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錢理群：我曾把希望寄托于70、80後，事實卻證明不過是一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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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錢理群先生為青年學人、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副教授唐小兵的著作《與民國相遇》所寫的序言。錢理群先生曾把希望寄托于當時二三十歲的大學生、研究所學生，即“七〇後”“八〇後”的青年，但以後的事實發展，卻證明了，我的這一期待，不過是一場美好而不現實的夢。“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在十年後崛起于思想文化學術教育界的年輕一代中。

新一代學人在掙紮中奔突而出的新學術

文/錢理群

（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并任清華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魯迅學會理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三任主編。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

來源/網絡

我和唐小兵隻見過兩面。第一次是2003年我退休後到複旦大學講學，唐小兵也剛考到上海讀研究所學生，就來聽我的課，後來寫了一篇《與錢理群相遇》，其中談到了我面對“精緻的冷漠和世故的清醒”的青年聽衆所感到的寂寞與尴尬，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将其收入了《錢理群講學錄》一書裡。

再就是一個多月前，已經在華東師範大學任教的唐小兵，從上海到北京開會，特意來找我聊天，像老朋友那樣，暢談了一下午。他将剛出版的第一本随筆集《十字街頭的知識人》送給我，以後又寄來了這本《與民國相遇》的書稿，希望我為之寫點什麼。我欣然同意了。

之是以答應得如此爽快，是因為我一直在關注唐小兵這一代學人，并且看好唐小兵，他的“初出茅廬”之作自然引起我的興趣，并且有話可說，要說。

這需要從十七年前說起。1998年我給自己的研究所學生和通路學者做了一次談話，題目是《沉潛十年》（文收《我的教師夢》），要求他們“一定要‘沉靜’下來，即‘闆凳甘坐十年冷’，着眼于長遠的發展，打好做人的根基、學術的根基，而且要‘潛入’下去，潛到自我生命的最深處，曆史的最深處，學術的最深處”。

以後，這就成了我和青年交往的主要話題。例如2004年以及其後數年間在煙台大學等高校做《漫談大學之大》的演講，同年和青年志願者談“我們需要農村，農村需要我們”時（文收《緻青年朋友》），也都反複告誡在讀的大學生、研究所學生“應該把目光放遠一點，不要迷惑于眼前的一時一地之利，更應該擺脫浮躁之氣”，要“學學大俠的定力，排除一切幹擾，不為周圍的環境、氣氛、輿論、時尚所動，氣定神閑，我行我素”，“在苦痛的沉默”中“沉潛十年”，并一再表示，“我把希望寄托在十年後發表自己的意見的那一批人身上，我十分關注他們，或許他們才真正決定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希望在這批人身上，而不在現在表演得很起勁的一些人，那是昙花一現！”

我把希望寄托于當時二三十歲的大學生、研究所學生，即“七〇後”“八〇後”的青年，是基于對我自己這樣的20世紀50年代的大學生，即“三〇後”這一代，和“文革”時期的大學生、中學生，即“四〇後”“五〇後”“六〇後”的失望與不滿。

這樣的不滿，首先是知識結構上的，在《沉潛十年》的談話裡，就談到“我們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是在‘批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不僅因為不懂外文，對于西方文化了解甚少，對西方現代文化甚至處于無知狀态，而且古文的根底也很差，于古代傳統實際上是不熟悉的。這些年雖有些彌補，但卻不可能根本改變這樣的知識結構上的先天不足”，而“比我們年輕的，成長于七八十年代的，也是目前學術界最活躍的這一代學者，他們中除少數人古代文化的基礎較好，大多數也是80年代先打下‘西學’的基礎，到80年代末以後，才來補‘中學’的課的”。

而更讓我不滿和憂慮的，是精神境界的問題。我曾自嘲說我們這一代是“沒有文化的學者，沒有趣味的文人”，和我們的老師輩（即唐小兵這本《與民國相遇》讨論的民國那一代學者）的差距是十分明顯的。而對當時被稱為“第三代學人”的四〇、五〇、六〇後那一代，我在表示對他們“懷有極大的期待”的同時，也有嚴峻的觀察。

在1997年寫的《我們欠缺的是什麼》（收《壓在心上的墳》）一文裡，專門談到了“文革”的失誤造成的“曆史的陰影在這一代學人精神氣質上的消極影響”：“如有的學人（不是全體）身上或明或隐的霸氣（對異己者的不相容），以至流氓氣（把政治、經濟鬥争的手段用于學術，習慣于使用權術）；有的學人從消極方面接受教訓，顯示出自我精神境界與學術境界的褊狹和拘謹，或自覺、不自覺地依附（美其名曰‘利用’）權勢，趨同潮流，等等。”

可以看出，無論是對自己這一代，還是下一代，我的不滿，都不在個人，而是要檢讨“由于本世紀（指20世紀）我們民族的種種不幸遭遇，也包括自身的失誤，由幾代人組成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整體素質上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憾”，我強調，“對此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自我檢討”，“我們正應該從‘自我否定’開始，邁開走向新世紀的步伐”。

是以，我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再三呼籲年輕一代“沉潛十年”，并将希望寄托于七〇、八〇後這一代，其實是期待在新世紀有一個較好的學術生态和生存空間，新一代的學人能夠無論在知識結構，還是精神氣質上獲得更為健全的發展，使知識分子整體素質上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看來，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能否在曆史轉折期的中國發揮應有的作用，中國的思想、文化、學術能否獲得健康發展的關鍵。

但以後的事實發展，卻證明了，我的這一期待，不過是一場美好而不現實的夢，本身就是我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精神氣質的弱點的一個大暴露，這又引起了我的新的反思。

在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慶時，我發表了題為《尋找失去的大學精神》（收《緻青年朋友》）的講話，談到我期待的年輕人“沉默十年”後開始發言時，我卻在他們中間發現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養，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無可挑剔，他們驚人的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誠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體制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維護“一己的利益”，這已經成為“他們的言行的唯一的絕對的直接驅動力”。

我當然知道，這樣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在十年後崛起于思想文化學術教育界的年輕一代中，隻是少數，但他們的能量極大。坦白地說，這是我呼籲“沉默十年”時，絕對沒有想到的：這裡所發生的，正是“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的悲喜劇。

我的這個講話在當時沒有引起注意，卻在幾年後突然在網上傳開。這也是我沒有料到的，也是以引發了新的思考：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這也是我讀唐小兵的《十字街頭的知識人》首先想到的。小兵所談到的“高校青年教師群體”的生存環境，提醒我注意到，新世紀學術生态的變化，這可能是關鍵所在。

不可否認，和我們的時代相比，唐小兵這一代學人的成長環境，還是有許多曆史的進步的：對世界文明和中國傳統文明的開放心态，随着經濟的發展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态的改善，教育與科研的發展，和平建設的社會氛圍，都使得年輕一代在知識結構上顯然比我們更為合理，在視野的開闊、精神的自由、思想的解放上都有長足的進步。但同時，更應該正視的，是新一代學人面臨的學術生态環境并沒有發生我所期待的根本變化，反而出現了更為嚴峻的問題。據小兵的研究和我的觀察，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小兵所說的，高校青年教師這個群體，“因其在學術鍊條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随的低收入和高強度的工作量，以及他們（尤其是人文學科）因知識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個性，這群人除非内心特别強大的或者極度超脫的，容易感受到生存環境與社會（包括家庭）期待之間的觸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帶來的無助感甚至恥辱感”（《高校青年教師群體：精神貴族還是知識勞工》）。

我在前述《尋找失去的大學精神》的演講裡也談到，高校的青年教師“實際上已經成為學校裡的弱勢群體。當今的中國大學，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獨立的利益訴求和自由表達的權利，以及參與學校各級行政上司的選聘、參與決策過程、制定遊戲規則的權利，教授因其學術地位還有一點有限的發言權，而青年教師連學術上的發言權都沒有，這種狀況嚴重影響了教職員工的積極性，成為束縛教學和學術生産力的主要原因”。

這裡已經涉及教育的行政化、體制化問題。唐小兵文章裡引述的應星的論述是同一個意思：“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紀以來，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強，國家調整了對學界的治理技術，一方面加大了對學界的資源投入，另一方面通過‘數目字的管理’增強了大學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級課題、基地、學術點、獎項等在内的各種專項資金來有意識地引導學界。如今，大學已經成了一個新的淘金之地”，“學界腐敗之深已不亞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過之的是，學界的腐敗卻很少受到體制的追究”。

小兵對此深有體會，他認為這樣的行政化、體制化導緻的學術腐敗，“确實是支配當代中國學院和科研機構的基本邏輯。青年教師正是處于這種堅硬的現實之中，在這種數字化管理的驅逐之下，高校已經公司化，以競争體制内的資源為主要目标，高校青年教師就成為學術生産的主力軍”，他們面臨的選擇，不是充當“知識勞工”，甘願受剝削，就是設法擠進既得利益集團，分得一杯羹。

說到高校既得利益集團，又涉及應星文章裡談到的“學界新父”。我在1997年談到第三代學人中某些人（當然不是全體！）的霸氣、流氓氣，對權勢的依附，在他們掌握了與行政權力相結合的學術權力以後，就自然成了這場體制内資源争奪戰的優勝者、既得利益者。他們在現行國家與教育體制裡，實際扮演了兩個角色。一是作為“社會活動家型、政治活動家型的學者”，實際上充當了魯迅說的“官的幫忙幫閑”“商的幫忙幫閑”，他們也借此獲得或強化了自己的學術統治地位。二是作為壟斷學術權力的“新父”，掌握學術選題、立項、評定和職稱審定的生殺大權，在學術圈内實行家長式的統治。

唐小兵有篇文章《學術批評的潛規則》，談到了學術會議上的學術評議的圈子化、等級化、形式化及單向化，我也終于明白了自己這些年總要逃避學術會議的原因。但在學院求生存的年輕學人卻不能逃避，而必須遵循“學術江湖”的潛規則，如小兵所說，這樣的“學院自身的邏輯和規則”對學術正常發展的阻礙，是不能簡單地歸之于外部環境的。

小兵總結說，“青年教師就生活在由剛性的課題管理體制和柔性的父權式（家長式）人際結構構成的學院文化之中，他們在學術上和精神上要實作雙重的突圍，何其困難！”讀到這裡，我仿佛感到一股冷氣襲來：我終于懂得我寄以希望的七〇後、八〇後的學人在他們出山以後的選擇的艱難與不盡如人意的原因了。

這裡的關鍵，還是一個信念的問題，即對于精神、思想、人性，對于曆史、學術，有沒有一個基本的信念，以至信仰；能不能從精神的堅守，思想的自由馳騁與學術的苦心探讨，曆史真相的追索中感到興趣、快樂，獲得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我曾經說過，對于學院派的學者，“學術本身就構成了生命中自足的存在”，不需要從學術之外尋找樂趣、意義和價值。我是以對年輕的研究所學生說：

“如果你當了三年研究所學生以後，不能從學術中感到快樂，你無法迷戀于學術，這就說明學術研究工作不适合你，那我建議你放棄學術，趕緊改行。這是很自然的選擇，也不要不好意思。我們自有自己的學術尊嚴，但也不必把學術研究神聖化、道德化。不能認為，放棄學術研究，就背叛了學術，就是精神的庸俗化。學術研究，不過是一批癡迷于學術的人進行的精神勞動。堅守學術，因為我感到快樂；享受不到快樂，就走人。事情就是這麼簡單。”（《學術研究的承擔》，收《重建家園》。）

也就是說，我們既要面對學術生态惡化，學人分化這些嚴峻的現實，但也要以平常心去對待。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必須有自我檢討意識，清醒地認識到，在學術生态沒有根本改變、知識分子整體素質的根本性缺憾沒有得到有效改正的情況下，中國的學術，特别是人文科學，是不會大有作為的；而有了清醒于自己“不能做到什麼”的前提，反而可以更清醒地知道自己“能夠做什麼”，而且這個“做什麼”的空間和餘地，還是相當大的。唐小兵的研究本身就說明了這一點。我們也終于可以讨論小兵的這本《與民國相遇》了。但這篇文字已經寫得太長，也隻能簡略地說一說。

這不是正規的學術著作，是研究過程中随手寫下的學術獨幕喜劇，但也表明了小兵正是他在書中一再提到的阿倫特所說的“認真對待文化的人”，“知道如何在古往今來的人、事和思想中，選擇他的友伴的人”。是以，他在寫《與民國相遇》時，是有兩個自覺的追求的。

一是從民國學術前輩那裡，汲取現實生活中失落的學術精神和方法資源。比如《接續民國史學傳統》裡用韋伯的話形容華東師大曆史系王家範老師的“研究狀态”：“沒有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狀态’，沒有這種‘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的壯志，你将永遠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召喚”；并将先生的治史經驗歸結為“材料”與“思想”兩條，“前者是苦功，後者是靈性，判斷和聯想的能力”，是以，“太乖巧而不刻苦的，難成為曆史學家”，“刻闆而缺乏思想，不敢獨立思考的，就很難成為出色的曆史學家”。小兵情不自禁地說：“善哉斯言！”他是把這些看似常識，卻很難做到的學術基本功學到手了。

但小兵更要做的，是尋找适合自己的研究之路。比如他提出要“穿透意識形态的重重迷霧，而窺知曆史與人性的真相，進而呵護生命之尊嚴與自由”（《學人本色許倬雲》）；要追尋“潛伏在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蛛絲馬迹”（《毛彥文的感情世界》），探索“解讀曆史人物精神世界和政治實踐的新途”（《宋教仁與道德嚴格主義》）；要關注“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小人物的情感與記憶”（《書生吳宓的辛亥志》），書寫大時代的“另類曆史”（《摩登上海的另類曆史》）；要通過“别出心裁的小叙述”，揭示“波瀾壯闊的政治過程背後‘失蹤了的曆史’”（《從日常生活拯救知識分子的曆史》），開拓新的研究領域：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們的大學史該如何書寫？》），公共輿論空間（《民國報人的風骨》），文人交往的公共空間（《“單身漢”金嶽霖的美好生活》《林徽因與“太太的客廳”》《文化上海的曆史記憶》）；以“史識”為曆史研究的“靈魂”，而“史識”又“建築在廣闊的知識結構、恢弘的曆史視野、紮實的文本細讀、深邃的曆史思辨與蒼涼的現實感等等之上”（《知士論世的史學》），等等。

應該說，所有這些追求都貫穿于全書的寫作中，這就使得這本原是研究“副産品”的小書的背後，有了一個更為豐厚而遠未完全展開的研究新天地。我讀了以後，既感到新奇：書中談到的許多方面，都是我過去在研究中未曾注意的；又感到親切：在學術追求上我們确實有許多相通之處。

我曾經說過，我們的曆史研究的最大問題是“隻有曆史事件而無人；或者有曆史偉人、大人物，而無普通人、小人物；有群體的政治，而無個體的心靈世界”（《“遺忘”背後的曆史觀和倫理觀》，收《幸存者言》）。我是以确定自己的文學史研究、曆史研究，“關注、研究的中心，始終是人，人的心靈與精神。是大時代裡的人的存在，具體的個體生命的存在，感性的存在”，“我要處理的，始終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存在的複雜性與豐富性，追問背後的存在的意義與人性的困惑”，“而我的寫作，也始終追求曆史細節的感性呈現，具有生命體溫的文字表達”（《大時代裡的個體生命——錢理群作品精編總序》）。

現在我在小兵的新書裡，也看到了類似的曆史觀念與寫作，真有如獲知音之感。這大概也是反映了當下中國學術研究的真實狀況：盡管每一個堅守學術的個人，都是孤獨與寂寞的；但也總能找到同道者，也就能夠在相濡以沫中，一路掙紮着奮力前行。在總體上我們多少有些悲觀、困惑；但進入具體的研究，我們又總能陶醉其間，享受創造的樂趣。讓我們就在這掙紮與享受中堅守下去罷。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