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除煩惱須成佛，各有因緣莫羨人”，雖說各有因緣，然這塵世間的種種因緣，往往終是落得個啼笑皆非的結局。
《啼笑因緣》其實幾年前便早已讀過，隻是這續的部分，卻是頭一次得見，讀完心中一股遺憾之感頓起，卻又深深覺得，這遺憾之中更是另有一種圓滿，意料之外卻也是意料之中，無怪乎嚴獨鶴稱贊“恨水先生的作品，至少可以當得‘不同凡俗’四個字”。
說是張恨水的作品不同凡俗，實則“不俗”中還蘊含着“大俗”，這俗就俗在他的一段故事百轉千回之間寫遍了世間百态，上至名利場，下到市井巷，無論達官顯貴還是平民百姓，皆在這裡“摘下面具”，演繹着真實的人世間。而不俗之處又在于，這千人千面中，各有各的活色生香，與此同時，故事之外更揭露了深刻的現實意義，進而引發讀者的深深思索。
這種俗與不俗之間的巧妙轉換，正如袁瑾教授在《試論張恨水筆下的市民社會》一文中所寫：
“縱觀張恨水的小說之林，那裡涵蓋的生活面是相當廣泛的：議會、豪門、劇場、妓院、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會館、學校、廟宇、街巷、大雜院、小住戶、進階飯店、貧民窟，無一不在作者的審美視野中；人物也是相當多：總統、軍閥、議員、遺老、遺少、文人、學者、演員、僧人、學生、車夫、乞丐、三教九流無一不在作品的審美攝獵的鏡頭之内。這裡有對腐敗、龌龊的揭露與批判，也有對貧苦百姓的同情與贊美。”
這樣的通俗文學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後曾收到過新文學陣營的嚴厲批判，謂其曰取媚于市民大衆的“鴛鴦蝴蝶派”，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得以被重新審視、評價，《啼笑因緣》作為“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之作，自然也是如此。
《啼笑因緣》裡三女追一男的橋段卻并不是我們司空見慣的黃金檔狗血劇情，三位女子身份階層和思想個性皆是迥然各異，卻不約而同地傾心于男主角樊家樹。這實非樊家樹主角光環的加持，而是因為，接受了現代平等思想的進步青年樊家樹，雖是富家子弟出身，卻并無纨绔之風，他潇灑多金卻不鋪張浪費，有着扶貧濟弱的正義感，不會因對方身份地位的卑微而不屑一顧，也不會因為其尊貴富有而阿谀奉承。
大概正是因為樊家樹這樣的風範與風度，才不由得吸引三位風采各異的女子為之側目。
然而這“因緣”卻終非“姻緣”，良緣孽緣皆是因緣，一段因果叢生之後，遍地恩怨情仇。張恨水在對《啼笑因緣》的續寫中，給這三段感情中的女子們以最适合她們的結局，雖不免傷心遺憾，但卻使整個故事得以升華。
書中最先出現的女子關秀姑，在一開始似乎是最不起眼的那個，也是在結束時最讓人敬佩、愛戴、不能釋懷的那個。看似貌不驚人的“粗丫頭”，卻是最豁達正義的俠女子。秀姑的父親關壽峰也是有着一番俠義心腸，機緣巧合之下與樊家樹結成莫逆之交，他曾因樊家樹家裡的一些“明示暗示”而搬離原住所，遠離富貴紛擾；也會因樊家樹在他病重之時的出手相助而為其出生入死，義不容辭。
秀姑曾鐘情于樊家樹，縱使是機智正義的俠女，在遇到心悅之人時，也難免有小兒女心腸，然而她的愛是默默無聞，在得知家樹心有所屬時能夠豁達放手，也不會因愛生恨，反而愛其所愛，幫助并守護着家樹。
情愛讓她仿若生了一場大病，甚至一度産生出家的想法，寺廟中的靜覺師傅一語驚醒夢中人，而無意之中聽到的對話也讓她更加放下心中煩苦，“别向天上看牛郎織女了，讓牛郎看咱們吧。他們在天上，一年倒還有一度相會，看着這地下的人，多少在今天生離死别。人換了一班，又是一班，他們是一年一度的相會着，多麼好！我們别替神仙擔憂，替自己擔憂吧。”是啊，這人世間那麼多的生離死别，不如就過好這每一天的日子，擔憂那麼許多又有什麼用處？
在續寫部分當中，圍繞着秀姑的“愛”也延伸出更為深刻的意義，從她與家樹之間兒女情長的小愛，升華為家國天下的大愛，雖然她的結局讓人不勝唏噓，卻也正将她映襯得不染塵埃。
至于沈鳳喜與何麗娜，完全就像鏡子的正反兩面，不僅長相極為相似，她們的身世經曆更是因為強烈的對比而叩擊着人心。她們一個貧一個富；一個是天真爛漫、會唱大鼓的“灰姑娘”，一個是在酒會舞會中談笑風生的富家女；一個被人搶了去做金絲雀，卻一頓痛打發瘋喪命，一個為了愛情放棄了她縱情浪漫的生活卻依然愛而不得；一個心比天高卻又命比紙薄，一個悟得了“人生于世，要應當及時行樂。現在能快樂，現在就快樂一下子，不要白費心機，去找将來那虛無缥缈的快樂”……
各人有各緣，正如小說中何麗娜的一句閑談：“譬如人的面孔，雖不過是鼻子眼睛，可是一千個人，就一千個樣子。是以愛情的局面，也是一千個人一千個樣子。”
三個女子看似都在感情道路上無疾而終，實則都因着她們各自性情和經曆的不同而踏上了其應到的去處，從《啼笑因緣》的不續而續，到真正得見張恨水的親筆續寫，那個特殊的時代給了這個故事更多不一樣的風采，既有三教九流、人間百态，也有富貴榮華、歌舞升平，更有俠肝義膽、家國大愛，這樣的一部小說不僅僅是一幅描摹了世俗社會的畫卷，也是一部帶有濃厚時代特色的風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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