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能專注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很不容易。讓證據發聲，為逝者證言，30多年來，我上下求索，朝夕不倦。”2021年度“南粵創新獎”獲得者，廣州市刑事科學技術研究所所長劉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現出對“一”的執着：一以貫之，一如既往……
從警以來，劉超紮根基層一線，從事法醫學研究與鑒定工作。他于實踐中不斷創新技術，在死因鑒定、國産試劑及裝置研發等方面取得多項突破性成果；又将技術重新反哺于實踐，帶領技術團隊，主持重大、疑難案件達 6000 多宗，無一差錯。
劉超在刑偵現場
作為法醫遺傳學的警務技術專家，劉超除了一線刑偵、技術研發創新，還主編《進階法醫學》等專著6部，發表論文 355 篇，培養博士、碩士 35 名，集實踐、研發與傳授于一身。30多年來，劉超榮立個人一等功2次，獲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全國公安系統二級英模、全國優秀人民警察等榮譽。
三十年打磨出三個科研平台
“一個人死了，因何而死？是誰加害？加害過程是什麼？證據是什麼？”這是劉超每次面對刑事現場不斷拷問自己的問題。30年來，他帶領建立了全國公安機關唯一的“法醫病理學公安部重點實驗室”、全國地方公安機關唯一的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廣東省唯一的法醫遺傳學重點實驗室。
利用DNA鑒定技術破解案件
“剛來廣州市警察局的時候，實驗室就我一人，連試管也是自己騎單車去買的。”1991年，劉超剛從中山醫科大學研究所學生畢業，被配置設定到廣州市警察局，當時全國在DNA技術方面是一張“白紙”，他笑稱自己是“白手起家”，一幹就是30多年。
當時，建于1993年的實驗室隻能解決新鮮檢材的檢驗，微量檢材、腐敗檢材都檢驗不了。然而，廣東鼓勵創新的氛圍為劉超的技術突破提供了沃土，“廣州市警察局當時給了第一筆資金是88萬，比起同齡的科技工作者，這是一筆非常大的資金。”
他在6000多份惡臭難聞的腐敗屍體檢材中去尋找突破口，反複實驗，曆經10年，終于建立了腐敗檢材 DNA鑒定技術。為了去填補全國在DNA鑒定的空白，在他的指導下，全國18個省市建立了DNA檢驗室。
“就像我們要将現場拆分開，去提取蛛絲馬迹，DNA鑒定技術就是将DNA片段拆分開去比對、去破解謎題。”在2004年發生在廣州黃埔的一起案件中，劉超就憑借強大的DNA技術破解了謎團。
2004年，一名嫌疑人因為一場糾紛緻3人死亡、1人重傷，第二天一早便離開廣州，在陝西的煤礦裡躲了6個月。後來他回到村子裡，再也沒出來，成為大家口中的“老實人”。
當劉超利用現場的檢材追蹤到嫌疑人時，“戶籍資料顯示他隻有一米五幾，但現場分析嫌疑人身高應該有一米七幾。”劉超選擇相信DNA技術的科學性和準确性，在将嫌疑人抓捕之後，了解得知，資料上的身高是他自報的。十幾年的命案終于真相大白，而DNA成了解開謎題的關鍵鑰匙。
參與建設第一個“打拐”DNA資料庫
“一個孩子牽扯了一家三代，從某種角度來說，拐賣兒童在我們看來跟殺人放火一樣，對社會的危害是同樣嚴重的。”劉超将“打拐”行動與偵破命案等同視之，用DNA檢驗技術助力“團圓行動”。
2000年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遼甯省公安廳、北京市警察局、廣州市警察局四個機關聯建了國際上第一個“打拐”DNA資料庫。“邊建邊用邊總結，這是我們的制度優勢，四家機關聯建的方法實作了标準、方法的統一，這樣也提高比對度。首例成功比對被拐兒童親生父母的案例就是在我們機關。”劉超介紹，2000年他們從零開始，取得十分顯著的社會效益。
讓他記憶尤深的是與那一地花生有關的“團圓夢”。茂名有一對夫婦帶着孩子在東莞打工，孩子不幸被拐走。為了找回孩子，他們走南闖北，到全國二十幾個省市尋親八萬多公裡。大海撈針卻杳無音信，最終借助DNA資料庫，警方在貴州找回了他們的親生孩子。
“一大早天還沒亮，這對夫婦把地裡的花生都挖了，帶着花生和錦旗來所裡。對一名法醫來說，看到這個場面，真的是終生難忘。”帶着謝意的花生，正如紮根于法醫崗位的劉超一般質樸純粹。
如今“團圓行動”不斷成功找回2000多名被拐兒童，效率的提升得益于技術的精準與進步。劉超向記者介紹：“曾經我們用的試劑是國外進口，僅能做9個遺傳标記。在2009年的時候我們研發了第一個國産試劑，一次能做15個遺傳标記檢驗。到如今，我們一次性可以檢驗30多個遺傳标記檢驗。我們正朝着更精準、更高靈敏度的方向去發展。”
【記者】馬瑞婕（見習記者） 王佳欣
【通訊員】區靖雯 張毅濤 陳玉敏
【作者】 馬瑞婕；王佳欣
廣東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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