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21世紀的華語和華文：周有光耄耋文存》
轉自：語用學種草
原标題：《漫談藍青官話》
一、到處聽到藍青官話
20世紀80年代，一位北京語言學院的教師對我說，他的外國留學生學習國語已經能夠自由談話，并且每天看中文報紙， 但是在假期中從北京到外地去旅遊，聽不懂外地的方言國語， 要求補習方言國語。這位教師把我的談話錄了音，作為“吳 語國語”的聽力教材。我自己聽了自己的錄音，濃重的常州 土腔，實在難聽！我的老伴張允和是合肥人，她的國語是 “半精（北京）半肥（合肥）”，我的國語是“南腔北調”。我 們結婚至今67年，各說各的方言國語。
“方言國語”從前叫做“藍青官話”。這不是一種語言, 實際是多種語言，各地不同，各人不同，有的難懂，有的比較容易懂，“可懂性”差異很大。
“改革開放”初期，在全國政協的小組會上，竺可桢先生用他的浙江國語發言，土音濃重，大家聽不懂，叫我當翻譯。竺先生慨歎說，“我說英語能走遍世界，我說中國話走不出家鄉，我年輕時候沒有受到國語訓練，下一代青年必須像學習英語那樣學好國語!”
香港姚德懷先生說，梁啟超先生說一口廣東官話。光緒皇帝召見梁啟超，梁先生把“考”說成“好”，把“高”說成 “古”，光緒皇帝側耳傾聽，還是聽不懂。後來梁先生長期住在北京，可是鄉音難改；晚年在清華大學講學，王桐齡去聽講， 逢課必到，總是聽不到二三成。
沈從文先生的湖南國語也難懂。他長期住在北京，但是鄉音未改。他到美國講學，他的連襟傅漢思教授(Hans Frankel)當翻譯，遇到聽不懂沈的說話，隻好以自己的了解來進行解說，代替翻譯。有一次，我對沈從文夫人張兆和說，“從文的話我有兩成聽不懂”；張兆和說：“我隻有一成聽不懂！”
1955年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時候，黎錦熙先生曾對我說：“我一生提倡國語，可是我怎麼也丢不掉湖南土音!”其實，黎錦熙先生的湖南國語大家都能聽懂。
葉聖陶先生的方言國語有鮮明的蘇州特色，但是大家都聽得懂；可見帶有方音特色也不一定妨礙交際。
1956年成立“中央推廣國語工作委員會”，主任由陳毅副總理擔任，他一口四川話，但是大家都聽得懂；委員們多數鄉音未改，隻有不多幾位老北京能說“京音國語”。有人譏笑說：“自己說不好，還來推廣呢!”委員們說：正是由于我們一輩說不好國語，是以提倡下一輩要學好國語。大城市有大方言國語，小城市有小方言國語。"藍青官話”不是少數地方少數人的習慣，而是全國多數城市和地區的 廣泛存在。
二、藍青官話是怎樣形成的
“藍青官話”是中國的曆史遺留。它的實際情況以及形成過程，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這裡先談一點我個人的初步了解。
學習語言有三條途徑：(1)從母親學；(2)從教師學；(3)從群衆學。
（1）在母親懷抱裡學到的語言叫做“母親語”，這是人們的第一語言。
（2）從教師學到的語言可以稱為“教師語”，這是人們的第二語 言。廣播、錄音、電視、注音字母和拼音字母等輔助工具，可 以幫助教師口授，是口授的延長，是間接的口授。“教師語”是 “規範共同語”，在曆史上是西方近代教育發達以後才發展起來 的，它的普及主要依靠國小教育。
20世紀50年代，陳文彬先生研究日本在明治維新(1868) 之後普及國語的曆史經驗。他告訴我，日本普及國語用20年時間，實作學校以國語為校園語言，公共活動以國語為交際媒介。辦法主要是：進國小首先學習口頭國語，全國的報刊和書籍全 部用假名字母注音。“二戰”後，日本常用漢字減少到1945字, 報刊和書籍改為難字注音。
20世紀80年代，在台灣推廣“國語”有卓著成績的梁容若 先生來到北京。他告訴我，台灣基本上普及“國語”用了 13年 時間，達到學校以“國語”為校園語言，公共活動以“國語” 為交際媒介。辦法跟日本相似，主要是：國小重視口頭“國語”，出版全部注音的《國語日報》和多種注音讀物，充分利用 廣播和注音字母。
20世紀80年代，我兩次到新加坡，了解到他們實行英語和 華語的雙語言政策。他們經過十年努力，做到“學校裡多說華 語、不說方言，社會上多說華語、少說方言”。方法是：學校之 外，充分利用廣播、電話、電視和拼音字母。每年舉行一次 “華語宣傳月”，由總理主持。
以上是推廣“教師語”的成功經驗。
（3）學習語言的第三條途徑是從“群衆”學習，學到的語言可 以叫做“群衆語”，這也是人們的第二語言。
從“群衆”學習有不同的環境。我的方言國語起初是在 國小裡學來的，後來移居北京，又受了一些北京的影響。89年 前，我進的國小裡，師生來自幾個臨近的小方言區，讀書識字 用方言。師生共處，自然形成一種學校的方言國語，我不知 不覺地就學會了。1956年我家遷來北京，先後有幾位保姆，來 自四川和安徽的農村；她們初來時候，聽北京國語有困難；不久，由于天天到馬路邊的地攤市場買小菜，那裡有來自四鄉 和外地的人群，我家保姆在跟他們接觸中學會了菜市場的方言 國語，當然仍舊帶上四川和安徽的方音。這是我家從“群衆” 學習方言國語的經驗。
從“群衆”學習方言國語，“沒有教師，沒有教科書，沒 有教學計劃”，“三個沒有”，完全在日常生活的接觸中不經意地 得來。“方言國語”在各地有當地的模糊規範，互相大緻可以 聽懂，這就是所謂“普普通通的國語”。
中國傳統，重文字、輕語言，書同文而語異音，有文字教育、沒有語言教育，以能“筆談”為榮、不以不能“口談”為 恥。漢字有“超方言性”，各地讀成不同的方音，這也幫助了 “藍青官話”的形成。“超方言性”是文字的缺點，可是我們把 它當做優點。
2000年來，中國的官廳和士大夫階層，為了行政的需要，自然形成一種官廳共同語，稱為“官話”。官話沒有嚴格的标準。向來沒有正規的口語傳授，知識分子都是在不同的環境中 不經意地學來了馬馬虎虎的“藍青官話”。
方言國語不是辛亥革命之後“洋學堂”裡教出來的。至 晚在明清兩代就已經廣泛地自然形成了。說不定孔老夫子的 “雅言”也是山東的“方言國語”。
國語運動早期，人們認為，推廣國語隻要求大家能夠彼此 通詞達意就可以了，至于規定一個嚴格的标準，那不僅是不容 易做到的，也是事實上沒有必要的。這是民國初年流行的“藍青官話”理論。後來經過實踐，知道沒有一個明确的标準，在 辭典上給漢字注音也是無法進行的。
三、推普工作要知難而進
在電視中看到，中國老百姓很少說國語。看電視誰也不 能完全聽懂他們的說話。推普從國語運動算起，已經有一個世 紀了。成績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呢？
1998年末，報紙說大中城市能說國語的人口已經達到 80%,可是不知道這指的是“規範國語”呢，還是“方言國語”。
普及的标準是：學校以國語為校園語言，公共活動以普 通話為交際媒介。人們希望知道，全國有多少學校已經以普通 話為校園語言。推普成績需要用統計來說明。
對“方言國語”有兩種相反的看法。一種是肯定的看法， 認為方言國語是客觀的廣泛存在，應當利用來作為推普的基 礎，另一種是否定的看法，認為方言國語是沒有“達标”的 國語，提倡藍青官話隻會妨礙規範國語的推廣。對大衆來 說，學習“規範國語”，實際得到的往往是“方言國語”。藍青官話是未成熟的國語。這就是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 中”。語言學家王力先生說過：标準必須一緻，要求可以分級， 學習可以漸進。
不少人說，國語測試标準不應當過于重視“輕聲、兒化、 變調”等語音特點。據說，廣播員和電視主持人的口語中，這 些語言特點正在逐漸趨向弱化。是否真的如此，需要進行調查 研究。群衆對推普和測試，反對學院主義。聽聽群衆的意見或 許有利于改進工作。
全民學習“規範共同語”是資本主義大規模生産和全民 義務教育的産物。封建時代的人民安土重遷，大衆不需要規範 共同語。中國是一個正在勉強進入現代，而又戀戀不舍古代的 社會，建立和推廣規範共同語所遇到的問題，跟先進國家不同。
推普的成績高低是教育的寒暑表，教育的成績高低是社會 發展的寒暑表。推普工作任重道遠，需要改進方法，加強力度, 知難而進。
2001年2月20日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