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是一出經典而出色的古希臘悲劇，由劇作名家索福克勒斯創作，約在公元前431年演出。
《俄狄浦斯王》劇本情節從俄狄浦斯已成為忒拜的新國王、而忒拜正在遭受災難的時間開始，通過俄狄浦斯尋找殺死忒拜前國王拉伊俄斯的兇手的行為，不斷倒叙呈現目前時間線以前的故事。這一系列事件穿插在一條又一條線索之中，最終構成一個完整的、悲慘的古希臘故事。
最初的那個解決了斯芬克斯之謎的、意氣風發的少年智者，是如何一步步淪入"殺父娶母"這樁驚天的人倫醜聞，并最終弄瞎自己雙眼，變成一個又瞎又跛的流浪漢糟老頭的？這樣悲慘、招人恻隐憐惜，而又無可抵抗的沉痛命運，又是如何具有了審美效果的呢？
今天，小編就在這裡為大家分析分析。
西方審美類型理論是實體和本質的宇宙，這使整個西方世界被一分為二：已知的世界和未知的世界。
悲作為審美對象的性質是人與現實的審美關系達到一定程度的産物。
對人有敵對性、具有否定意義的"悲"之是以能成為審美對象，是基于兩個截然相反、卻相輔相成的條件：
第一是普遍性，即悲劇總是源于我們不斷前進着的生活；
第二是特殊性，即悲劇無法對我們的生活造成實際危害。
這就決定了西方文化的美學理論最初就是美，在古希臘時期，"美"則表現為"悲劇和喜劇"這兩大基本類型。
古希臘的悲劇藝術在通常認知中，除卻其仿佛與生俱來的光榮與壯美，往往是具有豐富的教育意義的。
這一認知的鼻祖是亞裡士多德，他在《詩學》裡對"悲劇該如何創造"做了一系列規定（prescription）而非描述（description）：比如悲劇是一個正義的人從好的境況跌落到壞的境況；比如悲劇主角必須超越普通人——這意味着悲劇不應該有女主角，因為"女人是劣于男人的"（這點随着古希臘悲劇的名目整理不攻自破）；比如悲劇的功用是激起觀衆的"憐憫"和"恐懼"，讓他們（觀衆）的情感收到"淨化"等。
對于俄狄浦斯王——我們悲劇的主人公，亞裡士多德的評語是："雖然不是特别的正義或善良，他的不幸卻不是他自己的'惡'導緻的，而是源于一些錯誤。"
有人将之解釋為"理性的錯誤"。亞裡士多德的說辭完滿地将《俄狄浦斯王》納入了悲劇美學的審美架構中。
西方往往以美、悲劇和崇高展現神明及命運，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論崇高與滑稽》中這樣寫道：
"在古希臘人的心目中，命運是一個仇恨人類的人，一個喜歡表現自己的威力的很有權勢的任性的人物，常常對他預先打算殺害的人說：'我就預備這樣幹，你倒試試來阻攔我'。命運也是這樣幹的，它預先宣布自己的決定，向我們證明，我們無力與它抗争，無力避開它，同時在嘲笑我們的軟弱、笨拙，想和它抗争是失敗嘗試中感到惡毒的快意。"
然而索福克勒斯的命運觀是與人類天才之歌頌交織起來的。
偉大的人類，是在生活派給他的範圍中一切物質價值和精神價值的創造者與建樹者。索福克勒斯對命運信而存疑，這一沖突不已的美學思想在《俄狄浦斯王》中表現得淋漓盡緻，包括文字的迷蹤、情節的圓形吊詭與人物的苦苦掙紮。自始至終，索福克勒斯都沒有明文表示過俄狄浦斯犯下了那份分兩次下達的神谕詛咒之罪（盡管他竭力暗示了），後世弗洛伊德假其名号而作"俄狄浦斯情結"也不過是因為劇本裡的一句慰詞"許多人都在夢中娶過他的母親"。
可即使俄狄浦斯王再不是一個無辜可憐的好人，他的身上仍然強烈地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抗争精神，哪怕抗争對象是看似虛無缥缈的命運，但他依舊是一個堅持己見、最終走向毀滅的抗争者，這個抗争過程本身是十分具有美學價值的。
抗争、行動、毀滅是西方悲劇中最重要的元素。即使他們抗争的對象是神明和命運，即使抗争是以卵擊石，為東方智者所哂笑，抗争者對待早已寫好的命運的态度也是積極的，足夠讓人淚流滿面：
——在雞蛋和堅牆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
亞裡士多德認為"悲劇是對于一個完整而且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
悲劇必須做到"有頭、有身、有尾"，整個事件"要有嚴密的組織，任何部分一經挪動或删改，就會使整體松動脫節"，這樣的藝術準則正好與我們中國古典戲曲理論中"鳳頭、豬肚、豹尾"之論不謀而合，與我們的"一人一事"論也十分接近。
而《俄狄浦斯王》在短短幾小時中濃縮了三十多年時光，并且讓忒拜王宮的前院這一狹小的舞台容納下如此廣袤的空間，全劇結構緊湊且首尾呼應，其結構與内容有一種渾成之精美，給人以由衷的美的感受。