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能专注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很不容易。让证据发声，为逝者证言，30多年来，我上下求索，朝夕不倦。”2021年度“南粤创新奖”获得者，广州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刘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现出对“一”的执着：一以贯之，一如既往……
从警以来，刘超扎根基层一线，从事法医学研究与鉴定工作。他于实践中不断创新技术，在死因鉴定、国产试剂及设备研发等方面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又将技术重新反哺于实践，带领技术团队，主持重大、疑难案件达 6000 多宗，无一差错。
刘超在刑侦现场
作为法医遗传学的警务技术专家，刘超除了一线刑侦、技术研发创新，还主编《高级法医学》等专著6部，发表论文 355 篇，培养博士、硕士 35 名，集实践、研发与传授于一身。30多年来，刘超荣立个人一等功2次，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
三十年打磨出三个科研平台
“一个人死了，因何而死？是谁加害？加害过程是什么？证据是什么？”这是刘超每次面对刑事现场不断拷问自己的问题。30年来，他带领创建了全国公安机关唯一的“法医病理学公安部重点实验室”、全国地方公安机关唯一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广东省唯一的法医遗传学重点实验室。
利用DNA鉴定技术破解案件
“刚来广州市公安局的时候，实验室就我一人，连试管也是自己骑单车去买的。”1991年，刘超刚从中山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广州市公安局，当时全国在DNA技术方面是一张“白纸”，他笑称自己是“白手起家”，一干就是30多年。
当时，建于1993年的实验室只能解决新鲜检材的检验，微量检材、腐败检材都检验不了。然而，广东鼓励创新的氛围为刘超的技术突破提供了沃土，“广州市公安局当时给了第一笔资金是88万，比起同龄的科技工作者，这是一笔非常大的资金。”
他在6000多份恶臭难闻的腐败尸体检材中去寻找突破口，反复实验，历经10年，终于建立了腐败检材 DNA鉴定技术。为了去填补全国在DNA鉴定的空白，在他的指导下，全国18个省市建立了DNA检验室。
“就像我们要将现场拆分开，去提取蛛丝马迹，DNA鉴定技术就是将DNA片段拆分开去匹配、去破解谜题。”在2004年发生在广州黄埔的一起案件中，刘超就凭借强大的DNA技术破解了谜团。
2004年，一名嫌疑人因为一场纠纷致3人死亡、1人重伤，第二天一早便离开广州，在陕西的煤矿里躲了6个月。后来他回到村子里，再也没出来，成为大家口中的“老实人”。
当刘超利用现场的检材追踪到嫌疑人时，“户籍资料显示他只有一米五几，但现场分析嫌疑人身高应该有一米七几。”刘超选择相信DNA技术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在将嫌疑人抓捕之后，了解得知，资料上的身高是他自报的。十几年的命案终于真相大白，而DNA成了解开谜题的关键钥匙。
参与建设第一个“打拐”DNA数据库
“一个孩子牵扯了一家三代，从某种角度来说，拐卖儿童在我们看来跟杀人放火一样，对社会的危害是同样严重的。”刘超将“打拐”行动与侦破命案等同视之，用DNA检验技术助力“团圆行动”。
2000年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辽宁省公安厅、北京市公安局、广州市公安局四个单位联建了国际上第一个“打拐”DNA数据库。“边建边用边总结，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四家单位联建的方法实现了标准、方法的统一，这样也提高匹配度。首例成功比对被拐儿童亲生父母的案例就是在我们单位。”刘超介绍，2000年他们从零开始，取得十分显著的社会效益。
让他记忆尤深的是与那一地花生有关的“团圆梦”。茂名有一对夫妇带着孩子在东莞打工，孩子不幸被拐走。为了找回孩子，他们走南闯北，到全国二十几个省市寻亲八万多公里。大海捞针却杳无音信，最终借助DNA数据库，警方在贵州找回了他们的亲生孩子。
“一大早天还没亮，这对夫妇把地里的花生都挖了，带着花生和锦旗来所里。对一名法医来说，看到这个场面，真的是终生难忘。”带着谢意的花生，正如扎根于法医岗位的刘超一般质朴纯粹。
如今“团圆行动”不断成功找回2000多名被拐儿童，效率的提升得益于技术的精准与进步。刘超向记者介绍：“曾经我们用的试剂是国外进口，仅能做9个遗传标记。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研发了第一个国产试剂，一次能做15个遗传标记检验。到如今，我们一次性可以检验30多个遗传标记检验。我们正朝着更精准、更高灵敏度的方向去发展。”
【记者】马瑞婕（见习记者） 王佳欣
【通讯员】区靖雯 张毅涛 陈玉敏
【作者】 马瑞婕；王佳欣
广东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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