國工農，國民黨造成了全國規模的大水災，斷送了東三省，帝國主義正瓜分着中國，“現在我國民族将被帝國主義、軍閥、資産階級壓迫得毫無生路，認清了隻有共産革命是中國唯一的出路，弟等同是窮人出身，同在重層壓迫之下”，将他們對當時的國情，對革命的出路真心表達出來。劉伯堅收到信後，馬上向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報告，使26路軍的相關情況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了解得更加清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當即表示歡迎季振同等人發動暴動。劉伯堅于12月7日給季振同、趙博生、山宇、董振堂回信，開頭即代表紅軍對季振同等人聯合紅軍的請求表示“十萬分熱烈誠懇的敬禮”，歡迎26路軍“來同紅軍共謀勞苦工農的解放”，劉伯堅在信中深有感情的回憶了他與26路軍官兵的交往曆程，“使我回想到我們過去在西北風沙中轉戰四千餘裡的三十萬國民軍”，痛感西北軍正是由于沒有政治上正确的上司，導緻白白犧牲，沒有得到一點革命的結果。劉伯堅激勵他們重新振作，“同志們，我們一别五年了，别後的辛苦不必盡述，我們現在又有機會在一起往前奮鬥了”，号召26路軍高舉蘇維埃的紅旗，在中國共産黨上司之下，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軍閥作一拼命的死戰。之後，季振同、趙博生和董振堂在甯都縣城南的一個山上，開會推選出此次暴動的領袖，結果共推季振同擔任，并再派代表前往紅軍聯系。劉伯堅等接見了代表，并再次向季振同、董振堂、趙博生回信，代表中革委會作出具體訓示。
劉伯堅的回信對甯都暴動的發動起到了關鍵作用，以建立紅軍第五軍團來改造26路軍，并對甯都暴動的時間安排、具體實施環節、政治口号設計等作了細緻的安排。12月12日晚8點，趙博生、董振堂、李青雲、袁血卒等根據劉伯堅回信召開會議，依據中革委會的要求制定了詳細的暴動計劃。因起義未準備好，南昌運來的棉衣13号才能到，故起義推遲一日，決定12月14日午後7時發動甯都暴動。
劉伯堅與紅五軍團
甯都暴動取得成功後，即于12月14日釋出由劉伯堅起草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宣言》，宣告了紅五軍團的正式誕生，這支軍隊是“在紅色的江西彭湃縣城（即舊甯都縣城）實行革命的暴動，消滅了豪紳地主資産階級的走狗反革命的軍官，扯毀了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幟，高舉着蘇維埃的紅旗，加入工農紅軍，編為中華工農紅軍第五軍團了”，莊嚴宣誓“我們永遠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指揮，永遠在中國共産黨上司之下，實行土地革命，打倒國民黨軍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完成中國民族的解放和統一。”第五軍團成立後，劉伯堅擔任了政治部主任，他團結官兵，政治說服細緻，重視宣傳工作和衛華娛樂工作，創辦了《猛進報》和猛進劇團，舉辦文娛訓練班，建立軍人俱樂部，活躍部隊生活，迅速地幫助紅五軍團在黨的上司下執行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的任務，建立了紅軍制度，建立了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員制度，清除了反革命分子，提拔工農幹部。更贛州、漳州、南雄等一系列戰役，逐漸使紅五軍團成為紅軍的一支主力部隊。但劉伯堅在第五軍團的活動也有局限，如參與季振同、黃中嶽“審判”事件，将他們定性為叛徒，這當然是在“左”傾路線影響下的一起錯誤事件。長征前，劉伯堅受到“左”傾冒險主義的排斥和打擊，沒能随紅五軍團長征，在贛南遊擊戰争初期突圍時被捕，後壯烈犧牲。
結語
多年後，紅五軍團首任政治委員，也是劉伯堅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的老同學肖勁光将軍在回憶甯都暴動時深情地記述了劉伯堅與甯都暴動的深切關系，“26路軍的起義，與伯堅的影響和具體的工作是分不開的。季振同就曾對我說過：‘我參加紅軍，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劉伯堅。’26路軍中老一點的官兵，很多都認識劉伯堅。他在五軍團工作，有很多便利條件，暴動以前，他積極做26路軍上層軍官的工作，參與了起義的策動，并親自把起義部隊迎接過來”。由此可見，甯都暴動的發動與成功是與劉伯堅自改造西北軍以來的革命工作緊密相連的，劉伯堅在26路軍中有深厚的群衆基礎，在他的光輝革命思想和偉大人格引導下，26路軍部分進階将領走上了暴動并參加革命，應當說，劉伯堅是甯都暴動的重要上司者，是紅五軍團的重要締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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